揭露孟什维克错误，克服党内危机

列宁退出《火星报》后，孟什维克完全占据了《火星报》编辑部。从52号起，因为《火星报》成为孟什维克进行派别活动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工具，从此人们称它为新《火星报》，以此区别于列宁所领导的旧《火星报》。对于新旧《火星报》的区别，列宁作了这样的评论：旧《火星报》曾教人领会革命斗争的真理，新《火星报》却教人领会“处世妙诀”；旧《火星报》是战斗的正统派的机关报，新《火星报》使机会主义在组织上死灰复燃；旧《火星报》为机会主义者所憎恨，但这是光荣的事情，新《火星报》变得“聪明”了，以机会主义赞扬为荣；旧《火星报》言行一致，勇往直前，新《火星报》站在虚伪立场上，把《火星报》弄得面目全非。孟什维克不仅大肆宣扬错误的思想路线，而且加紧了夺取中央委员会领导权的活动。1904年夏，孟什维克又夺取了中央委员会，并在党总委员会中占居多数地位。他们四处蛊惑宣传，诽谤、中伤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试图在国内地方党组织中扩展和巩固自己的阵地。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本来，“二大”的召开，摧毁了经济主义，使党在克服小组习气、建设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方面前进了一步，但是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又使党陷于危机中，使党倒退了两步。为揭露和批判孟什维克的错误，全面阐明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本着公开性原则，1904年2月至5月间，列宁写了《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列宁详细分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前后党内斗争的全部过程，论述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政治分野的意义，阐述了布尔什维克政党的组织原则，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

首先，列宁批判了孟什维克关于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

孟什维克力图歪曲和掩盖他们和布尔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分歧，把列宁的火星报多数派在代表大会上的胜利说成是偶然的。为了让广大党员群众了解分歧的真实情况，认清斗争的意义，对党内斗争作出独立的判断，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和党的其他文件为根据，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代表大会上各派是怎样形成和演变的，令人信服地证明：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划分是社会民主党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直接的必然的继续，少数派是由党内最带机会主义性质、在理论上最不坚定和在原则上最不彻底的分子组成的，两派的意见分歧主要表现在组织问题上。列宁指出，他的主张是建立一个集中的、组织严密的、纪律严格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尔托夫要建立的则是组织涣散、没有定形、成分复杂的政党。党章第一条的争论的实质是维护与反对无产阶级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斗争。

《进一步，退两步》一书封面（1904年日内瓦版）

代表大会后，孟什维克提出自治制来对抗列宁的集中制原则，宣称党是各个自治委员会的总和，党的各个部分不应该服从整体，部分对于整体应该有自治权。他们竭力攻击集中制，把集中制说成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说它把党变成一个由中央委员会充当厂长的大工厂，把党员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他们还把少数服从多数说成是硬性压制党员的意志，把维护党的纪律说成是在党内实行“农奴制”。列宁有力地驳斥了这些谬论。列宁指出，否认局部必须服从整体，这就是无政府主义；“藐视纪律——自治制——无政府主义，这就是我们那个组织上的机会主义时而爬上时而爬下的梯子”。列宁谴责孟什维克侈谈党内民主、实则践踏党内民主的老爷式无政府主义行为。他指出，集中制不仅是严格的纪律，而且是所有党员不管其职位高低都必须遵守的统一的纪律，觉悟的工人应当“不仅要求普通党员，而且要求‘上层人物’履行党员的义务”。列宁还指出，党的联系不能用朋友关系或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信任”来维持，党的联系一定要以正式的、体现集中制原则的党章为基础，只有严格遵守这个章程，才能摆脱小组习气，摆脱小组的任意胡闹和无谓争吵。列宁主张任何一个党员或党组织有权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有权批评中央的错误，中央机关应该认真研究这些意见，应该容许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容许一定范围内的思想斗争，但决不容许用违反党性的斗争手段来破坏党的利益。列宁要求把争论的情况完全公开，主张不要隐瞒党的缺点和毛病，而要勇敢地开展自我批评并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列宁的这些论述为党提出了极其重要的党内生活准则。

其次，列宁阐明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提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它是由工人阶级中最优秀、最忠于革命事业的有觉悟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它要求每一个入党者一定要严格履行入党的组织手续，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服从党组织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形式，它与工人阶级的其他各种组织，如工会、合作社等有着严格的区别，党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其他一切组织，并通过这些组织，去团结和组织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党必须按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就是要有统一的章程、统一的领导机关，党内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统一的纪律；党必须遵守共同的党内生活准则，要勇于开展自我批评，揭露自己的缺点，任何一个党员或党的组织有权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有权批评中央的错误，中央机关应该认真研究这些意见，应该容许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容许一定范围的思想斗争，但决不容许用违反党性的斗争手段来破坏党的巩固和统一。列宁着重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当它用组织上的物质统一来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上的统一时，才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列宁批判和揭露了孟什维克及第二国际在组织问题上的错误言行。

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列宁把它作为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来考察。他指出，这种机会主义在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内都可以见到，西欧的机会主义者也是维护自治制，力图削弱党的纪律，把民主主义歪曲为无政府主义。

