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影视：生活诗学与图景

黄勇军　龚　力

“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是现代社会中无数人理想的生活状态，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提速、经济的迅猛发展与城市化脚步的加快，现代性的另一面孔——人际关系的冷漠与疏离及由此造成的精神危机也在不断滋长。现代化的“冷漠”样貌却与“诗意栖居”的美好愿景背道而驰，令人感叹“田园将芜胡不归”。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湖南卫视精准把脉时代症候打造了一款“归园田居”式的真人秀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为困顿于当下的现代人找寻心灵的家园。

麦克卢汉指出，媒介即人的延伸。电视媒介通过信息网络的建立与传播，为焦虑、孤独却无力改变生活现状的都市人筑造了一种“影像的社区”，使现代性所裹挟的压力、失落等负面情绪得以通过媒介获得投射性的缓解释放。2017年1月初，《向往的生活》在湖南卫视与芒果TV播出的“前传”中指出，据《职场人生活状态调查报告》（2016）显示，现代职场人“向往的生活”是“远离喧嚣，避开拥挤的人流，呼吸自然的空气，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向往的生活》在播出之后迅速引起观众的热烈关注与高度认同，正是通过电视综艺节目的形式打开了通往“诗意栖居”空间的通道。有别于文化类综艺节目《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等，亦不同于竞技类综艺节目《奔跑吧》《密室大逃脱》等，《向往的生活》既无恢宏的文化主题，亦无扣人心弦的叙事规程，而是凭借在平凡的生活中追求诗意这一理想，通过电视媒介为观众具象呈现日常生活的诗学，以“日常生活”为创作美学追求的综艺实践，是对“生活诗学”做出的影像阐释。

生活诗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已然不是歌德所称的“灰色”的理论，而是“常青”的生命之“金树”，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与生活实践。^[1]《向往的生活》正是以生活实践为审美对象，通过生活诗学式的态度谱写生活的节奏与韵律。生活诗学理论认为，诗人不仅仅是用文字写诗的人，更应该是用生命实践来写诗的人，前者可以称为“文本诗人”，后者则是“生命诗人”。从广义上讲，《向往的生活》的主创人员均可视作荧屏生活中的“生命诗人”，该节目的“主人”黄磊、何炅、刘宪华、彭昱畅等以一种“秀”的形式进行着他们的生活诗学实践，立足于普通个体的生存经验和存在境遇，最终目标是追求生活的艺术化。在这一过程中，“突出那些看似琐碎、惯常的世俗生活对于个体生存的重要意义，揭示日常经验内部所蕴藏的各种微妙繁富的生命镜像。”^[2]

《向往的生活》以生活诗学为内蕴之精神哲思，试图在庸常平实的生活中呈现令人向往的一面，并以此作为美学追求，以日常生活的物质需要、感官满足等形而下的“世俗欲求”进行审美建构，亦正如黄磊在节目中感慨“这辈子忙活的就是口饭”。生活——尤其是形而下的世俗生活——作为一种最贴近受众的主题，消解了以往综艺节目宏大叙事的审美距离，使之与受众建立了某种亲缘关系。正如别林斯基所言：“我们所要求的不是生活的理想而是生活本身，按照它本来的样子。它坏也罢，好也罢，我们不愿把它美化，因为我们认为在诗的表现里，生活无论好坏，都同样的美，因为它是真实的，哪里有真实，哪里也就有诗。”^[3]尽管事实上，这种“真实生活”的展现带有某种理想主义的色彩。

《向往的生活》首季第一期以“前传”的方式解释了何炅三人前往田园的因果始末，主持人的“归隐”参照了阮籍的魏晋风度或陶潜的出世理想人格，是中国式“归隐”的历史依据，也是生活诗学东方式书写的文化根基，呈现给观众的是一幅“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理想式生活图景。正是这一诗化营造，激发了荧屏前广大观众的潜在憧憬与心驰神往。而生活诗学作为一种态度，又作为一种方法论，既可用以阐释包括社会文化乃至艺术创作等宏大问题，也可阐释或解读具体的节目文本。波德维尔指出，“传统诗学在任何媒介领域都根据三种研究对象做出区分：主题学（Thematics）、宏观形态以及风格论”，即“主题—形式—风格”的分析框架。^[4]笔者在此借用波德维尔这一框架对《向往的生活》进行分析。

