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传：历史性多数代表被捕，党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成立

1901年之后，俄国革命运动开始高涨起来，工人罢工持续不断，农民暴动接二连三。鉴于这种形势，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于1902年3月在别洛斯托克举行了代表会议，成立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但参加这次会议的大多数代表不久就被捕了。列宁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写信给萨马拉的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指示他今后的任务是为第二次代表大会做好准备，主要任务是争取各地方委员会，特别是俄国中部地区、伊万诺沃、乌拉尔和南部地区的委员会站到《火星报》这边来。1902年6月中旬，列宁写信给彼得堡的伊·伊·拉德琴柯，委托他和国内的《火星报》组织一起重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要求他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书记职务，使火星派完全领导组织委员会。

1902年8月15日，在列宁的建议下，《火星报》编辑部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火星报》俄国组织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的代表在伦敦举行了会议。列宁主持了会议，在会上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的火星派核心。同年11月14日至15日，俄国的火星派组织遵照列宁的指示，在普斯科夫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俄国《火星报》组织和“南方工人社”代表会议，会上正式成立了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其中火星派分子占绝大多数。列宁对委员会的成立很满意。

组织委员会在准备大会方面负责国内的联络工作，列宁代表《火星报》编辑部指导组织委员会的活动。尽管当时工作条件极其艰苦，还受到警察监视，但组织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使已经形成的和将要形成的团体在组织上和思想上联系起来。不久，列宁收到了叶列马从彼得堡寄来的一封信，信中提出了应当怎样组织地方工作的意见。列宁考虑着如何回这封信，后来他把这封回信写成了一本小册子，名叫《给一个同志的信，谈谈我们的组织任务》。这本小册子在组织党的事业中起了巨大作用，指导党迅速地做好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1902年12月上旬，《火星报》编辑部召开会议，讨论“二大”的议事日程问题，并拟定了大会议事日程草案。列宁在会上坚持自己提出的关于党的机关报问题应放在大会各问题之前讨论。他还提出了两个中央机关互不隶属的原则，即中央机关报是思想领导，设在国外；中央委员会是运动中直接的实际领导，设在国内。两个中央机关之间定期的和日常的接触，它们的成员可以互相参加对方的会议，有时可以补选为对方的成员。

编辑部会议后，列宁立即把拟定的“二大”十项议事日程草案通知组织委员会。草案的前五项顺序是编委会共同讨论的，后五项的顺序是列宁自己排列的。列宁要求组织委员会一定要设法让每一个委员会作出正式或书面的回答，说明是否承认组织委员会。列宁还指示组织委员会立即任命主要中心（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的组织委员会委员，要求把所有接头地点报给他，以便使所有到俄国去的党的工作人员都能服从组织委员会的指挥。

1903年5月起，为筹备“二大”，《火星报》编辑部的成员首先来到日内瓦，接着代表们也陆续到达日内瓦。日内瓦郊外列宁住的那座小房子里，挤满了来自俄国的客人。1903年5月至7月，是列宁工作最繁忙的时期。他一方面要接待前来出席“二大”的代表，同他们就代表大会议程、党纲起草、崩得派的立场及其他问题展开讨论，听取他们的意见，另一方面，他还要负责起草大会文件。这期间他起草了党章草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定期代表大会纲领》，制定了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还为代表大会起草了下列决议草案：《关于崩得在党内地位的决议草案》《关于经济斗争的决议草案》《关于5月1日的决议草案》《关于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关于游行示威的决议草案》《关于恐怖手段的决议草案》《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草案》《关于对待青年学生的态度的决议草案》《关于力量的分配的决议草案》《关于党的书刊工作的决议草案》。他还写了《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定期代表大会纲领》中第一次提出了党的领导核心的组织原则，即选出两个三人小组：三人进入中央机关报，三人进入中央委员会。

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召开党的“二大”的时机和条件终于成熟了。

1903年7月30日，代表大会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出于保密考虑，会议在一个大面粉仓库中进行，里面临时搭了一个讲坛，透光的窗户用布遮住，共有26个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的43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普列汉诺夫致开幕词，他在开幕词中说：“20年前我们还什么也不是，而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我们应该让这种自发的力量在我们的纲领、我们的策略、我们的组织中得到自觉的体现。这就是我们代表大会的任务。”

