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类综艺节目高品质发展的思考与图景

杨乘虎

2018年，九档中国电视原创节目集中亮相戛纳电视节，极大地激励和鼓舞了中国电视人。历经多年海外电视节目模式的输入，中国电视节目模式第一次整装出发走向世界舞台。其中，以《国家宝藏》《朗读者》《经典咏流传》为代表的文化类综艺节目，因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文化魅力，备受全球电视市场瞩目。2019年，《国家宝藏》与《朗读者》率先实现中国模式的海外输出。文化类综艺节目不仅在国内赢得了口碑，创造了收视热潮与文化景观，有力提升了主流电视媒体的传播力、竞争力和影响力，而且成为中国电视参与国际竞争、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代表，成为展示中国电视节目原创力与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中国电视历经60余年的发展，为何文化类综艺节目能够后来居上，成为中国模式走向世界的先行者？在新时代的发展语境与新媒体的竞争格局下，文化类综艺节目如何面对观众的审美疲劳、收视下降，节目的盈利不足、创新乏力等一系列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求证与思考，构成了本文的起点。

追根溯源，具有较为完整的节目模式要素与特点的电视文化类节目亮相新世纪以来，逐渐形成了三种风格鲜明的生产与传播形态。

第一，以讲坛类节目为主要载体，以知识传播为主导，最典型的是《百家讲坛》（2001年开播，中央电视台）。讲座式的语言表达、历史揭秘的故事讲述，构成了历史人文知识电视传播的基本形态，也由此培育了易中天、于丹、阎崇年、王立群等一批具有较高关注度的电视文化名人，家喻户晓。

第二，以纪录片为主要形态，具有典型的文化传播特点，以《探索·发现》（2001年开播，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纪实影像的表达，承载起对历史文化风貌、现实人文景观的再现与表现，非虚构主导的叙事形态、故事化的讲述方式，赋予了电视文化传播引人入胜的风格调性。

第三，以综艺节目形态为基础，借助综艺节目丰富多样的场景舞美设计，通过戏剧小品、音乐展演等多元艺术手段，展示诗词、书信、文博等更为具象、直观的文化内容，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打造了文化风采与神韵独具的文化综艺类节目，也培育了康震、蒙曼、郦波等一批新型的电视文化名家，广为人知。

通过2015—2018年国家广电总局创新推优节目榜单，大致可以看出文化类综艺节目快速发展的粗略轨迹。2015年，仅有《我是先生》（山东卫视）、《诗歌之王》（四川卫视）两档文化类节目入围。2016年则出现了《我有传家宝》（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中央电视台）、《传承者》（北京卫视）、《中华文明之美》（湖南卫视）、《开卷有理》（内蒙古卫视）等多档节目。2017年总量增加到八档，出现了《朗读者》（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中央电视台）等“现象级”爆款节目，还有《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中央电视台）、《非凡匠心第一季》（北京卫视）、《喝彩中华》（东方卫视）、《阅读·阅美》（江苏卫视）、《国学小名士》（山东卫视）等。2018年数量上继续维持高位，《经典咏流传》（中央电视台）、《赢在博物馆》（中央电视台）、《同一堂课》（浙江卫视）、《大戏台》（甘肃卫视）、《诗意中国》（深圳卫视）、《一起传承吧》（北京卫视）、《国家宝藏第二季》（中央电视台）、《上新了·故宫》（北京卫视）、《一本好书》（江苏卫视）。电视热播带动了网络平台的跟进，网络文化类综艺节目《博物馆奇妙夜第二季》《见字如面第二季》《国风美少年》等也在2018年推出。