20世纪60年代，“表现的诗学”将文本的主题视为一种“深层结构”，而这种深层结构在经历了各种变形之后，作为文本的表层式样被有形化。《向往的生活》播出的前三季总体上围绕都市人“向往的生活”展演，每一季均有贯穿始终的主题作为文本的“深层结构”起着统筹与协调的作用。第一季的主题为“远离喧嚣”，通过嘉宾的介入将主题的内涵转化为具体的生活情景，主持人与嘉宾们以自身经验为基础获得思考生活或人生的空间与氛围，反过来又呼应文本内部的“深层结构”。第二季的主题转为“三农”新政策，即更多地通过“归园田居”的机会关注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为国家农村经济的发展助力。让主持人在完成第一季农村生活的建置后开始进行农业劳作、农副产品的生产，使其能够实现在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相较于第一季的理想化，第二季更侧重于务实化，同时在实用性主题下更凸显一种个性化的存在，这正与生活诗学所提出的“日常生活是每个人生存于世的‘舞台’”相符。第三季主题是对乡村社区的田野调查，在主题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由个人如何持续“归园田居”到人类学视角下群体如何向上发展。第三季在经历了前两季的相对“出世”后，又逐渐“入世”与现代化接轨，渗透着对生活、人生乃至当下社会的热切希望与勃勃兴致。概括而言，生活诗学有“关爱生命—积极生活—感悟存在”三大主题，《向往的生活》也正是从第一季到第三季表达着以上三个方面的观点，将生活诗学的蕴涵内蕴于影像文本之中。

诗学的第二个领域体现在宏观形态/形式方面，对于电影电视等影像文本则主要是对其叙事的研究分析。《向往的生活》作为节目类的“慢综艺”在叙事方面表现为生活化的“慢叙事”，文本的叙事更多的是融入一种修辞之中。从第一季宋丹丹与巴图母子到访“围桌夜话”慢慢享受田园生活的宁静到第三季吴亦凡、容祖儿、陈乔恩等做客“蘑菇屋”在晚饭时刻谈笑风生闲话家常，摄像机在这一过程中始终扮演记录者角色，伴随着欢歌笑语任时间静静地流淌。餐桌作为汇聚亲人的黏合剂在中国家庭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功能，为促进亲人情感构建交互平台。每一期节目隐含的叙事主线便是“吃”，而晚餐时刻几乎成为叙事的重心与高潮。中国的文化结构侧重于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来体现自身的存在，以对他人的价值来印证自己的价值，而“吃”便是体现自己之于他人的最好道具。在遵循“吃”这一主线前提下，所有故事又因不同嘉宾的特点而自由发散，形成一种自由、轻松、闲适的叙事风格。《向往的生活》有别于竞技类综艺的“结果导向”模式，建构了一种“过程导向”的综艺实践。观众在缓慢的品味过程中，其情感体验与主持人及嘉宾达到无隙“缝合”，如同身临其境感悟精神家园的时光流逝，在荧屏中重构自己心中的“向往的生活”。与此同时，慢节奏的观看达到“叙事时间”近乎等同于“生活时间”的心理效果，这与观众所处的现实的快节奏情境形成鲜明对比，观众在经历了一天快节奏的奔波与劳作后，仿佛回到了栖居的家园、诗意的空间。“慢叙事”达到了休憩舒缓的效果，同时发散的、联想的弱关联性叙事逻辑又使得节目宛如一首清扬优美的抒情写意诗。

“风格论是诗学三脚架的第三条腿”，对于影像作品则集中讨论“视觉的式样化模式——场面调度、景别、构图、剪辑，以及摄影机的运动等”。^[5]《向往的生活》在拍摄风格上主要采用伪纪录片的拍摄方式，多运用全景、远景展现客观的人物关系、环境关系等，既形成一种现场记录的旁观窥视感，也为观众营造了真实生活的形态质感。摄影机多采用固定机位，能够保证记录的全方位呈现，同时丰富的镜头在原生态画面呈现的基础上避免了观看过程的单调性。在用光方面，多采用逆光拍摄，运用虚焦与浅景深营造出一种“小清新”的效果，如对“蘑菇屋”室内外环境的拍摄符合田园的视觉感受，呈现出观众心目中理想栖居地的图景。镜头语言则以广角镜头为主，小景深的画面效果营造出视觉感官上的诗意氛围。后期剪辑是该节目制作的一大特色，舍弃华丽的后期特效而采用繁复可爱的“微表情”，增加了画面的趣味性，柔化了人物情绪，饱满了人物关系。同时，对于物件、动物等也添加了一些拟人化的修饰元素以呼应节目内容，如给狗、羊、鸭等做上表情配合叙事，强化营造节目的生动效果，再现一种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精神。后期“视觉元素+文案+音效”的花字在丰富节目内容、提升节目趣味的同时不仅让视听效果锦上添花，还使得镜头下看似静水深流般平淡无奇的庸常生活变得更有意蕴而显诗意化。以上因素合力形成了该节目清爽简洁却又跌宕多姿的影像风范，也与节目表达的主题风格高度契合。