列宁坐在讲坛的一边，显得很激动，一只胳膊肘支撑在桌子上，手掌捂着额角，另一只手捏着一支铅笔，低着头在琢磨发言提纲，有时又兴奋得坐不住，转过身去与个别同志点头示意。会议根据列宁的提议，选举普列汉诺夫、列宁、马尔托夫三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否决了马尔托夫提出的由九人组成常委会的建议。列宁任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关于崩得^[5]在党内地位的问题，并要讨论和通过党的纲领、党的章程和选举党的领导机构，以及党中央机关报问题，同时听取各地方委员会的报告等。

1903年的布鲁塞尔

代表大会的召开不仅惊动了仓库中的老鼠，也惊动了警察，因为他们听见城里人都在谈论俄国革命家在召开什么秘密会议。8月5日，由于受到比利时警察的追查和干预，代表大会必须中途转移。8月11日，代表大会在伦敦继续召开。

1903年的伦敦

大会在讨论“崩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地位”时，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火星报》派坚决主张把俄国境内各民族的先进工人都团结在一个统一的集中的党内。而崩得则要求按联邦制原则建党，即要求把党建成一个按民族来团结工人的各民族组成的联盟。也就是说，用分散的民族党来替代无产阶级集中的政党。崩得分子要求，不管什么地方的犹太工人都要通过他们自己特殊的民族团体来加入党。代表大会否决了崩得提出的在建设党的问题上的民族主义原则，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崩得在党内的地位》的决议中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深信：根据联邦制原则改建犹太无产阶级和俄国无产阶级之间的组织关系，将严重地妨碍各不同种族的觉悟和俄国无产阶级之间的组织关系，将严重地妨碍各不同种族的觉悟无产者更充分地在组织上接近起来，并不可避免地会使俄国的整个无产阶级特别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因此，代表大会坚决摒弃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崩得之间有任何联邦制关系的可能，认为这是原则上不能容许的。”

大会讨论的党纲草案是由《火星报》编辑部和《曙光》杂志编辑部提出的。它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是无产阶级专政”，并确定了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但是，它遭到出席大会的经济派分子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和崩得分子的反对。他们借口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因而反对在纲领中写上无产阶级专政。马尔丁诺夫还否认党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先锋领导作用，否认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原理。列宁称他们的观点为机会主义，指出：“他们发表了已经被称为（应当称为）机会主义的见解。他们已经达到了‘推翻’贫困化理论，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步。”在讨论列宁起草的纲领的土地问题部分时也发生了争论。土地问题条文的实质是要使农民作为一个阶级起来反对农奴制残余，建立并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支持并促使农民为摆脱地主的专制压迫而斗争。崩得分子和经济派分子李伯尔、马尔丁诺夫极力反对纲领草案关于土地问题的条文，反对把土地问题列入纲领。经过激烈的斗争，大会终于通过了《火星报》编辑部提出的党纲草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光辉文献，它简练而深刻地论述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指出了无产阶级破坏旧制度、创造新世界的社会历史使命；它宣布党的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并代之以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当时第二国际各国党中唯一写上无产阶级专政要求的纲领，它是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党纲的制定，确立了党在俄国革命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思想统一奠定了基础。普列汉诺夫在对纲领的讨论进行总结时说：“我们可以带着理所当然的自豪心情说，我们通过的纲领为我们无产阶级提供了一个同敌人进行斗争的牢固而可靠的武器。”^[6]

大会在讨论第四项议程，即关于“党的中央机关报”问题时，除了“工人事业派”分子反对外，大家一致承认《火星报》是中央机关报，并肯定了《火星报》在反对机会主义、维护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在建党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和卓越的贡献。

大会在讨论第六项议程即“党的组织”议程中，讨论了列宁起草的党的章程草案。列宁向大会提出的党章草案，规定了接纳党员的手续以及组织原则。条文规定，根据代表选举制的原则召开代表大会，实行集体领导，讨论和通过决议要经过多数同意，实行地方组织在地方事务上的自治。党章草案的基础是集中制思想，它从原则上确定了解决一切组织问题的方法。除此以外，党章草案根据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处于秘密状态的特殊条件，提出了建立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两个领导机关。讨论党章的第一条文（即党员资格）时，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列宁提交代表大会的党组织章程草案的第一条文是：“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马尔托夫反对列宁提出的这个条文。他一方面认为承认党纲和在物质上帮助党是党所必需的，但又认为不应把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作为党员的必要条件。他所提出的条文是：“凡是承认党纲、并且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的，都可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虽然这两个条文在字面上的差别只是参加与不参加组织，但这里却包含着原则分歧。列宁把党看作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每个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这样既能保证全体党员都能受到党的教育和养成高度的纪律性，又能保证党对每个党员的活动进行切实的领导，使党成为无产阶级战斗的司令部，使党成为统一的整体。而马尔托夫的主张，是把一切愿意加入党的人都接受入党，不要他们参加党的组织，不用党的纪律约束他们。如列宁所说的，是要“把各色各样的人都变成党员。”按照马尔托夫的意见，实际上是把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一个成分复杂、不定型的、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的社会团体。列宁指出，马尔托夫的条文是“为一切涣散的、动摇的和机会主义的分子敞开大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1905年日内瓦版）

