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火熔金：三星堆冶炼解说

如果说三星堆的玉石器群的发现已令世人瞩目，那么，三星堆青铜器群轰轰烈烈地横空出世，则令世界震惊。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什么是青铜？青铜，是指红铜和其他化学元素的合金，如铜与锡的合金叫锡青铜，铜与铅的合金为铅青铜，其他还有铅锡青铜、镍青铜、磷青铜等等。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古称金或吉金，其合金成分是锡青铜和铅锡青铜。三星堆的青铜器以铅锡青铜这种三元合金构成的青铜器最多。通过对三星堆青铜器合金成分金相分析我们发现，三星堆青铜器大部分含铅量较高，青铜器含铅量高有助于浇铸时增加铜的流动性，使器物的制作更加精致。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距今4000年前夏代的文物，中国青铜时代最光辉灿烂的时期则是商周时期，尤其是商代后期的各类青铜器最为壮观、最有气势、最具魅力，而三星堆的青铜器正是这一时期中国西南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

陶坩埚

青铜器到底是怎么做成的呢？青铜与玉的材质不同，所以制作时不是在常温下雕琢，而是高温浇铸。制作青铜器首先需要采矿，三星堆铜器的铜料可能来自四川会理及云南东川一带。古蜀人炼铜的矿石以自然铜和兰铜矿为主，这与中原青铜时代以孔雀石为铜矿料有区别。其次是还有运输、提炼、熔化、浇铸等一系列程序。所以青铜器的铸造是当时最高生产力水平的体现。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一个陶制坩埚，高约20厘米，壁厚3厘米，外部有明显焚烧的痕迹，可能是当时用来盛装青铜溶液一种冶铜工具。从出土的青铜人头像中残存的泥芯和青铜人头像顶部的范线足以证明三星堆青铜器已经使用了范铸法。范铸法是商周时代最先采用的，是应用最广的青铜器铸造法。

青铜人头像（残破）

为了让您对古代青铜器的冶铸过程有一个直观的了解，我们就以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头像为例介绍一下古代青铜器浇铸流程：第一步是制模，先用特制的泥做成人头模型，这个特制的泥就是指陶土。陶土的黏土含量比较多，混以烧土粉、炭末、草料或者其他有机物，并掌握好调配泥料时的含水量，让它有较低的收缩率与适宜的透气性，以便在塑成后避免因为干燥、焙烧而发生龟裂现象。陶模的表面还必须细腻、坚实，这样方便在上面雕刻纹饰。泥做的人头像在塑成后，还要让它在室温中逐渐干燥，纹饰要在其干到适当的硬度时雕刻。凹陷部分直接从泥模上刻出，凸起部分则另外制好后贴在泥模表面。泥模制成后，必须入窑焙烧成陶模，然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翻范了。第二步，制范。制范也要选用和制备适当的泥料。其主要成分是泥土和砂。一般说来，范的黏土含量多些，锌则含砂量多些，颗粒较粗。且在二者之中还拌有植物质，比如草木屑，以减少收缩，利于透气性。范的泥土制备须极细致，要经过晾晒、破碎、分筛、混匀，并加入适当的水分，将之和成软硬适度的泥土，再经过反复摔打、揉搓，还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浸润，使之定性。这样做好的泥料在翻范时才得心应手。将调和均匀的细质泥料紧紧地按贴在泥模表面，拍打后使泥模的外形和纹饰反印在泥片上，中间可以加些细沙隔离以防止模型和外范粘在一起。第三步为合范，将翻好的泥片划成数块，取下后烧成陶质，这样的范坚硬不易变形，称为陶范。将陶范拼合形成人头像的外腔，称为外范。外范制成后，将翻范用的泥模均匀削去一薄层，制成人头像的内表面，称为内范，内范的制作可以选用一根划有刻度的竹片之类的东西在上面均匀地划上些小方块，然后将这些厚度一致的小方块削去，这样就可以将人头像的厚度控制好了。将内外范合成一体，内外范之间削出的空隙即为铜液留存的地方，两者的间距就是青铜器的厚度。第四步为浇注，将铜液注入陶范。待铜液凝固后，将内外陶范打碎，取出所铸的青铜人头像。传统的范铸法只能铸造一件青铜器，因此不可能存在两件一模一样的青铜器。第五步为打磨和整修。刚铸好的青铜人头像，表面粗糙，线条也不清晰，需要经过打磨整修，一件精致的青铜人头像就诞生了。由此看来，一件青铜器的完成需要耐心和毅力。古蜀先民们就是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孜孜以求。这份古朴，使人敬仰；这份虔诚，令人折服；这份执着，催人奋进。

