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社会共识,传播主流价值,讲好中国故事,完成从电影大国到强国的转变,正在成为新时代政治对电影发展的强烈诉求,深刻地影响、调整和改变着中国电影发展的目标和节奏。在这样的主题下,以“阶级斗争”为手段,消灭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表达新中国、新生活、新社会的理想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新中国电影的共同主题。“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新中国电影传统必然面临时代挑战。......
2023-08-12
寇立光 董莹莹
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创作在内容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引发人们对社会和人生进行思考,唤起全民族的觉醒,因而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时期的电影创作是在反思的背景下拉开帷幕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成了当时中国人思索、行动的出发点。然而,“文化大革命”是否与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以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乃至民族的历史有关?在回望的过程中,人们把探索的眼光投向民族的历史。于是,表现全国亿万人民冷静的思辨力量和情感力度的反思电影便应运而生。其独特的思考达到了一定的深度,而在电影艺术技巧与表现形式上也呈现出摹仿、消化、创新和多样化的趋向。因此,对反思电影进行一番探索,从纵向的发展与横向的比较上,研究其产生、演变的轨迹和内在的特征、规律,对于普及电影文化、繁荣电影创作,推动电影“走出去”,提高观众鉴赏电影的审美能力,是十分必要的。
法国电影理论家巴赞说过:“电影毕竟是一门太年轻的艺术。它过于卷入自身的演变之中,以至不能在任何一段时间里,在重复自身的过程中纵情享受。电影的五年相当于文学上的整整一代。”新时期的反思电影经历了政治反思—思想反思—文化反思三个发展阶段,对之后的中国电影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电影创作在政治变革的带动下,在朦胧诗、意识流和生活流小说、荒诞戏剧以及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下跨进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的门槛,现实主义传统得以复苏,电影创作恢复了真实性的创作原则。
“伤痕文学”的兴起,率先在文艺界发出全民性反思的先声,而电影却由于生产周期长、受制环节多等特殊性,远远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和其他姐妹艺术。此时的电影,虽然摒弃了“四人帮”时期的创作模式,但当时为了满足亿万人民对电影艺术的渴求,自然就驾轻就熟地恢复到十七年的思想与艺术追求上来。
1977年至1978年的两年中,共拍摄故事影片89部,其题材大多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国内代理人的武装斗争、反对修正主义及其特务的惊险战斗、批判落后保守思想、歌颂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等。然而,最使观众难以忘怀的是反对“四人帮”篡党夺权和欢庆“胜利的十月”的影片,这些影片开启了政治反思电影的先河。
政治反思电影的实质是对“四人帮”反动政治的批判。《十月的风云》是一部通过银幕形象展示革命干部、广大群众与“四人帮”殊死搏斗的影片。紧接着,《灯》《风雨历程》《失去记忆的人》《峥嵘岁月》等影片反映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并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祖国会更加强大;“四人帮”倒行逆施一旦得逞,革命先烈以鲜血换来的大好河山就要丧失殆尽。然而,观众并不满足于此,他们还往往从自己家庭和亲人蒙受冤屈、遭受迫害与株连中来认识“文化大革命”,于是《泪痕》《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神圣的使命》《苦难的心》等悲剧电影突破禁区脱颖而出,再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普通人受到的精神压抑与心理磨难。从实质上来说,是痛定思痛的电影,是中国人通过初步的反思在政治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电影《枫》第一次把“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疯狂、宗教式的盲目崇拜展现在银幕上,一对相亲相爱的青年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尖锐对立中的两派,爱与恨在他们心中交织、搏杀,银幕上呈现出令人触目惊心的派系搏杀画面。时代的狂热造就了一代青年的狂热,青年人的聪明才智也在狂热中耗损殆尽,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苦果”。
因此,这些政治反思电影的价值首先在于其生动而形象地再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民族的苦难和社会各族人物的悲惨命运,揭示了造成人民心灵创伤的根源,其次展示了亿万人民与“四人帮”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些影片写的是干部受难,另一些影片着重表现普通人的悲苦。影片以光明与黑暗二元对立、泾渭分明的语言与场景,渲染了特定时期的社会气氛与语境。