1902年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手稿

围绕党章第一条内容所进行的斗争，实质是关系到建立一个什么样党的问题。列宁主张建立一个集中统一、有坚强战斗力的、组织纪律严密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而马尔托夫主张的是建立一个组织涣散、成分复杂、没有定型的、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列宁的条文得到坚定的火星派分子的拥护，而马尔托夫的条文得到崩得、“经济派”及“温和的”火星派分子的拥护，在这个问题上马尔托夫的主张占了优势。代表大会以28票对22票（1票弃权）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条文。应该说，这是这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大缺陷。

在讨论党的组织章程时，还涉及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国外的组织问题。鉴于当时在国外存在着两个组织，即以“经济派”为主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和火星派的“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国外同盟”，代表大会认为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因此在党组织章程中规定：“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国外同盟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唯一的国外组织。”与此同时，还通过了关于解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的决议。对此，两个“经济派”分子，也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的代表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为了表示抗议而退出了会场。

另外，崩得分子在代表大会上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于是五名崩得分子声明退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离开了会场。

由于两名“经济派”分子和五名崩得分子退出会场，使大会发生了有利于坚定火星派的变化。大会在选举两个中央机关时（第18项议程），即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的人选问题上，列宁派获得了多数票，马尔托夫派得的是少数票。大会选举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组成《火星报》编辑部，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林格尼克、诺斯科夫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马尔托夫坚持以前《火星报》所有的老编辑——波特列索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都参加编辑部。大会否决了这个提案，于是马尔托夫拒绝担任编辑工作。

代表大会对中央机关的选举结果，使列宁的革命原则在党内得到多数的拥护。从这时起，因为拥护列宁的人在选举中央机关时获得多数，开始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的意思）；而反对列宁的则被称为孟什维克（“少数派”的意思）。这说明，在这次大会上，革命者多数派战胜了机会主义者的少数派。从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形成了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

对于党的“二大”上出现的严重分歧、激烈辩论，一些代表向列宁诉苦说，会议气氛太沉重，斗争很残酷，互相反对是非同志态度，等等，列宁作了肯定的回答：“我们的代表大会太好了！公开地、自由地斗争。各种意见都得到了发表。各种色彩都暴露出来。各种集团都显现出来。手举过了，决议通过了。一个阶段渡过了。前进吧！——这一切太好了。这才是生活。这并不是知识分子那种无休无止的讨厌的无谓口角，他们停止这种无谓口角，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解决了问题，而只是因为他们说得疲倦了……”^[7]

总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在俄共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它解决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未能解决的问题。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党的成立，也提出了党的任务。但第一次代表大会没有制定出正式的纲领和章程，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出现的是一个涣散、分裂和动摇的时期，作为一个统一组织的党实际上并不存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为党制定了纲领和组织章程，通过了一系列关于策略的决议，确立了由经过斗争锻炼的职业革命家所组成的党的领导核心。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明确规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任务和目的，关于工人阶级在当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等重要论点，就其意义来说都远远超出了俄国的范围。在当时的工人政党中，无论哪一个政党都没有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那样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纲领。在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中，明确地体现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布尔什维克派的出现，标志着布尔什维主义即列宁主义^[8]的诞生。正如列宁所说：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列宁是布尔什维克派的首领。列宁从19世纪末参加工人运动以来就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俄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进而把马克思主义同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工人运动相结合。他在同沙皇专制制度、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不仅恢复了被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所阉割了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而且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制定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创造性地解决了俄国革命中的动力问题、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问题，把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列宁主义阶段。列宁主义从孕育到诞生、成长和成熟有一个过程。列宁主义的形成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党的“二大”以后，以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为首的孟什维克不甘心在“二大”上所遭到的失败，不顾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劝告，拒绝以任何方式参加《火星报》的工作，他们为改变党的最高机构的人选制订斗争计划，出版和散发一些秘密刊物，并到各地方委员会游说，讲他们之所以牢骚满腹的原因是列宁等人“欺侮了他们”，攻击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机械的镇压”党员意志，党员必须遵守党纪党规是在党内建立“农奴制”，等等。但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是赞成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是支持列宁的。