列宁写作《进一步，退两步》一文正是孟什维克夺取了中央机关、党内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列宁对于战胜孟什维克机会主义、克服党内危机始终充满信心。他认为，旧的顽固的小组习气压倒了还很年轻的党性，机会主义派对革命派占了优势，这只是暂时的现象，“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党的纪律，必定获得完全的胜利”。

党内激烈的斗争和撰写《进一步，退两步》所带来的劳累，使列宁的神经极度紧张，他倍感疲劳，焦躁不安，常常彻夜不眠，这迫使他不得不暂时放弃一切工作，转而去休养调适。

写完《进一步，退两步》后，列宁和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便徒步离开了日内瓦，去瑞士山中作短期旅行和静养。一路上他们总是拣最荒凉的小道走，钻到最偏僻的地方去，饱览大自然所赐予的一切。常年积雪的大山，蓝色的湖泊，奇异的瀑布，使人心旷神怡。最后，他们来到布雷河畔的一个偏僻小村子，在那里同波格丹诺夫一起商定了出版布尔什维克《前进》机关报的计划，以便为党的“三大”的召开进行新的鼓动。

山地休息回来，列宁感到犹如用清泉冲洗掉了身上的尘垢那样，刷净了心中的烦恼。他又恢复了精力、朝气和愉快的心情。他们从日内瓦的市郊搬到了离市中心较近的道维特街3号一套简朴的住宅。列宁帮房主——一位瑞士农民种菜，露天的体力劳动是列宁一种很好的休息。那儿附近有一个专供教授使用的巨大图书馆，可以看到大量的法文、德文、英文报纸和杂志，而且很少有人来干扰，工作条件十分舒适。于是，列宁登记加入了这里的读者协会，占用了整个一间房子来从事阅读和写作。他不时把双手插在背心的口袋里，在房里踱来踱去，思考着党内外的斗争，展望着即将来临的俄国革命。

“二大”后，党在危机中艰难曲折地发展着。为医治党内危机，列宁除撰写《进一步，退两步》外，还积极寻找谋求党内和平、使党健康发展的道路。

1903年11月，列宁在向中央委员会递交的一份声明中讲：他和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同志不能容忍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等人公然违背党代表大会意志的行为，不能容忍有人出于自己的目的而公然不讲信用，他的辞职是有条件的，是为了谋求党内真正的和平。之后，列宁曾提出了同孟什维克讲和的两个方案，但均未成功。

1904年1月底，列宁参加了党总委员会议。会上，列宁就恢复党内和平和召开党的三大问题进行了多次发言，要求党把党内斗争可以容许的方式和不能容许的方式区别开来。他认为只要双方在这方面能够取得协议，就足以在把彼此隔开的墙上打开缺口，从而使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现象得以逐渐消除。既然党中央发生分裂，就应该召开党的“三大”，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由于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的孟什维克缺乏解决党内纠纷的诚意，列宁的努力没有取得成功。

为改变自己在党内的不利地位，列宁认为取得孟什维克在总委员会上发言的书面材料，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批驳，是动员党内舆论、争取“三大”召开的重要条件。为此，党总委员的书记员一职由谁承担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列宁把会议纪要看成是向全党说明真理的文件。因此列宁和林格尼克坚决反对由勃鲁缅费尔德当书记员，理由是他保密观念弱，又往往不能控制感情。列宁提出挑选书记员的原则是：让一位从未参加过争执也不为另一方反对的人来当书记员。经过争论，勒柏辛斯基成为布尔什维克方面的书记员。

列宁出于和马尔托夫等人多年打交道的经验和教训，提醒勒柏辛斯基同这些人打交道时要格外当心，以免陷于他们的圈套。有一次，勒柏辛斯基把会议记录整理好后，同孟什维克方面的书记员统一过意见之后，就把厚厚的一本记录簿交给了有关人员过目、修改和补充，然后签字。当轮到马尔托夫时，马尔托夫提出把记录簿带回家去，第二天再还给勒柏辛斯基。虽然勒柏辛斯基再三要求马尔托夫当场过目和签字，但最后还是经不起马尔托夫的“信誓旦旦”而轻信了。最后马尔托夫没有把记录簿还回来，勒柏辛斯基是哑巴吃黄连，还挨了列宁一通严厉的批评。吃一堑，长一智，从此以后，勒柏辛斯基办事成熟了。

列宁多次写信给国内的中央委员会，通报总委员会会议的结果，批评个别中央委员对待孟什维克分裂行为的调和主义立场，就召开“三大”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

1904年5月，列宁总结了斗争经验，声明自己回到党总委员会工作。他认为自己退出《火星报》编辑部本来是想做些让步，集中力量巩固中央委员会这个阵地，但事与愿违，孟什维克“得陇望蜀”，在普列汉诺夫一味迁就下，孟什维克不但控制了党的机关报《火星报》，而且还控制了总委员会，进而把持了中央委员会。1904年5月26日，列宁起草了《三个中央委员的声明》，声明规定，只有在意见一致、共同署名的情况下，才能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进行活动，从而对中央委员会摆脱调和主义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1904年5月，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出版后，遭到了孟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的强烈攻击。普列汉诺夫在《火星报》著文指出，列宁出版了一本在党内的内部纠纷上会火上浇油的小册子。7月，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操纵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一些布尔什维克开除出中央，扩大孟什维克的人数，把为召开“三大”进行鼓动工作的中央南方局解散，非法地撤销了列宁的中央委员会驻国外代表的权力，而仅仅让列宁承担满足中央委员会出版需要的职务，并规定不经过“批准”，列宁无权刊印任何东西，布尔什维克的刊物不准运回俄国。