2018年是文化类综艺节目播出量最大的年份，登陆各大卫视与视频网站的节目多达数十部，同比增幅明显。体量与收视效果最明显的，依然是中央电视台制作的现象级“综N代”节目，如《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经典咏流传》《朗读者》等。应该说，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升温与崛起，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综合影响所致。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和国家广电总局《关于把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办成讲导向、有文化的传播平台的通知》，以及2018年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的通知》等政策性意见，“公益、文化、原创”节目作为大力扶持的重点，从导向、内容、时段等多个方面，为文化类综艺节目的涌现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堪称近年来政策发挥有效引导功能的成功案例。以此为契机，收视市场调节的积极转向与主动适应，为文化类综艺节目的落地营造了有利的市场环境，推动了市场发挥优胜劣汰、精选打造头部文化类综艺节目的杠杆作用。

十余年来，曾有大量域外综艺节目模式被引入中国并加以本土化改造，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文化类综艺节目充分探索了“文化+综艺”的多种可能性。如以诗词节目《中国诗词大会》为代表的“文化+益智游戏”模式，百人团闯关展现诗词记忆容量；文博节目《国家宝藏》采用的“文化+戏剧小品”模式，戏剧场景讲述馆藏珍稀文物前世今生的传奇故事；音乐传唱节目《经典咏流传》创造的“文化+音乐展演”模式，用流行音乐唱响中华文化诗词歌赋经典；文化情感节目《朗读者》提供的“文化+语言表达”模式，借助声音讲述字里行间的人生故事。此外，还有《上新了·故宫》开创的“文化+文创设计”模式，《国风美少年》推出的“文化+普通人选秀”模式……类型叠加与多元探索，赋予了文化类综艺节目新颖多变的荧屏形象。

通过各种网络平台，文化类综艺节目以富有内涵的文化主题、易于参与的话题讨论，实现了较好的跨屏传播和全媒体联动，造就了颇具效应的电视与网络良性互动的文化景观。比如《朗读者》朗读亭引发的线上线下的“声场效应”，《经典咏流传》经典与流行互相激发所产生的“召唤效应”，《国家宝藏》文物流传前世今生互相讲述的“互文效应”，这些都赋予了抽象、理性、枯燥的人文史实与文明史观以鲜活的质感，令人印象深刻，极大地调动与集聚了年轻受众的注意力。尤其是90后、00后的代际人群，更加主动地使用弹幕、贴吧等互动评议方式，参与到文化类综艺节目“网红”效应的生成中，实现了主流文化产品与主流媒体受众的精准对接，对于传播中华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心理与情感认同。

但是，在充分肯定与积极评价创新成果的同时也必须看到，文化类综艺节目在内容构成、形式设计、收视份额、盈利能力等方面，还存在不容忽视的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尤其是在“综N代”的竞争格局中，文化类综艺节目的总体竞争力、传播力和影响力还有待强化与提升。

首先，内容构成的扁平化。现今已有的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内容构成，比较集中地聚焦在诗词赏析、书信朗读、文博鉴赏三大领域。虽然这些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但是，对于文学性的内容、主题、体量的过于偏重，会使节目显得扁平化有余、立体感与丰富性不足，仍限于冰山一角，不足以体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和丰富多彩。

其次，形式设计的同质化。综观目前采用的节目样态，主要体现为戏剧小品表演、有声语言朗读、音乐演唱三种方式。不可否认，无论是戏剧的场景化与矛盾冲突，还是声情并茂的诵读、各种音乐风格与诗词的对接等，其创意之初无不是令人兴奋与期待的，但是首创、首发的新颖度与新鲜感，如果被同类节目快速复制，如果在自身迭代中未能持续创新，那么，观众的获得感与满足感就会逐渐下滑。

再次，感官体验的豪华化。应用人工智能、全息影像等最新数字成像技术，依靠大演播室与重装备打造的视听盛宴，也是当前文化类综艺节目的一大特点。为了不断强化视听体验的美感与愉悦度，各档节目纷纷在豪华视觉系统的工艺呈现上展开竞争，导致各档节目制作成本不断抬高。

