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社会共识,传播主流价值,讲好中国故事,完成从电影大国到强国的转变,正在成为新时代政治对电影发展的强烈诉求,深刻地影响、调整和改变着中国电影发展的目标和节奏。在这样的主题下,以“阶级斗争”为手段,消灭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表达新中国、新生活、新社会的理想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新中国电影的共同主题。“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新中国电影传统必然面临时代挑战。......
2023-08-12
陈 咏
青春片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古典好莱坞时代。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新好莱坞”电影运动中,类型融合的影片开始大量出现,而青春片和爱情片这两种类型开始融合成一种叫青春爱情片的亚类型。很快,青春爱情片这种电影亚类型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得到较好的发展。
台湾青春爱情片的起源和发展可以追溯到台湾导演白景瑞和林清介最早拍摄的校园学生电影。白景瑞执导的《寂寞十七岁》(1967)讲述了一位台湾女学生的爱情幻想破灭过程,林清介导演的《学生之爱》(1981)则讲述了一对台湾中学男女学生羞涩朦胧,还没开始就被结束的恋情。校园学生电影的兴起,与台湾的大、中、小学生在台湾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有关。据台湾“教育部”1978年调查统计,“这一年在校的大、中、小学生占台湾当年人口17135714人的1/4强。到1983年,学生人数又有较大增多,仅大学毕业生就有105万人,占台湾总人口的6%,还不包括在校的33万人。”[1]另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台湾观众中60%以上是学生,这些台湾中学生面临着激烈的升学竞争压力,生活单调而苦闷,而在校大学生则对自己的前途和台湾的未来感到迷茫和彷徨,于是看电影成为台湾大中学生喜爱的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之一。
台湾新电影的代表导演陈坤厚和侯孝贤的早期作品《天凉好个秋》(1980)、《就是溜溜的她》(1980)、《在那河畔青青草》(1982)等都选择了青春、校园和爱情的主题和类型,可以看作台湾青春爱情的早期雏形,其目标观众就是为了赢得台湾观众中占绝大多数的学生群体。70年代是台湾琼瑶爱情文艺片盛行的时代,恰恰是林清介的校园学生电影和侯孝贤、陈坤厚的青春爱情片的出现,才开始颠覆琼瑶爱情文艺片的叙事模式。与琼瑶电影唯美而脱离社会现实的风格截然不同的是,林清介、侯孝贤等人早期的青春爱情片采用清新写实的手法,描写青年学生的真实生活和情感世界,表现年轻人的成长经历和对爱情的追求体验,而非琼瑶电影所带给观众的“梦幻罐头”效果。
上述校园青春爱情电影给台湾影坛带来一股清新而真实的叙事风格,最终促成了台湾新电影运动的诞生,而侯孝贤的《在那河畔青青草》和陶德辰、杨德昌等人的《光阴的故事》(1982)两部青春题材影片被公认为是台湾新电影运动揭开序幕的标志。此后,台湾青春爱情片的繁荣又与台湾电视青春偶像剧的繁荣密不可分的。如台湾偶像剧制作人柴智屏、陈玉珊等都曾制作过大批成功的青春偶像剧,后来又都成功地杀入电影界,制作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2011)、《我的少女时代》(2015)等一批成功的青春爱情片。
台湾青春爱情片较大陆成熟,普遍采用温情而浪漫的“小清新”的叙事风格,这是其重要的类型叙事特点之一。例如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2007)、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江金霖的《等一个人咖啡》(2014)、陈玉珊的《我的少女时代》等都是如此。《不能说的秘密》采用时空穿越的方式讲述了一个颇有音乐天分的中学男生叶湘伦与一位已死去多年的音乐女生路小雨通过一首钢琴曲相知相恋的悲剧爱情故事。《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讲述了中学男生柯景腾和四位好友追求他们共同喜爱的女生沈佳宜的青春爱情故事。后者采用了传统的单线叙事手法,配以群像式幽默搞笑的人物设计,重点讲述柯景腾与沈佳宜从爱情萌发到怅然分手的全过程,这种叙事手法后来被一些大陆青春爱情片普遍借鉴和采用,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匆匆那年》《同桌的你》《夏洛特烦恼》等均采用此叙事手法,并获得成功。