同俄国党的孟什维克相呼应，第二国际上的修正主义者和“中派”人士也急忙出来为孟什维克撑腰，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1904年5月，考茨基公开著文，支持孟什维克。一些报刊也歪曲地报道了俄国党内的斗争，号召跟走“集中制的极端”的列宁作斗争。第二国际执行局专门成立了一个仲裁委员会，想“调停”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斗争。列宁认为，接受这种“仲裁”就等于承认了第二国际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有权干涉俄国党的内部事务，因此坚决予以拒绝。普列汉诺夫还通过一些第三者“友好地”建议列宁“到美洲去躲避羞辱”。形势对于列宁更加不利。对此，列宁认为，党内发生危机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好事，因为任何一次危机都会使一部分意志薄弱、目光短浅的人垮下去，也会使一部分真正革命的人受到锻炼、考验，并成熟起来。

1904年8月，列宁在日内瓦近郊的一幢楼里组织了22个布尔什维克小组会议。会议讨论了党的危机和摆脱危机的道路问题。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全党书》。《告全党书》指出：党的统一受到严重破坏，党内斗争已经超出党性范围；组织纪律已被摧毁，严密统一的行动已成为幻想；孟什维克把党的机关报变成分裂党的阵地，企图恢复已被党否定的过时理论，使党的思想生活回到那个原则不明确、思想上动摇不定的时期；布尔什维克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护党的统一和组织联系，为了求得和平，曾不止一次地让步，而孟什维克则坚持无政府倾向，根本不考虑党内的和平和统一。最后，《告全党书》提出，结束党内危机的根本出路就是立即召开党的“三大”，号召党的各个组织为“三大”的召开而斗争，相信党无论如何会走上正确的道路。

8月之后，列宁多次召开22个布尔什维克小组会议，研究医治党内危机的具体办法。11月至12月间，在俄国南方区、高加索区、北方区等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赞同下，成立了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开展党的“三大”的实际筹备工作。列宁曾写了《关于成立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通知》。

1904年8月，列宁写信给支持他的党中央发行处主任弗·德·邦契-布鲁也维奇，提议建立布鲁也维奇和列宁出版社。出版社成立后很快出版了一批布尔什维克同志写的小册子，寄往俄国。

据办旧《火星报》的经验，列宁愈来愈感到创办布尔什维克机关报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对党内的情况概括为“没有机关报的党，没有党的机关报！”。前者指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后者指“新火星派”。为此他对于会写文章的“笔杆子”逐个衡量和考察，然后约见合适人选，商洽具体办报的细节。11月29日，列宁在日内瓦主持布尔什维克会议，会上决定出版布尔什维克报《前进报》，列宁逐一介绍了出席会议的几位编辑，然后宣读了报纸创刊号上要登的全部文章。会议最后确定了该报编委，他们是列宁、沃罗夫斯基、奥里明斯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并批准了出版《前进报》的通告。会后，大家情绪高昂，普遍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困境终于被打破了。12月24日，列宁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讲：现在我们情绪高涨，大家都拼命干……所有的多数派都空前地欢欣鼓舞。令人厌恶的无谓争吵终于被打断了，我们开始同那些愿意干事而不想胡闹的人齐心协力地工作。著作家集团的人选很强，是一些新生力量。

1905年1月4日，《前进报》创刊号在日内瓦出版，报上刊登了列宁写的《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社论）、《无产者的漂亮示威和某些知识分子的蹩脚言论》等文章。

报纸具体的编辑和组织工作由米·斯·奥里明斯基承担。列宁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在办报方针和风格方面。首先，作为机关报，《前进报》应该和党紧密相连，成为党的喉舌，成为前进道路上的一盏明灯。第二，作者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阐述问题，不要自高自大和自以为是；同时还要善于用自己的话来表达思想。在编稿过程中，列宁力求文章的思想清新且充满生气，语言生动、明快，叙述简洁、确切，标题醒目、恰当，甚至连选择字体、字号，修改校样，设计版式等细节和“小事”也不放过。他精心修改过的文章，笔迹清晰，删改符号工整，他反对那种随便“勾来改去”、潦草涂抹的行为，认为那是不尊重别人的劳动。随着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深入进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大多数地方委员会开始支持列宁关于召开党的“三大”的主张。1904年9月，国内的20个地方委员会中就有13个赞成。召开“三大”的条件逐步成熟了。1904年12月，列宁起草了《关于成立组织委员会和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定期代表大会的通知》，并分寄给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委员，后来发表在1905年3月13日的《前进报》第8号上，作为召开党的“三大”的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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