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杨扣留蒋介石，停内战抗日，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

张学良是国民党政府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九一八事变时，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受到全国人民的指责。热河失守后，被迫去职出国考察。1935年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东北军广大官兵流落关内，背井离乡，身受家乡沦陷的痛苦，迫切要求打回老家去，不愿同主张抗日的红军作战。这种情绪对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产生了影响。东北籍进步人士杜重远等也对张学良做了不少工作。

杨虎城（1893－1949年），又名虎臣，陕西蒲城人。当时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领袖。他曾结识进步人士杜斌丞、共产党人魏野畴等人，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1927年国共分裂后，他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九一八事变后他多次请缨抗日，都被蒋介石拒绝。对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极为不满。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被蒋介石调到陕甘一带进攻红军，屡受重创，又遭蒋介石的冷遇。

张学良（左）将军与杨虎城将军（右）

张学良、杨虎城逐渐认识到“剿共”没有出路，只有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才能救亡图存。中国共产党对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采取争取与团结的政策。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专门做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20位红军将领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抗日反蒋是东北军唯一的出路，表示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愿意首先同东北军实行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分别与张学良、杨虎城就联合抗日问题多次商谈。

2月，中共代表与杨虎城达成初步协议：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第十七路军达成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三、第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2—3月间，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两次会见张学良，商谈合作抗日。

3月16日，中共中央在山西石楼召开会议，听取了李克农的汇报，决定派周恩来、李克农为全权代表，到东北军驻地陕西肤施（延安）和张学良会谈。

4月9日，周恩来和张学良在肤施一座教堂中秘密会谈。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赞成中共组织国防政府、组织抗日联军等意见，赞成红军集中河北抗日。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正处在歧路上，虽不会彻底抗战，但有可能争取与其合作。蒋介石错在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要做艰苦工作扭转他。张学良主张，共产党在外面逼，他在里面劝，促使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走上抗日的道路。周恩来表示愿把这些意见带回去，提请中共中央郑重考虑后再作答复。双方还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通商、互派常驻代表等事项。这次会谈是促使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重要一步。1936年上半年，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与红军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

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放弃反蒋口号，实行“逼蒋抗日”方针。

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函请张学良转达蒋介石，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但蒋介石仍继续坚持反共内战政策，于10月22日到西安分别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宣布进一步“剿共”的计划，令张、杨向红军进攻。同时调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部署在以河南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准备开入陕甘地区。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再次到西安“督剿”，以临潼华清池为“行辕”，胁迫张学良、杨虎城执行进剿红军的命令，否则即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分别调往福建、安徽，由中央军进驻陕甘。张学良、杨虎城连续向蒋介石反复进谏，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都遭到蒋介石的严词训斥。12月7日，张学良再次到华清池向蒋介石进谏，痛陈利害，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遭蒋严词拒绝。

12月9日，西安1万多名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1周年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遭军警镇压。学生们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蒋闻讯，即打电话命令张学良加以制止，并声言学生不服从，就“格杀勿论”。张学良急忙赶上学生队伍进行劝阻。请愿学生悲愤陈词，使张学良甚为感动，表示一星期之内以事实答复学生的要求。当晚，张学良向蒋介石反映学生的要求，并再次陈述自己的主张，受到重斥。张学良别无他法，于是与杨虎城秘密商定发动兵谏。

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派兵包围了华清池。蒋介石在睡梦中听到枪声，仓皇爬上骊山，藏在半山腰一块大石头后面的乱草丛中，被东北军战士捉下山来，护送到西安城内新城大楼。第十七路军在城内同时行动，迅速解除蒋系军警武装，拘押了正在西安待命的陈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继承、陈调元等10余名高级军政要员。张学良、杨虎城随即通电全国，说明发动兵谏的意图在于抗日救国，对蒋介石本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提出8项政治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采取了一系列军政措施：作出防御中央军进攻的部署，令驻陕甘宁边区各部队火速向西安集中，原有防务交红军接替；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所有“剿共”工作全部停止，成立以张学良、杨虎城为正副主任委员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主持西北军政事务；设立幕僚机构设计委员会和参谋团，分别负责研究政治、军事方面的重要问题；改组陕西省政府，任命原西安绥靖公署总参议王一山暂代陕西省政府主席；组织抗日援军第一团，以孙蔚如、王以哲为正副军团长；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以王炳南为主任委员；释放政治犯；封存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所银行在西安储备的银元1500余万元。