城市发展的背面总伴随着无言的叹息，理性的功能划分打破了作为集体存在的人类生存方式，为碎片化的现代生活所困扰的都市人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无根”状态，转而热切期盼回归到“整体”之中，寄望使漂泊的身心归属至心灵的家园。在现代社会中，家庭深层次地同经济、文化、历史等相勾连，映射出人类共同体内部“权力”的运作机理。^[6]《向往的生活》正是通过综艺节目的机制再次聚拢了碎片化散落生存的个体，使得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生产方式继大规模机器生产导致家庭作坊瓦解之后又一次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向往的生活》把以家庭为中心凝结的回归作为一种生活诗学的理念具象化为所有人为了一餐一饮共同协力劳作，类似于集体主义时期的“大锅饭”或早期农耕家庭生活。节目几位固定主持人的设置实际上也是模仿传统家庭结构，尽管考虑到诸方面因素第一季、第二季节目主持人均为男性，但在节目中主要负责做饭的黄磊扮演了家庭中母亲的角色，何炅则承担了父亲的角色，年轻一辈的明星刘宪华、彭昱畅则充当的是儿子的角色，第三季张子枫的加入则扮演了女儿的角色。节目组塑造的这一家庭核心的组合结构，表达了中国文化“家”的观念，对于日渐淡漠的当代家庭关系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节目也直接传递或强调了中国文化家本位思想，如何炅教会刘宪华“三人缺少一个就不是向往的生活”的观点，这隐喻性地强调家庭的完整观。又如黄磊与王中磊对往昔两家相邻相伴生活的追忆，体现出过去人们关系的紧密相连与今昔渐趋疏远的差异，“我们在一起，就是向往的生活”成为节目的引领性精神指向。

然而，《向往的生活》又并非一种乌托邦式的纯然“诗意栖居”的生活，其在主题上紧扣时代主旨，从《职场人生活状态调查报告》到“三农”新政策再到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无不关联着社会现实、国情政策、乡村发展等诸多方面。这一“归隐”生活更多的是形式上的回归，在精神上却已植入了现代人格与传统人文理念。如节目中主人们对每一位嘉宾的待客礼仪，凸显了中国礼仪之邦的风貌，黄磊在节目中谈到的“稳定的人生观”也正是源于中国文化“超稳定”结构的深层内涵与文化潜意识。主持人们在节目中与邻居、商贩等的融洽相处、互帮互助，体现出中国乡土社会“人情磁力场”的运作肌理。从这一意义上考察，《向往的生活》所回归的并非一种理想化的乌托邦，而是由都市的“方形处世”退回到早期中国“圆形处世”的“人情味”场域，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黏度与亲和度，而不全然是农居生活本身。货币除了造成人与人、人与物的疏离之外，它还造成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疏离，《向往的生活》有意将现代货币机制替换为“以物易物”的原生态交换，建构一种回归原始本真的劳动成果分配模式。如第一季以玉米、瓜子作为“硬通货”，第二季要求生产农副产品自给自足，第三季则是以劳动来补偿消耗的物品，这些方式替代了以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功能，消解了货币的符号意义。第二季、第三季的规则所表达出“自力更生，劳动所得”的价值观念，体现了中国古代质朴的按劳分配观与人生态度。而属于现代人格的“按劳分配”经济制度亦是这一早期文化精髓的延伸，体现出中国人集体的勤劳品格与精神智慧，同时也因此造就了《向往的生活》在诗意的形式与追求下对传统精神的植入与把握。