三星堆青铜器制作工艺（以青铜人头像为例）

青铜器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三星堆青铜器则是古代科技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我们来看看这些小件青铜器。

铜牌饰共发现了4件。其中一件出土于遗址以西的高坪乡机砖厂，其余三件都是出土于遗址中心区的真武仓包包祭祀坑。三星堆铜牌饰是一种承载信仰、具有礼仪或宗教性质的专用装饰品。其中一件铜牌饰长13.8厘米，宽5.2－5.6厘米，厚0.1厘米。铜牌微凸，为上宽下窄的长方形，上边平直，下边圆凸，像一个盾牌的样子，牌的两侧有对称的两对半圆形穿纽。牌面有树状几何形图案，中央笔直的主干即是“树干”，上、中、下部各有1对斜出的“枝杈”，枝杈间有4个成对的“果子”相连，枝干上有12个“叶芽”。在牌饰的空隙中还嵌有绿松石碎片。从总体上看，主干、圆圈、分枝的布局情况，也可看作是一个变形的兽面纹，不过它是用圆圈和枝杈来代表嘴、眼、眉、角等部分。此牌正面有细线织物印痕，背面有竹编印纹痕迹，表明它是捆系组装在织物上的一种特殊饰件。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铜牌饰

还有一件铜牌饰，长14厘米，宽4.9－5.6厘米，厚0.2厘米。器身修长，呈圆角长方形，身侧也有两组对称的半圆形穿纽。牌面为镂空花纹，纹饰中未锒嵌绿松石。图案中心为一主干，两侧有5对10个“S”形的镂孔，空隙处饰20个三角形镂孔和4个弯月状镂孔，整个画面完全图案化了，不过仍可隐约看出它是从兽面纹变化而来的一些痕迹。这种图案上的兽面纹，可能只具有象征意义了。当然，这些看似平凡的铜牌饰来自很久远的时代，它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最具典型性的铜器——铜牌饰很相似。有学者推测三星堆铜牌饰的年代大约于夏代晚期到商代前期。只是三星堆出土的铜牌饰，总体上都表现出一种图案化简单化的趋势，这种现象可能是表明盛行于中原夏代的这种器物的特征、用法和文化内涵虽然继续存在，但已经逐渐被淡化了。

三星堆出土的铜铃集录

三星堆出土的铜铃共有43件，分9种类型。有的花蕊铃像一朵盛开的喇叭花，四色花瓣上满饰联珠纹，以花蕊做铃舌，铃舌下端仍为花蕊形，造型优美、设计巧妙。鹰形铃像一只蹲状的鹰，凶猛的形象却做得非常可爱，尖尖的钩喙，圆睁的大眼，铃舌做成獠牙状，显示出动静结合、虚实相生的韵味，十分生动有趣。鸟头上有一个环钮，钮上套有“8”字形链环，估计是用来悬挂在神树上的。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一阵清风吹过，这些铜铃叮咚作响，铃声与铃型相配，传递着一种“鸟语花香”的情趣，足见古蜀人的匠心。还有带挂架的铜铃素面无纹饰，正面呈梯形，两侧有翼。铃顶部设有悬挂铃舌的扁孔，铃舌已经没有保存下来。铃顶部挂钮与挂架由一“8”字形链环相套接。从挂架所铸的数个链环扣看，很可能原来是数条“8”字形链环共套于挂钮，总体呈倒锥形连接挂架与铜铃。还有兽面纹铜铃，造型为一只怪兽的头部，两个眼角下垂，口中六枚方齿毕露，最下面的两枚獠牙交合在一起，看起来凶猛异常。还有一件兽面纹铜铃，正面呈梯形，横断面呈长椭圆形，两侧铸有宽而薄的翼，铃的两面都用兽面纹做装饰，并用朱砂填涂，体积虽小，却不乏凌厉威严之感，原来的视觉效果当更为强烈。与形制相近的素面铃相比较，这种特别增加兽面的铜铃除体现装饰性美感外，是否还会有等级标志、使用归属等其他意义，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铜挂饰