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引起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响。各界群众同声称快，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行动，纷纷要求严惩蒋介石。不少人担心内战再来，忧心忡忡。一些知名的爱国人士如宋庆龄、李济深、马相伯等，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避免发生内战，一致抗日。在国民党内部，以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力主“讨伐”，借机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开始时这一派占优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军事委员会会议由副委员长冯玉祥及常务委员负责；指挥调动军队由何应钦负责。接着，南京政府明令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准备进攻西安，并派飞机轰炸西安附近的渭南、富平、三原县城和赤水车站。以宋子文、宋美龄（1897年生，海南文昌人，蒋介石夫人）、孔祥熙为代表的亲英美，反对立即“讨伐”，主张营救蒋介石。这一派很快占据上风，遂采用“正面处置严正，营救则多方运用”的原则，积极活动。孔样熙、宋美龄委托与蒋介石、张学良都有私交的澳大利亚人威廉·亨利·端纳（1875－1946年）去西安探明情况，沟通关系，居中调解。各地方实力派由于各自的处境，对西安事变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和四川的刘湘，支持张、杨的抗日救国主张，认为事变应政治解决，以保全御侮救国的实力。绥远的傅作义准备居中调停放蒋，并与张、杨商讨抗日援绥办法。山西的阎锡山先是责问张、杨，后派代表到西安，打算调停南京与西安方面的争执，并要求将蒋介石移太原。冀察的宋哲元频频表示拥护南京当局，对张、杨的抗日救国主张没有表示明确态度，及至和平解决的前景已渐明朗，他与山东的韩复榘通电主张保证蒋的安全，事变应谋求政治解决。国民党内部的分歧，反映了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本要求南京政府绝对不能与张学良、杨虎城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企图利用讨伐张、杨，挑起中国大规模的内战，以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英、美担心亲日派掌权，损害其在华利益，主张蒋介石与张、杨妥协，并表示愿意进行调解。

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前没有与闻此事。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方面的意见。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经过反复研究和慎重考虑，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2月17日，应张学良电邀，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抵西安同张学良会谈。张学良表示，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周恩来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保证蒋的安全，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望。双方商定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延安）、庆阳一带接防；红军加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双方还商定了同宋子文谈判的5项条件：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敌；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12月18日，周恩来与杨虎城商谈，说明逼蒋抗日的可能性及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国民党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将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第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表示，如国民党能实现上述要求，蒋介石的安全自由当不成问题。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西安事变后的国内外局势，指出事变发展有两种前途：或者爆发新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或者结束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早日实现，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迅速地建立起来，这是全国人民和抗日救国的各党各派各军各界所拥护的。会议确定了争取实现后一个前途的基本方针。会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对西安事变通电》，建议南京和西安双方军队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联军暂止于陕西境内，由南京当局召集有各党各派代表参加的和平会议，讨论国策，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同时，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方面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三、给张学良、杨虎城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其抗日主张。四、切实准备在“讨伐军”进攻时给其以严重打击，促其反省，并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爆发。

12月20日，中共中央接共产国际来电，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这和中共所确定的方针是一致的。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无意加害蒋介石，并希望和平解决这次事变的态度后，派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等于12月22日飞抵西安进行谈判。12月23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张学良、杨虎城代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与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举行谈判。周恩来提出6项条件：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兵至潼关外。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允许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张学良、杨虎城同意以此为基础谈判。宋子文表示个人同意，答应转达给蒋介石。接着，双方就停止内战、撤兵、组织过渡政府、释放爱国领袖、放蒋等问题进行讨论。

12月24日，宋子文、宋美龄对谈及的问题作了承诺：一、由孔祥熙、宋子文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二、中央军撤兵并调离西北，宋子文、宋美龄负绝对责任。三、蒋介石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四、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学良手接济红军。抗战发动后，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五、开放政权，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六、分批释放政治犯。七、抗战发动后，共产党公开。八、联俄，与英、美、法联络。九、蒋回京后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职。十、宋表示要中共做他抗日反亲日派的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当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向他说明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及西安方面的意图。蒋介石作了3点表示：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红抗日的条件。

12月25日，张学良没有通知周恩来，就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第二天，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刻扣留了张学良。此后，张学良长期在软禁中生活。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内战危险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坚定而细致地进行工作，终于基本保持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至此，内战基本结束，促成了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