2015年,台湾青春爱情片《我的少女时代》在港台和内地同时获得票房成功,成为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案例。该片导演陈玉珊对台湾青春爱情片的“在地性”特点进行了创造性的扬弃,尽量减少影片的台湾地域特征,以平凡少女最终梦想成真的追梦故事取代《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等台湾青春爱情片的遗憾结局,以港台和内地年轻女性共通的青春爱情体验取代某些台湾和大陆青春爱情片中的残酷青春叙事,是从台湾电影市场努力走向更大华语电影市场的一次很好的尝试。之前的台湾青春爱情片虽然有时能在台湾、香港取得不错的票房,但却很难在内地取得好票房,其原因被一些研究者归结为台湾青春爱情片大多具有较强的“在地性”特点。所谓“在地性”,至今尚未有严格统一的界定,一般是指台湾电影中所包含的独特的地理空间、社会历史、风土人情、情感体验和审美积淀。这种台湾电影特有的美学风格和艺术特质,有时会在大陆出现“水土不服”。
同性题材、禁忌话题与互文性叙事是台湾青春爱情片类型叙事的另一个重要特点。究其原因,不仅与台湾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环境及年轻人的成长经历有关,还与台湾导演李安同性恋题材影片《喜宴》(1993)在柏林电影节获得最佳影片金熊奖所带来的艺术和商业双赢不无关系。在李安拍摄《喜宴》的年代,同性恋尚属敏感题材和较特殊的领域,但李安对影片中涉及的同性恋和非法移民等敏感的社会边缘性话题不做过分的渲染,而将整个故事的叙事中心放在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人物关系之上,从而有效地降低了影片的社会指向性和批判性。李安导演的这种对待同性情感的处理和表达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日后台湾同性青春爱情片的创作。同时还应该看到,“新生代电影导演热衷于表现禁忌性的人际关系,也与90年代以来台湾电影制作部门的产品性质定位有直接的因果关系。1989年以来,台湾电影业偏爱拍摄具有争议性话题的、低成本的、有可能在国际上获奖的艺术片”。[2]
涉及同性题材与禁忌话题的青春爱情片有1997年台湾导演林正盛和柯淑卿联合执导的《美丽在歌唱》,讲述两个都叫美丽的不同家庭出身的女孩偶然相识,在朝夕相处的工作之余产生了短暂的同性恋情。影片关注了当代台湾都市边缘女性隐秘的情感世界。这部低成本小制作影片在第10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女演员奖,为台湾电影人带来的荣誉推动了此类影片的创作发展。此后出现了一批同性青春爱情片如《蓝色大门》(2002)、《飞越情海》(2004)、《十七岁的天空》(2004)、《盛夏光年》(2006)、《爱丽丝的镜子》(2007)、《刺青》(2007)、《花吃了那女孩》(2008)、《乱青春》(2009)、《女朋友·男朋友》(2012)等。其中易智言导演的《蓝色大门》、陈正道导演的《盛夏光年》、杨雅喆导演的《女朋友·男朋友》最为出色并构成明显的互文与对话关系。
这三部不同导演执导的同性青春爱情片,不仅在主题、叙事和人物关系上构成互文关系,而且呈现为一种从简单到复杂、从单线到多线、从轻松到沉痛的逐渐递进关系。在《蓝色大门》结尾,高中男生张世豪对女生孟克柔说:“三年之后,如果你发现自己还是喜欢男生,你一定要告诉我。”孟克柔答应了,两人愉快地骑着单车消失在林荫大道尽头。在《盛夏光年》的结尾,已是大学生的男主人公康正行和余守恒在大海边痛苦地摊牌,女主人公慧嘉在一旁汽车里不安地等待两人的决定。三个人再也不可能回到当初的状态了,他们的关系将何去何从?影片编导显然无法给出答案,只能匆匆结束了影片。《女朋友·男朋友》的编导杨雅喆显然想在叙事和主题上超越前两部影片,他不仅设计三人跨越20年的成长和情感历程,还加入了80年代台湾的学潮和民运,以及90年代青春和理想破灭后的“生活在继续”。在三个人的人物关系的设计上也更加复杂,并引入了第四个人,即王心仁后来的妻子——高官的女儿小宝。影片中,林美宝苦恋陈忠良而不得,转而求其次,接受了王心仁的求爱,当发现陈忠良在心底苦恋王心仁,以及王心仁与小宝关系暧昧之后,林美宝毅然斩断对王心仁的情思。影片以玉兰花和无字情书作为贯穿全片的叙事线索,三个主人公爱得都很痛苦,都希望得到爱情的全部,但最终都是失败者。影片以患癌症的林美宝牺牲生命留下两个女儿,结束了三位主人公长达20多年痛苦的情感纠葛。
