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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索马里海盗问题根源及发展的客观因素

【摘要】:[17]孤立地看待和分析索马里海盗问题,难以全面把握其成因,索马里海盗的形成与发展还受到多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发生在索马里海域的暴力、扣留或掠夺等袭击行为,大多处于属于索马里管辖范围之内的领海或领陆,因此不能适用国际法对海盗行为的界定。主观因素是海盗问题存在的“土壤”,客观因素是海盗问题发展的“催化剂”。在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索马里海盗逐渐发展和壮大,亚丁湾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海盗活动最猖獗的地区之一。

海盗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海上安全问题,它与全球政治大气候以及地区政治小气候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全球或当地社会整体安全,海盗自然也成不了大气候,反之亦然。[17]孤立地看待和分析索马里海盗问题,难以全面把握其成因,索马里海盗的形成与发展还受到多种客观因素的影响。

(一)殖民遗留问题是海盗产生的历史祸源

在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而陆上资源却较为匮乏的索马里半岛上,从旧石器时代起就已有原始居民。公元12—16世纪,索马里境内出现了泽拉、依法特等穆斯林城邦。索马里在13世纪时曾建立过封建帝国。从1840年开始,英、意等殖民主义者相继侵入和瓜分索马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索马里形成了五个殖民区域,即英属索马里、意属索马里、法属索马里、现在肯尼亚北部的索马里人居住区和现在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殖民地国家纷纷开展了民族独立运动。1960年,英属索马里和意属索马里先后宣告独立,并于同年7月1日合并为索马里共和国(Somali Republic)。独立之后,民族主义情绪令很多人念念不忘在这两国的“自古以来就是索马里的神圣领土”,要打仗的左翼少壮军人在1969年10月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此后的索马里在前苏联、以色列等外国势力的介入下形成了军阀割据,部族纷争不断,一幅刀光血影笼罩的局面,民生状况不断恶化。[18]可见,除了疯狂掠夺当地自然资源外,殖民主义者并没有为索马里的现代民主政体留下更多的发展空间。相反他们根据自身利益,确定势力范围,人为划定疆界,给索马里留下无尽的争端隐患。例如,如今隶属于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地区,依然在不断刺激着两国的民间对立情绪。[19]国家的混乱和居民的极度贫困是殖民主义种下的祸根,也是产生海盗这一极端犯罪团伙的祸源。

(二)外国渔船的大肆掠夺催生了索马里的“海盗业”

索马里拥有非洲最长的海岸线渔业资源丰富,但由于内战频发,其沿海地区无人管理,一些国家如法国、西班牙等的渔船进入索马里海域从事非法捕鱼,使这一海域的渔业资源流失非常厉害。2006年索马里渔民曾向联合国投诉,外国渔船趁索马里内乱之机在索马里海域大肆捕鱼,并经常招募索马里武装分子威胁当地渔民,严重损害了索马里传统的捕鱼业。但尽管一再申诉,联合国却不愿采取行动。[20]此外,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欧洲、美洲和亚洲的船运公司同索马里的政客和军阀头目签订了倾倒协议,将索马里海岸(包括领海和专属经济区)作为倾倒有毒垃圾的场所。索马里内战开始后,这种行为更是变本加厉。2005年源起亚洲的海啸激起的巨浪波及非洲东海岸,将成吨的放射性废弃物和有毒的化学物质从索马里海域海底卷到岸上,好几万索马里人因接触这些有毒物质染病,导致约300人死亡。[21]受害者向联合国投诉,联合国起初也进行了调查,但尽管证据充足,调查却中断了,也没有赔偿及任何清理措施。

投诉无门的索马里渔民们只好自己武装起来,向这些捕鱼船索取“捕鱼税”。这种自主管理海域的出发点情有可原。然而事与愿违的是,这些武装起来的索马里人变得越来越贪婪,他们开始把所有船只当做攻击目标,绑架船员,勒索赎金,一些索马里过渡政府的成员也被卷了进来,将海盗行业变成了保证他们奢华生活的赚钱产业。一位海盗头目为他们的行为辩护说这是“对近20年来向这一海域倾倒有毒垃圾作出的反应,索马里海岸都被破坏了,和有毒垃圾所造成的危害比起来,这点赎金根本不算什么”。[22]

(三)美国以“反恐”为由的干涉使索马里海盗卷土重来

索马里海盗活动的死灰复燃与美国以“反恐”的名义对索马里局势的介入也不无关系。在索马里过渡政府成立前,索马里海域还相对平静。当时,索马里教派反政府武装“伊斯兰法院联盟”控制索马里中南部地区,该组织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来制约海盗行为,并出动部队清缴海盗在陆地上的据点,其严厉的打击行动曾使得当地海盗一度偃旗息鼓。[23]但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将“反恐”的触角延伸至非洲大陆。2006年10月,布什政府怀疑该组织与“基地”组织有染而授意埃塞俄比亚出兵索马里,帮助过渡政府击溃了“伊斯兰法院联盟”,后者则与其他一些反政府武装一起在索境内展开了游击战。美国支持的索马里过渡政府并不能有效掌控住国内局势,除疲于应付首都摩加迪沙以及过渡议会驻地拜多阿等少数几个重要城镇的袭击事件外,根本无力顾及其他地区,这使得索马里海盗的各支武装力量继续作为一种“自然”的存在,甚至某些海盗组织还暗中得到了过渡政府中一些派系的支持,使其作案时更加有恃无恐。[24]海盗有了卷土重来的机会,从2007年起再度活跃起来。

(四)法律法规不健全使海盗有机可乘

出于维护公海自由原则与现代国家领海主权的双重考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海盗行为的发生地点限定在公海和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地方,而将发生在国家司法管辖范围之内的非法暴力或扣留活动界定为“海上武装抢劫”,并将其交由沿海国自行处理。发生在索马里海域的暴力、扣留或掠夺等袭击行为,大多处于属于索马里管辖范围之内的领海或领陆,因此不能适用国际法对海盗行为的界定。有管辖权的索马里过渡政府孱弱不堪,既无力制止海盗行为的发生,也无力在其沿岸水域进行必要的领海护持任务。此外,对海盗犯罪的惩治同样需要依法而为,但目前有些国家对海盗罪没有作出专门的规定,实践中,往往根据行为的具体情况确定罪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索马里海盗采取更为有力的国际行动,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导致索马里海盗未受惩处即被释放。[25]

总之,索马里海盗问题的凸显和发展不是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主观因素是海盗问题存在的“土壤”,客观因素是海盗问题发展的“催化剂”。在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索马里海盗逐渐发展和壮大,亚丁湾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海盗活动最猖獗的地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