此外，还有铜挂饰112件。其中，铜圆形挂饰30件，龟背形挂饰32件，扇贝形挂饰48件，箕形挂饰2件。我们来欣赏一下：圆形铜挂饰，中间隆起，上面装饰有“共目”兽面纹，圆形的下面有两只凤鸟，一只残缺，另一只弯嘴长尾，身上有羽纹。扇贝形铜挂饰，整个挂饰平面呈椭圆形，圆弧形的脊棱非常像昆虫的羽翅，上面还满饰三角目云纹。古人可能是从某种昆虫的外部形态上得到启发，用抽象的手法把它表达出来。可见古人具有极强的观察能力和艺术创造力。从出土情况得知，这一大批铜铃、铜挂饰是和铜挂架组合在一起使用的。组合的形式为：铃挂架中央悬挂铜铃，挂饰则悬挂在挂架架圈的挂钮上。每个挂架上悬挂相同的挂饰。有学者推测，这些配置成套的铜挂架、铜铃及挂饰，可能大多是青铜神树上悬挂的装饰物。也有人认为铜铃可能是三星堆时期的乐器，因为这当中保存较完好的18件可以测出音高，不少器物的音色还清脆悦耳。不过，无论这些铜铃挂饰有何用途，它们的变幻多样、工艺精巧都彰显出了古蜀工匠无穷的想象力和非凡的创造力。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铜戈、铜璋、铜虎形器、铜怪兽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群颇为壮观宏伟，这其中也不乏玲珑韵致的佳作。前面我们见过玉戈、玉璋，这里有一些铜戈、铜璋。三星堆出土的铜戈共有61件，这些铜戈呈细长的等腰三角形，两侧有锯齿或连弧状的刃口。从这些铜戈呈薄片不具杀伤力来看，可能是仿兵器制成的礼仪用品，用于宗教活动中的仪仗物，类似于我们舞台表演中使用的道具，这种铜戈目前仅见于三星堆。还有铜璋，长仅14.2厘米，却造型奇特，颇为罕见。它的器身呈拐折状，顶端分丫开叉，一侧有弯钩，柄部如同“S”形，整个器形看上去就像刚刚破土而出的禾芽，充满蓬勃的朝气。另外，铜虎形器的虎身做成了圆圈形并站在一圆圈底座上，昂首竖尾，张着血盆大口，一副残忍凶猛的姿态。它的用途不是很明确，估计圆形中空的虎身内原来套有某种器物。也有学者认为，铜虎呲牙咧嘴的神态和同坑出土的一件铜跪坐人像极为相似，推测人像可能是置放在虎身的圆圈上配合使用的。还有一件铜怪兽仅高4厘米，长7.8厘米，头像鹿，鹿角已经残断，腰身细长，蹄似马蹄，却又有一上一下的两条鸟尾似的尾巴，不知是何种动物。此外还有一些铜瑗和戚形方孔璧，可能也是一种祭祀礼器。

在这个单元中我们看到的这些青铜器都比较零散，它们大多都属于一些大型青铜器上脱落或尚未组合的附件，有很多造型甚至不能准确地叫出名字，但是却如此琳琅满目，五花八门，真是三星堆青铜器当中的一道风景线。