《女朋友·男朋友》的结局可以看成《蓝色大门》《盛夏光年》《女朋友·男朋友》三部同性青春爱情片的终极大结局,使三位导演在不同时间执导的三部青春爱情片构成一种完整的互文性结构。今天的观众无论首先观赏哪一部影片,都可以在另外两部影片里找到与之对应的元素,当然最好的方式还是把这三部影片放在一起读解。这恰如如罗兰·巴特指出:所有的文本都是互文,每个文本都与其他文本相关;又如阿根廷文学大师博尔赫斯所说:“每一位作家都创造他自己的前辈,一如他的作品修正我们对未来的观念,其作品也同样不断修正我们对过去的看法。”[3]
在21世纪以来的台湾青春爱情片中,年轻电影人已经可以勇敢正视并大胆表现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同性情感。不过,台湾青春爱情片在表达同性情感方面还是选择了较为清新、含蓄、隐忍的方式,因而依旧呈现出台湾青春爱情片所特有的“小清新”的温情而浪漫的风格特色,这与王家卫的《春光乍泄》、蔡明亮的《河流》《天边一朵云》等同性题材影片明显不同,前者比较容易为主流社会和年轻观众喜爱并接受。
大陆的青春片创作起步较晚,青春爱情片的创作就更晚了。20世纪80年代的《青春万岁》《红衣少女》《豆蔻年华》、90年代《花季·雨季》等广为人知的青春影片均未涉及爱情话题,这与大陆的中学教育体制反对中学生“早恋”相关。例如80年代拍摄的青春片《女大学生宿舍》,剧情中女主人公之一的辛甘爱上了化学系某男生,但很快就克服了失恋的痛苦,将精力投入紧张的学习中,影片中的爱情段落明显可以忽略不计。90年代大陆导演周晓文曾执导过两部商业片——《青春无悔》(1991)和《青春冲动》(1992),虽然两部均冠以“青春”名字,但严格说来应是普通爱情片,不能定义为青春爱情片。
郭小橹编剧的《网络时代的爱情》(1998)应是大陆新时期以来较早出现的青春爱情片了。影片采用三段式的板块结构方式,讲述了跨越80年代和90年代的三对爱情故事,男主人公阿滨贯穿第一个和第三个故事,女主人公毛毛则贯穿全部三个故事。这种板块式叙事方式和剧作结构在当年十分新颖独特,再加上影片中互联网时代崭新的人物设计,隽永新潮的对白使得该片赢得了当年金鸡奖和华表奖的多项新人奖。遗憾的是由于21世纪前后的大陆电影市场不够景气,使得《网络时代的爱情》这类青春爱情片并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升。
大陆青春爱情片的繁荣与大陆电影市场的繁荣密不可分。直到2010年之后,大陆青春爱情片终于和大陆电影市场一道,呈现出一种迅猛的发展势头。受台湾青春爱情片《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成功的启示,2013年赵薇导演的《致青春》、郭敬明导演的《小时代》与《小时代2》、刘杰导演的《青春派》等青春爱情片在大陆电影市场连续推出,均获得意想不到的票房成功。受高额票房的诱惑,2014年以来大陆年轻电影人对青春爱情片产生了极大的热情,连续推出了一批高票房的青春爱情片,其中有郭帆的《同桌的你》(2014)、张一白的《匆匆那年》(2014)、苏有朋的《左耳》(2015)、杨文军和黄斌的《何以笙箫默》(2015)、李玉的《万物生长》(2015)、秦小珍的《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2015)以及郭敬明的《小时代3》(2014)、《小时代4》(2015)等,上述青春爱情片均获得了良好的票房,《致青春》的大陆票房突破7亿元,《匆匆那年》的大陆票房5.9亿元,《同桌的你》的大陆票房4.6亿元。其中绝大部分青春爱情片赢得了观众和评论界的好评,但也有少数影片,如“小时代”系列等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批评。
当下大陆青春爱情片创作有着较强的“小镇青年”口味及叙事特点。“小镇青年”一词是近两年电影业内人士对我国三四线城市,包括普通地级市、县城、乡镇电影观众的一种调侃性称呼。自2013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收入开始从经济发达的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迅速拓展。三四线城市的票房收入目前已经占到了中国年度票房收入的一半以上,同时还呈现为继续扩大的趋势。这些票房的主要贡献者就是上文提到的被国内媒体和业内人士戏称为“小镇青年”的三四线城市80后、90后观影群体。