最后，角色人设的明星化。由于文化类综艺节目的热点效应，所以在各个层级的电视荧屏上，原先奔跑在各类游戏、竞技、才艺与亲子活动中的明星们，纷纷转战文化类综艺节目领域，不是吟诵诗篇就是和诗为歌，或者情深谊长地朗读。有限的明星资源，难免在不同的节目中出现“撞脸”和重复；过度依赖明星，则进一步加剧了现有节目的表演意味。

总之，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文化类综艺节目所释放的创新效应令人瞩目，但是，面向未来的发展更令人期待。为了解决存在的问题与短板，更好地满足受众需求，更加积极地扮演电视创新引擎的角色，文化类综艺节目以什么样的观念与路径实现从量变到质变，探索高品质发展途径，是关乎中国电视文化责任与品格的重要命题。

伴随着中国的社会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品质发展的转型升级，文化领域、传媒行业也相应地进入追求高品质发展的新时代。具体到文化类综艺节目这样一个微观的内容形态与节目模式而言，高品质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和长久价值。

首先，推动文化类综艺节目的高品质发展，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与国家认同感。习总书记强调指出：“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复兴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战略的全面实施，在海内外营造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不仅是国内受众，也包括身受多元文化环境影响的海外华人的二、三代子女，都迫切需要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滋养，以增强其对祖国的凝聚力和归属感。文化类综艺节目的高品质发展，当以“树立文化自信”作为立身之本，主动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保持高度一致，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当前中国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彰显电视机构作为主流媒体的文化自信与价值引领。

其次，推动文化类综艺节目的高品质发展，有利于主流媒体锻造工匠精神，奉献启迪心智的思想盛宴，打造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名片。高品质发展，能够推动主流媒体肩负起媒介责任与文化使命，探索文化类综艺节目媒介融合、转型升级的增长点，突破已有文化类节目扎堆诗词、汉字的“内容窄化”瓶颈，开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涵盖思想精髓、诗词文学、书法绘画、古代建筑、戏曲国粹、民俗节日、饮食文化、武术功夫、非遗传承等，全面、深入、系统地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荟萃中华文化智库，让中华文化的智慧惠及全民、享誉海外，而且，高品质发展也有利于文化类综艺节目实现绿色收视的目标，通过精品佳作培育忠诚受众，树立文化品牌栏目引领收视风尚的标杆。

中国电视在互联网媒体的快速发展和竞争影响下，出现了发展停滞、影响力下降、盈利能力受限等一系列问题，这就更加迫切需要高品质节目的提振与推动。高品质发展，不只是节目在选题内容、形式设计、制作工艺、传播效果等某一环节的创新、优化与提升，而是对需求、供给、投入产出、传播反馈等全链条、全环节、全层级的发展设定，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全面性和引导性的基本特征。作为综艺类型中以传播文化为使命的文化类综艺节目，意在凸显文化意识、文化品位与文化内涵，需要创新探索文化传播的艺术表达方法。从本质上看，高品质发展，应注重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从功能上看，应强调合理性与目的性的统一。因此，文化类综艺节目高品质发展的核心诉求，无疑就是如何推动文化类综艺节目更好地承担起主流媒体致力于传播优秀文化的功能，肩负起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使命。由此，文化类综艺节目高品质发展的目标，被赋予了更具时代感、建设性的双重内涵，即“作为绩效管理的高品质发展”与“作为创新引领的高品质发展”。

第一，作为绩效管理的高品质发展。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创新优化，高品质发展首先是基于文化类综艺节目效能优先的目标管理，也即更加注重对这一类型节目发展质量的绩效评估，而非笼而统之地使用一般性电视节目的绩效评估。可尝试着依据目标管理中的“SMART”原则，从Specific（具体指标）、Measurable（可测量性）、Attainable（可实现性）、Relevant（相关性）、Time-based（时限周期）五个指标，既对文化类综艺节目的总体发展设立相应的高品质绩效管理目标，同时立足具体机构，编织适用于某些特定文化类综艺节目的评价标准，以标准化确立高品质发展的稳定性，以守价值之正。