这时期的政治反思电影创作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反思的角度大多集中在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的层面上,体现了一种既定的政治意念,并停留在历史外观的描写上,远未达到应有的哲学和历史的高度,银幕形象的塑造存在“脸谱化”的倾向,人物缺乏个性特点,部分影片过于追求情节的曲折和戏剧张力,浓缩并强化矛盾,等等,基本上因袭了传统电影的思维框架,属于戏剧式电影结构形态。但是,从社会意义上来讲,这些电影仍是以勇敢的、不妥协的姿态,从政治观念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思想解放运动深入开展,打破了两个“凡是”造成的思想文化界“万马齐喑”的局面,为被错误批判的电影和电影人平了反,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寻求“文化大革命”中那种极左思潮产生的历史和社会渊源,思想意识上的反思势所必然,政治反思电影也必然发展到思想反思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和干扰,未能完全按照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思想反思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思想领域中重新评价自己走过的道路。只有廓清历史的迷雾,明辨是非曲直,人们才能比较客观地看清和对待过去发生的重大思想斗争,并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思想反思的电影创作,首先将镜头向历史的纵深开掘,把观众的视线引向“文化大革命”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年代,甚至引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不仅仅是把电影反思的时间向前推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远些,更重要的是作为电影创作的现实主义在复苏的基础上得到深化,加强了历史感。其次,思想反思的电影创作把观众引向过去,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反省、审视,揭示人物的命运,展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牧马人》《人到中年》《如意》等思想反思的影片,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结构框架,再现了人性中的真善美遭受毁灭的悲惨场面,塑造了勇于坚持真理的普通人。这些影片“从具有浓郁色彩的政治宣传走向艺术现实主义的深化”,给电影注入了一股新的理性意识。谢晋在《天云山传奇》中,通过对人生征途的反省和历史经验的总结,第一次在银幕上艺术地评价了从反右斗争至“文化大革命”时期,揭露了不平常的年代里人与人的畸形关系和被扭曲的人性,呼唤生活中的真善美。这部电影作品直面现实人生、呼唤人的价值和尊严,具有超前性。
电影《曙光》则另有一番新意。影片把镜头投向20世纪30年代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表现贺龙同志抵制王明的错误路线,保卫土地革命成果,发展大好形势的斗争故事。《南昌起义》《西安事变》《月亮湾的笑声》等影片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内的“左”倾或“右”倾错误路线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向领导者的错误思想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些思想反思影片,以独特的审美方式对历史事件进行了重新梳理,比一些影片把问题和错误全推给混进党内的坏人或者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等要真实和深刻得多。
思想反思也是一种历史反思,电影中的主人公大多具有悲剧情怀,银幕上出现了一批既有悲剧色彩又有个性特点的普通人物形象,如罗群、冯晴岚、宋薇、许灵均、李秀芝、陆文婷、小豹子、存妮等。但是,这些思想反思的电影创作,仅仅止于从历史环境及直观的道德伦理或思想意识的角度进行反思,镜头缺乏穿透到民族文化心态的深度。电影艺术家虽然注意到了把观众从故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由于过多地强调思想反思,相对忽视了电影艺术的自身规律和中国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造成某些影片的意念大于形象。
近百年的中国,由于社会矛盾和民族冲突异常激烈,思想文化的交流、对峙、融汇并未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和重视,但是在电影创作中,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往往支配着人们的感情。所以,随着政治反思和思想反思电影的出现和深入,文化反思电影很自然地被推向当代的银幕。
文化反思电影的形成和发展与下述几个方面不无关系:一是时代的发展、现实的变革,要求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影文化;二是受到“乡土文学”“寻根文学”的影响;三是电影艺术本身要创新,必须把民族文化作为发展的母体,立足于本土,努力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掘中反映社会生活和表现人生。从题材来看,文化反思的电影创作可以分为三类。
通过荒原大漠,崇山密林,草原沙丘来歌颂淳朴、粗犷、神秘、严峻的生命力量,发掘古老的原生美与和谐美,极力表现历史文化积淀在人物心理结构深层的变化。如《猎场札撒》描写了蒙古族的民族精神与生活发展,勾勒出异域生活的情趣,再现了边疆地区人与人之间的残杀与和谐,而《盗马贼》则通过人的求生欲望与宗教信仰的冲突,揭示出不可逾越的宗教道德准则,表现了鲜活的文化形态与异域文化的难以沟通。《无情的情人》着重写人与自然的冲突,也较为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初西藏农奴社会的原始、愚昧、神秘的生活面貌。这些影片从历史、文化、社会环境多层次的制约来探索人性,在电影题材的选择上是非常有意义的开拓。