首先,由于历史原因,类型电影的发展在当下中国大陆地区尚不健全,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商业地产的开发,依附于购物中心的电影院在我国三四线城市得到长足发展,于是青春爱情片这种投资风险较小的电影类型终于在“小镇青年”身上获得了共鸣和喜爱。其次,由于我国三四线城市年轻人的文化消费方式较为单一,话剧演出和体育赛事等相对较少或者根本没有,那些被网络文化和手机视屏熏陶长大成人的80后、90后的“小镇青年”生活相对比较单调,往往将去影院观影作为自己的首选娱乐方式。此外由于三四线城市相对闭塞,中小学校园的封闭式管理和两性情感教育的缺失,从而使得这些被称作“小镇青年”的年轻人对国产青春爱情片有着一种本能的渴望和喜爱,其程度明显超过对西方大片的兴趣和热情。由于互联网和手机客户端的普及,“小镇青年”对外界信息的了解和关注一点也不比一二线大城市的年轻人少,只是由于地理上的距离,他们一般无法亲临事件现场,这种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欣赏效果使其更容易形成对自己喜爱的明星人物的粉丝效应。
2013年,三部青春爱情片《致青春》《小时代》《小时代2》分别以7.2亿元、4.9亿元、3.0亿元票房名列当年中国电影市场总票房排名的第3、第9、第23;2014年,三部青春爱情片《匆匆那年》《小时代3》《同桌的你》又分别以5.8亿元、5.3亿元、4.6亿元票房名列当年国产电影票房排名的第6、第8、第11;2015年,有更多中低制作成本的青春爱情片创下了骄人的票房成绩,如4.9亿元票房的《左耳》、3.6亿元票房的《何以笙箫默》等。[4]由于影片主创和大部分影片的原著小说在“小镇青年”中有着庞大的粉丝群体和受众基础,使得这类青春爱情影片在中国的一些三四线城市出现未映先热的局面。
据时光网公布的数据,中国电影观众目前的平均年龄已经由2009年的25.7岁下降到2013年的21.7岁,目前似乎还有继续下降的趋势。这说明青春爱情片的观众与我国目前电影消费的主流群体有着天然的吻合关系,所以研究青春爱情片的叙事规律和“小镇青年”的观影心态有着重要的前瞻意义。
“怀旧”成为近年大陆青春爱情片另一个重要的类型叙事特点。当下国产青春爱情片常见的两种叙事策略为要么试图采用“怀旧”的手法,要么试图产生一种“怀旧”的效果,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触发观众的“共情”和“自居”心理。这也是众多青春爱情片能以小搏大、以轻搏重、以较小投资赢得高额票房回报的主要原因。不过,《致青春》《同桌的你》《匆匆那年》等青春爱情片的“怀旧”是一种生命绽放后的真正的“怀旧”,而《小时代》《左耳》等影片的“怀旧”是一种人生尚未到来的,主观臆想中的带有自恋色彩的“怀旧”。这是上述两部影片能在“小镇青年”和粉丝群体中赢得追捧的原因之一,也是笔者为国产青春爱情片市场的繁荣而欣喜并担忧的原因之一。当下的国产青春爱情片先天营养不足,后天一方面被高额票房回报诱惑,另一方面要规避国家的电影审查制度,还要不断地追求主题、情节和叙事手法的艺术创新,避免主题肤浅和叙事“同质化”倾向,其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
通过分析《致青春》和《同桌的你》等青春爱情片的成功经验不难看出,除了影片的主创赵薇和高晓松等人本身的影响力、人脉资源外和成功的营销策划之外,“怀旧”情结与真诚讲述具有大陆本土特色的中国式青春爱情故事,准确反映一代人的青春成长经历和记忆,成功塑造三两个生动感人且接“地气”的青春人物形象,是其出奇制胜的法宝。《致青春》原著小说本身已经具有扎实的生活基础、叙事技巧和广泛的读者群,而影片《同桌的你》的创意灵感来自高晓松1994年创作的校园民谣《同桌的你》。该校园民谣在大陆早已家喻户晓,承载着一代人的“怀旧”情感和记忆,高晓松并亲自参与编剧和监制。正是上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促成了这两部国产青春爱情片获得始料未及的成功。
此外,笔者在本文中没有涉及中国香港地区青春爱情片,这是由于香港之前的殖民历史和地理特征的原因,加上香港喜剧片、动作片、警匪片、爱情片、古装武侠片等类型片电影市场十分成熟,导致青春爱情片这一亚类型在香港电影中较为稀缺。近年来,也仅有叶锦鸿导演的《飞一般的爱情小说》(1997)等数量极少的几部优秀青春爱情片出现,故因篇幅有限就不在本文赘述了。
(作者陈咏系浙江传媒学院电视艺术学院编导系副教授、电影学博士)
[1]陈飞宝 . 台湾电影史话[M]. 修订本 .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288.
[2]孙慰川 . 当代台湾电影[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265.
[3]BORGES J L. Labyrinths[M]. London:Penguin Books,2000:236.
[4]数据来自 2013、2014、2015 年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世界图书出 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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