电视对于观众而言是以一种镜像的方式复刻或临摹“客观的现实生活”与对“可能的现实生活”的想象与期待，相异于现实空间的荧屏空间作为一种异托邦式的存在，表达了同一时间中文化空间存在的现实多样性。从《向往的生活》三季的主题来看，第一季农夫篇确立了类乌托邦的主体建构，作为“农夫”的现代人组成了中国化的“小布尔乔亚式”家庭回归于田园，围绕“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的生活主题确定生存规则，建构价值体系。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成为中国人心目中“诗意栖居”的典范。在第一季类乌托邦主体确立的基础上，后两季则是主体在类乌托邦内所展开的空间叙事。第二季、第三季分别为江南篇与湘西篇。“江南”在中国文化谱系中作为一种人杰地灵、山清水秀的意象而存在，是结合具体的中国文化语境的产物。中国人对于江南总是充满了别样想象，“江南”成为人们心驰神往的人间天堂，这“人间天堂”便正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乌托邦。而湘西则同样是带有中国式乌托邦色彩的地域，无论是奇异的自然景观还是神秘的人文风情都使得湘西成为人们“赋魅”的幻化对象、“诗意栖居”的寄宿场域。而在影像创作中的江南与湘西则更是由于镜头的重组与再塑形成了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诗意空间。可以说，《向往的生活》中的世外桃源是内嵌于异托邦的“类乌托邦”。这双重的空间间隔，使以“蘑菇屋”为代表的诗化意象被镜像反复折回，永远在对岸，观众只能通过荧屏中对诗意化空间的某种可能性的呈现完成想象性的缝合。也正基于此，这种想象性被赋予了创造性、超越性，因而具有了诗意——一种“生活中的诗意”或“平凡中的神奇”。

《向往的生活》中的超然世外桃源与传统文化的当下肌理以一种自反性嵌套的方式存在，这种“嵌套”作为一种文化底色，一方面引发观众的集体认同，另一方面符合其由所处时代而形成的现代中国人格的价值取向与生活经验及找寻心灵家园的慰藉，因而从这一角度而言，该节目的营造是非常成功的。《向往的生活》既是一种机制上的诗意，又是一种理念上的诗意，而非乌托邦的超越现存秩序。早在20世纪80年代，众多作家就表现出一种“人本主义”的生活诗学观，认为“日常生活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审美领域。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无数个体的人组成的，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取决于每个个体生活的丰富性，尤其是日常生活的丰富性”。^[7]这种生活诗学观是对文学作品中宏大生活的过度专注的纠正，而这种强调微观生活的展现也成为《向往的生活》的生活诗学理念。生活诗学强调将整体性作为一种内在精神，把特殊性作为人生存于世的立足点，可见该节目所嵌套的文化底色并不影响其生活诗学的表达。

学者张公善认为：“文明人所犯下的罪行，是人类作为文明人的代价。我们所要做的是减小这种文明的代价，而不是抛弃文明复归远古的自然人时代。虽说历史可以重演过去的一幕，但人类绝不会回到过去的蛮荒时代。”^[8]《向往的生活》告诉我们，对于“诗意栖居”的追求，在于无论遭遇什么样的生活，都能够报以最大限度的诗意情感与诗意态度，寻求一种超越庸常现实的可能性。“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荷尔德林这句诗揭示了栖居的本质，也批判了现代生活的非诗意性，表达出人类超越功利、回归自然的美好生活愿景。《向往的生活》正是以这一“诗化”理念为指导针对现代都市人心理需求开出的一剂良药，从而建构起中国式的“诗意栖居”图景。

（作者黄勇军系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龚力系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广播电视专业硕士研究生）

[1]歌德 . 浮士德［M］. 郭沫若，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95-96.

[2]洪治纲 . 论日常生活诗学的重构［J］. 文学评论，2018（4）：132-141.

[3]朱光潜 . 西方美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531.

[4]波德维尔 . 电影诗学［M］. 张锦，译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8.

[5]波德维尔 . 电影诗学［M］. 张锦，译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0.

[6]吴冠军 . 家庭结构的政治哲学考察——论精神分析对政治哲学一个被忽视的贡献［J］. 哲学研究，2018（4）：93-102.

[7]洪治纲 . 论日常生活诗学的重构［J］. 文学评论，2018（4）：132-141.

[8]张公善 . 批判与救赎——从存在论美学到生活诗学［D］. 杭州：浙江大学，20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