通过对传统文化、市井风情与乡土习俗等特定环境的展示,深刻地挖掘了人物因历史文化形成的复杂感情。如《人生》中刘巧珍婚礼习俗场面的再现,《雅马哈鱼档》对南国市民情趣、羊城街道风貌的着力展示,《黄土地》中陕北高原的婚俗、祈雨、腰鼓方阵等场景的充分渲染,大多从民俗学的角度表现时代的嬗变,寄托着乡土之情。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里弄、姑苏的小桥流水、哈尔滨的冰雪风情尽在镜头画面之中,成了影片中观众所瞩目的热点。
《海滩》表现的不仅仅是自然海滩,而是文化海滩。海滩本身有很强的象征意义,海滩旁的新建石油城象征着现代文明,而古老渔村则象征着世代相继的传统文明,编导的理念很明确:赞美现代化的石油城,否定落后的渔村。然而由于编导二元对立的思想观念,使观众从情感上否定了编导的理性意识:石油城工人火柴盒式的住房,舞会上冷漠的表情,工厂里单调的铁塔、纵横交错的管道,都表现了现代工人枯燥、无聊的生活。而富于抒情氛围的电影语言,倾注了对渔村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眷恋,蕴含着一种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意向。《良家妇女》探讨了中国古老的家庭结构及瓦解过程,从纵向的追溯上揭示出杏仙、五娘等人的悲剧命运不仅仅是由于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也是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一种必然结果。无疑,这部影片对我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规范进行了一次现代意识的反思,这种反思是相当深沉和厚重的。
电影创作中的文化反思,很明显地受到了当时文学创作中文化热的影响,以及香港新浪潮电影、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启发,从而形成了电影创作上的一股文化思潮,极力表现乡土风情、生活方式、衣食住行、人文地理、典章制度、宗教仪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并着重展示民族文化心理、历史文化背景、传统文化素养等文化因素,同时,丰富多彩的电影语言和极富表现力、冲击力的画面造型都集中地再现了民族文化的潜在力和乡土特色,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反思主题的局限,电影艺术家在构思作品之际即有明确的理念意识与哲学因素的框架,故而造成电影创作存在一些问题。其一,缺乏观众意识。时代的发展带来了观众审美观念的变化,观众已介入电影创作,追求一种生活实感和亲近感,希望“人物落地”。而某些反思影片,为了强化编导的主体意识和反思意向,较少考虑观众的审美情趣和接受水平,单纯地去追求异域情调、感官刺激和原始蒙昧,使影片表达的情感难以转化为观众普遍关心的社会情感。其二,缺乏文化意识。由于个别编导没有找到传统的历史文化与新时期文化的衔接点,加上急功近利地追求某种哲理或者意念,致使一些反思影片缺乏新意,造成题材重复,银幕人物形象雷同。如《良家妇女》与《湘女萧萧》,都以现代文化意识反思传统伦理文化的影片,杏仙与萧萧也都是传统伦理观念叛逆者的形象,但缺乏丰富感人的个性特征。某些反思影片尽管从传统戏剧电影的故事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忽视了现实生活的纷繁复杂,又由于缺乏独特的艺术思考,便套用了一成不变的情节框架:封闭的环境与古老的生活方式,在改革的背景下,具有变异性和创造性的农民与保守愚昧的农民产生了矛盾……总之,尚缺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思考和创新性思维。其三,缺乏时代意识。新时期的电影是处在整个社会从顺从走向思考,从停滞走向变革的伟大浪潮中,应该通过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汲取和对外来电影文化的过滤、筛选、借鉴,创造出有时代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本土电影文化。而一些反思影片注重了历史的纵深感而缺乏时代感,没能把现实与历史很和谐地融合起来,往往给人一种陈旧感。即使是透过历史的剖析来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影片,也缺乏有深度的开掘,个别影片表现了只有编导才理解的淡淡的情绪,过分淡化情节,抽去了思想内容与人物性格,电影易于变成徒有空壳的视听奇观。
总之,扎根于民族生活和传统文化的沃土,建立在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基础上的反思电影为主要内容的电影创作,经历了政治反思—思想反思—文化反思三个阶段,呈现出相互融合、渗透、递进的关系,呈现出由浅入深、由单一到多样、由封闭到开放、由必然到自由的发展历程。尤其是以探索片为主导的文化反思电影,体现新一代电影艺术家的艺术风格和艺术追求,表现了我国第五代电影导演对现实生活独特的观察和思考,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本土电影的水平和方向,为华语电影走向世界电影之林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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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寇立光系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江南影视艺术学院影视传播系主任;董莹莹系四川电影电视学院表演系讲师,国家艺术基金“古谱诗词歌曲”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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