在三星堆出土的金属文物中还有一道更为灿烂的风景线——金器。中国早期的金器较多地出现于商代，商代中国南、北两大地域的金器各成系统，南方金器则以三星堆金器为突出代表，其制金工艺在中国同期文明中最为杰出。三星堆金器共出土数十件，总重量在900克以上，成形的金器无论数量还是种类都远远超过同时期中原地区，而且工艺技术方面也显示出了更突出的进步性。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饰

三星堆金器原料可能来自四川西南地区的大渡河、雅砻江流域广泛分布的金矿。三星堆金器大多数属金银二元合金，含金量普遍在85%左右，相当于现在的18K金甚至还高一些，在当时能够提炼并做出含金量如此高的金器，可见其冶炼技术的高超。三星堆的金器制作体现了锤拓、模压、粘贴、錾刻、镂空等技术为主的工艺特点，其铸造过程大致为：采用原始的方法淘洗砂金，再使用熔融法冶炼成合金，经人工捶打和碾压而成金皮、金带、金箔等之后再制作成型。在一号坑里就出土有金料块，两面平整，略呈长方形，侧面还留有“浇口帽”，可见这是经过集合小粒自然金熔铸加工而成的金料块。三星堆出土的小型金箔饰件占了大多数，制作方法是采用纯金皮捶锻成金箔后再剪切成形。并且所有金箔饰件在制作完成后，还经过了抛光处理，虽经几千年的泥土掩埋，仍耀眼夺目，光彩依旧。有一件金箔四叉形饰，它是用长方形金箔錾成尖角四叉形饰，就像四座起伏相连的山峰，可能是粘贴在其他器物上的饰件。一件金虎形饰，采用模压的方法遍体压印“目”字形斑纹。金虎昂头张口，仿佛正在咆哮山林。它的身体呈半圆形，眼部镂空，前足伸，后足蹲，尾巴上卷，似乎正在奔跑，形象极为生动传神，说明古蜀人对虎的观察相当仔细，而且虎在他们心目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还有一种金箔鱼形饰，共出土19件，器身细长，即像鱼又像柳叶，上面还錾刻有十分规整、细如发丝的叶脉纹和刺点纹，显示出独特的装饰效果。有一件金箔璋形饰，跟前面的鱼形璋外形相似，一端分丫开叉，形状很像牙璋。我们看到三星堆的各形各式的金箔饰件形体都很细小，可能不是单独使用的饰件，因为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金箔饰件上都留有小孔，估计是作为系挂使用的，据此推测，这些小金箔饰件应该是附着在其他器物上的饰品。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面罩与世界古代文明中的金面罩

在三星堆众多的黄金制品中，金面罩可以说是其中最为璀璨夺目的。金面罩共出土6件，除2件单个的金面罩，另有4件戴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单个的金面罩出土时皱成一团，有的已经残破断裂，但我们还能看出它的形貌是鼻部呈三角形凸起，双眉双眼镂空；面罩周围向内折起像是有意团过边的。从形状大小和制作工艺来看，它与金面铜头像上的金面罩模样相同，估计这些金面罩还是有相应的青铜人头像相配。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这些金面罩它们应各自归于哪位铜头像“主人”所有了。金面罩是用金皮锤拓而成，依头像造型上齐额，下包颏，两边罩耳，耳垂穿孔，眼、眉镂空露出。世界上最早的金面罩发现于叙利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在乌鲁克文化期娜娜女神庙的大理石头像上，曾覆有金箔或铜箔，西亚艺术中的许多雕像都饰有金箔。埃及的金面罩是图坦卡蒙王陵内的葬殓面具，希腊迈锡尼国王头上也有金面罩。三星堆出土的金面罩与古希腊、古埃及等地区的金面罩外形很相似，据此可以推测商代中国西南地区与古代中、西亚地区之间已存在文化交流，古蜀人吸收、改造外来文化并加以创新。不论中西方，用珍贵的黄金贴在神像脸部，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更可能是体现了人们对神灵的崇敬之情。