第二，作为创新引领的高品质发展。高品质发展的动力，源自不断的创新引领。作为“文化+综艺”的创新实践成果，文化类综艺节目涵盖着知识传播、文化传播、艺术传播三种不同形态，不仅面对体量巨大的文化资源，而且拥有无限的创新可能，尤其是在交叉领域的创新路径选择上。一方面，高品质发展离不开创新引领的动力推进；另一方面，创新具有的风险性与不确定性如何支撑高品质发展的诉求？二者在创新机制层面设计上的薄弱甚至缺失，确实严重制约着当前中国电视包括文化类综艺节目在内的节目创新质量。所以，必须将文化传播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观念在“五位一体”的系统层面上予以统筹考量，创新内容、创新路径、创新机制，推动文化类综艺节目从外化景观走向内涵式发展，真正夯实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发展根基。

高品质发展的时代内涵，以观念与制度的架构，延展出构建文化类综艺节目高品质发展的三大导向，即需求导向、价值导向、生态导向。需求导向，指向的是文化类综艺节目如何满足当前主流观众在新时代关于美好生活的文化需求，意在培育电视文化节目的新样态，培育新型传媒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以高品质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价值导向，指的是文化类综艺节目如何实现传播主流核心价值观，通过文化吸引促进文化认同，实现价值引领。至于生态导向，则是立足于传媒文化的总体格局，关注节目类型传达的文化品位与口味，净化荧屏文化的生态格局、品类与格调，为观众提供文化清流。

进一步推动文化类综艺节目的高品质发展，还需要在实践中科学地把握好几对关系：

一是文化内核与综艺形式的边界把握。文化类综艺节目中，文化是主导、核心，综艺是形式载体，本末有序，不可僭越或倒置。如果为了吸引眼球，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在人设、技巧、场景等技术层面和外观层面的打磨上，而忽视对中华文化认真细致的研究、精益求精的开发、孜孜以求的锻造，这样的“高品质”行之不远。

二是全球模式与本土创造的版权辨析。面对全球模式的竞争，培育设计具有本土原创知识产权的节目模式，是中国文化类综艺节目走向世界的法律通行证。但是，现实生产中，一些所谓的中国“原创”节目模式时不时地被指摘存在不同程度的抄袭与模仿，这一方面说明原创之艰难，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坚守创新品格操行的不易。节目模式无国界，但创意人有国格。

三是文化情怀与现实关注的结合度。如果说文化情怀是高远的天际线，那么现实关注就是文化赖以依存的地平线。如果只有高远情怀，却脱离中国现实的真实存在，天际线也仅仅是小众的风景。中国电视必须深深植根于现实的土壤，聚焦人们的喜怒哀愁，以现实书写撑起天际线的轮廓。

四是聚能与赋能的组合效应创造。在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合理重视经济效益，发展新兴业态，以形成文化综艺大发展的正向生态基础。“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与竞争力”也是高品质发展的题中之义。无论是《朗读者》打造的“线下书报亭”模式，还是《上新了·故宫》的文创模式，都是围绕文化综艺本身发展的“新兴产业”，赋予其“新经济动能”，值得探索。

五是整体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组合。文化类综艺节目应因台制宜谋求高品质发展，要紧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针对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样化需求，注重平衡发展和结构优化。无论从纵向的电视层级考察，还是从横向的电视机构视之，都应根据自身特点与传播诉求，制作符合本机构定位的文化综艺产品，如擅长观察类节目的湖南卫视（《我们的师父》）、具有国际风范的东方卫视（《喝彩中国》）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的目标，是文化类综艺节目瞩目高品质发展的行动力与方向，是自觉承载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深入实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的时代召唤，更是中国电视、中华文明造福世界的智慧奉献与艺术创造。

（作者杨乘虎系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副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