为保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团结，列宁准备在不违背原则的基础上，对马尔托夫等人做些让步。中央委员诺斯科夫向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提出，在保证《火星报》编委有两人参加党总委员会、其中一人属于布尔什维克的条件下，主张补选上原《火星报》的四名编委。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没有反对，他们认为照老样子总比分裂好。但这方案一提出，就被马尔托夫等人拒绝了。

列宁试图跟马尔托夫取得一致的意见，他给波特列索夫写了一封信，使他相信没有必要分裂。10月4日，列宁、普列汉诺夫和林格尼克一起再次同马尔托夫等四位老编委就共同在中央机关报工作的条件举行谈判，但毫无结果。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代表《火星报》编辑部邀请这四名老编委撰稿，又遭拒绝。6日，列宁又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信给马尔托夫等四人和托洛茨基，建议他们参加《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工作。他写道：“敬爱的同志们：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不得不对你们拒绝参加《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工作一事正式表示惋惜。虽然我们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刚一闭幕立刻就邀请你们，之后又多次邀请你们参加工作，可是我们始终没有从你们那里收到任何一篇作品。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声明，它认为你们拒绝参加工作丝毫不是编辑部方面引起的。任何一种个人意气，当然都不应该成为你们参加党中央机关报工作的障碍。如果你们拒绝参加工作是由于你们和我们之间有某种意见分歧，那我们认为详细说明这种意见分歧对于党是非常有好处的。不但如此，我们认为最好是尽快地在我们编辑的刊物上向全党讲清楚这些意见分歧的性质和深度。”

列宁得到不足三行字的回信，信中声明自《火星报》转入新编辑部手中之时，他们便不再参加该报的任何工作。马尔托夫还单独给《火星报》编辑部复了一封长信，信中他特别声明，他认为用不着再和他们协商在一个机关报共同工作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写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致孟什维克反对派领袖书的草稿，号召他们履行党员义务，并停止对中央机关报的抵制，建议向全体党员说明原则上的分歧。

列宁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分裂，他开始不相信会没有办法。他认为，撕毁代表大会决议，拿着党的工作冒险，拿着刚刚建成的党的战斗力冒险，纯粹是一种愚蠢的行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后来他清楚地看到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了。

孟什维克根本没有和好的愿望，他们激烈地攻击代表大会所批准的中央机关的成员，要求调换中央机关的成员，他们不但想把《火星报》的编辑大权拿到自己手里，还想控制党中央委员会。他们用“集团”的名义同中央委员林格尼克谈话，使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委托中央委员会分配党的人力和经费的决议化为乌有。

参加“二大”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先后回俄国了，而孟什维克的代表留在国外的较多。每一个来到国外的人都成了孟什维克“纠缠”和“引诱”的对象。唐恩和马尔托夫下最大的功夫使人们相信，党面临分裂危险的不幸事件是列宁引起的。而列宁对这些从国内来的同志说，要他们自己去弄清分歧的实质。在国外，孟什维克的拥护者增多了，它的影响也扩大了。他们决定召开“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的代表大会，听取“同盟”出席“二大”上代表列宁的报告，以便打击布尔什维克。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是列宁在1901年10月为反对经济派而发起成立的，它包括《火星报》《曙光》杂志组织的国外部分，以及“劳动解放社”在内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当时同盟理事会在日内瓦的理事有捷依奇、李维诺夫、克鲁普斯卡娅。孟什维克分子捷依奇竭力主张召开同盟代表大会，而李维诺夫和克鲁普斯卡娅反对召开。捷依奇想起了理事会的理事还有住在柏朗的韦切斯洛夫和住在巴黎的列切曾，他们虽已不直接参加同盟理事的工作了，但还未正式宣布退出理事会。捷依奇把他们邀请来进行表决，他们赞成召开代表大会。