在三星堆出土的黄金制品中，最富有特色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一号坑的金杖。黄金历来都是珍贵的，由于其特殊的质地和开采量的限制，因而有着高昂的价值。在三千多年前黄金还相当稀少的情况下，古代蜀人就制作了如此非同凡响的金杖，堪称无与伦比的绝世珍宝。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及金杖图案线描图

金杖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重量约463克，含金量高达90%。从杖内存有炭化的木渣来看，推测是把金条锤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这是目前在我国夏商周三代考古中发现的器形最大的金器。在金杖的一端，有一段长46厘米的图案，图案是用双勾手法雕刻而成，使线条两侧下凹中部凸出，虽线条纤细却格外醒目，很具立体感，显示了相当高超的工艺制作水平。图案上下各一组，两组图案间用两条平行线作间隔。下方为两个头戴五齿高冠、耳戴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笑容可掬；另外两组为两头相向的鸟，上方是两背相对的鱼，在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叠压着一支箭状物。这幅图案可能是古蜀人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记录的金杖产生的原因或归属。那么，这幅“图语”该怎么解释？是古蜀图腾、族徽，是蜀王借以通神通天的法器，是以鱼鸟为祖神崇拜的两个部族结盟即鱼凫的产物，抑或箭状物不是箭而是“穗形物”，表现从渔猎业向农业社会的转型过渡期……目前在学术界尚无定论。但是，不管对图案怎么解释，金杖极有可能就是古蜀国政权的最高象征物，是表明王权、神权，以及经济、社会财富和垄断权的标志，也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标志，是古蜀国政教合一体制下的“王者之器”。这跟中原王朝用九鼎、玉玺来代表权力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商周考古成果表明，中原王朝用杖的习俗从周朝开始，《礼记》和《吕氏春秋》中都谈到用杖之事，但是都是王朝授予70岁以上退休的大夫的。三星堆金杖作为权杖在目前中国考古史上还是首例。以杖来代表权力，这在古埃及、古印度、地中海、两河流域一带倒是比比皆是的现象。三星堆金杖的出土，对探究古蜀文明与域外文明的关系，就显得弥足珍贵。

三星堆文明与同时期世界诸大文明的交流是渐进的，时间是漫长的，是长达十几个世纪的交融和浸润。各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互动的，它们出于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需要，从本文明实际出发，对所接触的文明取长补短。透过三星堆的金杖为首的这批古蜀金器，我们看到的三星堆文明是开放包容的，她就像广阔的海洋，吸收着世界各地的先进文明因素，并且融入自己的理念，最终形成这段独具特色，但更为丰富、精致、辉煌的先进文明。三星堆文明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将永远彪炳于史册。

在这个单元中，我们主要了解的是三星堆古蜀国在冶金领域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可以说，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群不仅恢弘大气，蔚为壮观，而且精美怪诞，神秘莫测，令世界瞩目。为什么三星堆青铜器能让世界的目光在此聚焦？我们认为正是缘于它的与众不同。我国各地都有出土青铜器，大致分为炊食器、酒器、乐器、兵器等，形状上以容器为常见。而三星堆的青铜器主要分为青铜人像和动植物造型两类，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风格。三星堆造型唯美独特，内涵深邃丰富的青铜器，诸如青铜雕像群、青铜神树等在全国范围内都是首次见到，很难将其归入其中任何一类，因此它们不仅丰富了中国青铜器的内容，同时在青铜器的类型学上也向人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另外，从制作过程来看，这两类铜器都十分复杂、困难，这也再次说明了三星堆古蜀国先进、一流的青铜冶铸技术。从艺术价值看，三星堆青铜器的造型丰富、形式多样，具有很高的艺术观赏价值和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