1903年10月26日至30日，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代表大会在日内瓦召开了。列宁骑自行车去参加代表大会的途中，由于路上思考问题，撞到了电车上，眼眶被撞伤，还碰坏了手和腰。他勉强到医生那里治疗包扎了一下，当他赶到会场时，已经迟到了。会议开得十分激烈。列宁作了很长的论据充分的报告，当他总结第二次代表大会出现的一切意见分歧的时候，会议达到了高潮。列宁的演说越深刻，越有说服力，孟什维克就越狂怒。马尔托夫暴跳如雷，他用力喊叫：“撒谎！”并用拳头击打桌子。孟什维克的其他人也附和着。终于，马尔托夫喊得声嘶力竭，瘫倒在座椅上时，普列汉诺夫清楚地高声说道：“马尔托夫，你发脾气，就是你不对！”马尔托夫气坏了，他马上跳起来，攻击普列汉诺夫。这时有人要求休会。在吵闹的时候，列宁泰然站着，理着缚在眼睛上的绷带。会场肃静之后，列宁说，不能把喊叫和谩骂当作意见和证据。他建议将全部问题都讨论一下，权衡一下。

由于代表中孟什维克占绝对优势，所以大会在孟什维克操纵下，很容易地通过了有利于孟什维克的同盟章程。这个章程把同盟变成了孟什维克的堡垒。章程规定同盟有自己的出版社，使得同盟能脱离党中央的领导而独立存在。列宁三次发言反对同盟的章程，他强调，同盟章程未经中央委员会批准不能生效。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对孟什维克这一粗暴而又违反党章的行为提出抗议。林格尼克也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要求改变章程，但同盟不服这个要求。于是林格尼克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国外同盟应该解散，这是孟什维克分子没有料到的。所有的孟什维克分子都从座位上跳起来，跺着脚，敲着桌子，做手势，发狂地跑到布尔什维克面前，用拳头威胁人。列宁心平气和地对布尔什维克说，这太妙了，现在全党很快就知道，谁破坏中央的工作，谁破坏党的纪律和谁搞垮党。布尔什维克代表于10月30日，也就是同盟代表大会闭幕的那天，退出了大会。

大会闭幕后的两个晚上，列宁等11位布尔什维克同盟成员在一家咖啡馆开会，商讨下一步对付孟什维克破坏党的团结的行动。这时，普列汉诺夫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说神经经不起孟什维克的吵闹，应当让步。他改变了原先补选两名孟什维克进《火星报》编辑部的主意，退回到无条件地补选四名孟什维克进《火星报》编辑部的方案。他提出，如果不把《火星报》四名旧编委补选上，党就会分裂为两半。他一再声明，宁肯自杀，也不愿意分裂。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不同意普列汉诺夫的意见。11月1日清早，列宁在林格尼克、加尔佩林的陪同下，再次同普列汉诺夫谈话，劝他不要向马尔托夫分子让步。但普列汉诺夫不听，仍决定向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做最大限度的让步。他还向列宁声明，如果不按他的意见办，他就准备辞职，退出《火星报》编辑部和党总委员会。列宁对普列汉诺夫这种以向机会主义者妥协让步来求得党的团结与统一的做法，既惋惜又气愤，心情十分沉痛。他给普列汉诺夫写了一封信，他写道：“我非常非常了解您要向马尔托夫派让步的动机和想法。但是我深信，在目前让步是最下策，它的后果很可能是引起风波和吵闹，而不是和马尔托夫派斗争。这不是奇谈怪论。”他恳求普列汉诺夫，“为了统一，为了巩固，请您不要承担这一责任，不要离开，不要把一切交给马尔托夫派。”

列宁清醒地看到，普列汉诺夫不会放弃他的立场。于是列宁做好了和他决裂的准备。列宁写了《关于辞去党总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委员的职务的声明》，并把它交给了普列汉诺夫。列宁在声明的附言中指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拒绝用自己的工作给新的党中央机关以力所能及的支持。为了留有余地，列宁要求普列汉诺夫不要立即在党报上公布自己的辞职声明。

普列汉诺夫准备和孟什维克谈判，接受孟什维克派提出的讲和条件。列宁看到普列汉诺夫对孟什维克做出原则性让步，将会给党造成严重后果。他立即给在国内基辅的党中央委员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写信，说明普列汉诺夫已转到孟什维克一边。他写道：“我恳求你无论如何要想尽一切办法和波利斯（弗·亚·诺斯科夫）一块来，并事先征得其他人的同意。你知道，我在党内事务上阅历较多，因而我可以肯定地说，任何拖延，稍微的迟缓和动摇，都有使党毁灭的危险。详细情况大概会有人告诉你。问题的中心是，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争吵之后，普列汉诺夫突然转变了，这样就使我、库尔茨（林格尼克）和我们大家万分尴尬。现在他（没有我们参加）去和马尔托夫分子讲价钱了。马尔托夫分子看到他害怕分裂，就加一倍甚至加三倍地提出要求，不仅要求六个人，而且要求接受他们的人到中央委员会（还没有说出人数和人名），接受他们的两个人到总委员会，还要求否认中央委员会在同盟中的行动（这些行动都是完全得到普列汉诺夫的同意的）。普列汉诺夫太害怕分裂和斗争了！情况坏透了，敌人欢天喜地、蛮横无理，我们的人全都大为愤怒。普列汉诺夫威胁要马上抛掉一切，而且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再说一遍，无论如何你必须来一趟。”

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和诺斯科夫接到列宁的信，很快来到日内瓦。普列汉诺夫为了给马尔托夫分子补选进党的总委员会创造条件，建议列宁劝告加尔佩林退出党总委员会，并声称，否则他——普列汉诺夫将保留“完全的行动自由”。列宁于11月6日给普列汉诺夫写信说，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这一点。普列汉诺夫所谓的完全的行动自由，那就不排除他把编辑部交给马尔托夫派，因此列宁决定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一切正式关系和全部材料交给普列汉诺夫。但是，列宁为了党内和平所作的这些让步，却没换得任何和平。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派更加嚣张了。普列汉诺夫更加坚持让加尔佩林退出党总委员会，以便给孟什维克腾出位置。列宁起初坚决反对，但加尔佩林自己劝列宁同意他辞职，列宁对这个新让步犹豫了很久。那天晚上，他和加尔佩林、克鲁普斯卡娅在汹涌的日内瓦湖岸边散步，最后，列宁决定同意加尔佩林退出党总委员会。

由于普列汉诺夫背叛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于11月1日宣布退出《火星报》编辑部，并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自己的声明。11月29日，列宁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推荐，代表中央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

11月20日，普列汉诺夫在《火星报》52号上发表了机会主义著作《不该这么办？》，它的基本思想是，认为在政策方面不应当采取太激烈不让步的莽撞的态度；认为有时为了避免分裂，对修正主义者以及对无政府主义者实行让步，是必要的。

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在这个时期发表的这篇文章，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马尔托夫分子钻进编辑部的唯一的入场券，有两个口号——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特别鲜明地印在这个入场券上。他形象地讽刺说，普列汉诺夫在这篇文章里对自己的编辑部新同事发出请帖——先生们，请进来吧，我们会用温和的手段杀死你们的。列宁称普列汉诺夫的《不该这么办？》为划时代文章，是一块界碑，它标志着普列汉诺夫一生政治活动历程由此开始堕落到机会主义阵营中去了。

为了回答普列汉诺夫《不该这么办？》一文，列宁给《火星报》编辑部写了信，全文刊登在《火星报》12月8日的第53号上。他在信中指出，全党必须有系统地、循序渐进地和坚定不移地培养称职的中央机关干部，对每个准备担任高级职位的候选人的全部活动了如指掌，甚至熟悉他们的个人特点，他们的优缺点，他们的成功和“失败”。对于党的政治活动家的活动应该拿出来让大家评论评论，必须克服认为这是一种“侮辱”的不妥当的错觉。只有这样，才能使全体党的工作人员有机会了解自己的领袖，并且把每一个领袖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党的领导干部要光明磊落，不仅不该向党隐瞒，而且不要向群众隐瞒党内产生和发展的分裂，不隐瞒造成分裂的原因的任何情况和事件。要在党的机关报上辟出一定的篇幅，让大家交换意见。要光明正大，要让党知道一切，要让它得到全部的、真正全部的材料来估量所有一切分歧，要更加相信党的全体工作人员的独立判断能力。党的领导要和平待人，善于让步。把一群患有毛病的社会民主党人骂得一钱不值或者开除出党，是愚蠢的。列宁强调指出，开诚布公是避免可能避免的分裂和把已经不可避免的分裂带来的危害减少到最小程度的最妥善和唯一可靠的方法。

从1900年底至1903年9月，除领导和编辑《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外，列宁还写了近百篇文章。其中有的发表在《火星报》和《曙光》杂志上，有的是《火星报》编辑部以专刊、小册子形式出版的，有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同盟”以小册子形式出版的，有的发表在《大学生报》上。另外，还有大量的书信和少数未发表的文章也成为珍贵的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