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研究：超学科方法论的认知与阐释

孟　建　胡学峰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写道：“认识是此在在世的一种样式。”^[1]在和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人类不断发展自身的认识能力，使得认识上升为“研究”。在讨论现代的本质时，海德格尔认为“科学”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现象之一。科学的本质就是研究，研究的本质在于“认识把自身作为程式建立在某个存在者领域（自然或历史）中”。^[2]通过对方法和程式的严格“筹划”，人们不断开启着自然和历史的敞开区域，人类所能获得的知识总量也出现爆发式增长。尽管如此，人们从未满足于现有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状况，不断地追求学术研究的创新。

站在传播研究领域之内，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到“范式转换”的压力。作为学科面貌出现的“传播学”应该归功于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20世纪上半叶，施拉姆将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勒温（Kurt Lewin）、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和霍夫兰（Carl Hovland）等四人确立为奠基人，将传播研究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高校机构化，通过体制化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来发展针对人类传播行为的系统研究，传播学由此确立为高等教育系统的一门学科。^[3]以拉扎斯菲尔德、默顿（Robert Merton）为首的“哥伦比亚学派”开创了美国基于经验实证方法的大众传播效果研究传统，这一传统构成了传播学的“主流学派”。但是，对这一“主流学派”研究旨趣和方法论的批判很早就已经开始。^[4]从20世纪60年代起，针对日趋“内卷化”（involution）^[5]的主流传播学，更多学者举起了批判的旗帜，米尔斯（C. Wright Mills）^[6]、吉特林（Todd Gitlin）^[7]、凯瑞（James Carey）^[8]等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就中国而言，大陆的传播学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从美国引入的，长期以来受到美国主流传播学的影响，大学学科建制也与美国的类似。^[9]在度过最初的引介和学科身份的确立阶段后，国内学者也不断展开对传播学的反思和批判。^[10]正是这一系列长期的批判性反思，使得作为学科的“传播学”演变为拥有七大传统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11]在这种情况下，传播研究的方法论创新或范式转型究竟走向何方更是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传播研究范式转型的问题只有放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框架内理解才是可能的。在学术研究中，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是决定知识生产的关键要素。在研究对象既定的情况下，研究方法的创新更是实现学术转向与范式革命的突破口。因此，本文将在回顾社会科学方法论历史转型的基础上，通过对“数字人文”研究的分析，尝试对“超学科”方法进行全新的阐释，为传播研究的创新发展提供具有批判性的建议。

讨论之前，需要对几个关键概念做一个说明。本文所指的“社会科学”是和“自然科学”相对的概念，它包括狭义上的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等）及人文学科（如哲学、历史学、文学等），国内学界也称之为“人文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和它接近的还有“精神科学”“文化科学”等称谓。“方法论”是对学术研究中具体研究方法的反思和讨论。测量、计算、观察、访谈、问卷等都是针对具体研究对象所采用的具体研究方法。针对具体研究方法特性、适用范围和适用程序的考察就构成了方法论。方法论也包含很多层次，针对具体问题和对象应当适用哪种具体方法（定性还是定量）是最基本的层次，讨论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应该采用何种方法（ 实证还是诠释）构成了方法论的中间层次，方法论的更高一个层次是在学科间乃至学科外讨论更为宏观、复杂的问题解决，也就是多学科、跨学科以及本文要讨论的超学科方法论。

讨论社会科学方法论必然离不开自然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中的“科学”（science）概念即来自自然科学。虽然人类在地球出现以来就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对生存有用的知识并在代际传承，但是将“研究”和“方法”系统地结合在一起是近代才有的。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是以哲学、宗教和文学的面貌出现的。尽管它们也被分门别类地保存、发展和传承，但它们不是系统的学问。直到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近代自然科学才开始获得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功。正是自然科学的出现催生了社会科学并让传统人文学科转型。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也译为沃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中较为全面地考察了社会科学自18世纪起到20世纪末的基本历程，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科学学科及其方法论的历史奠定了基本的框架。^[12]

在西方历史上，古希腊哲学智慧和基督教神学为主流的知识体系自16世纪起遭到科学思想的严峻挑战。在牛顿、笛卡尔等人的努力下，一种通过系统观察和以实验为方法的知识生产方式诞生，它将自己区别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致力于探索超越时空、永远正确的普遍自然法则，这就是“科学”的方法。随着自然科学方法在获取真理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功，哲学在科学家眼中的地位日益降低。到19世纪初，科学大获全胜，甚至“科学”一词都主要指能够获得确定性知识的自然科学，以哲学、宗教为代表的想象性的甚至是“虚假”的知识被划入了非科学的范围。自然科学研究的成功使得近代国家广泛采用科学技术来发展经济和军事力量，这促使依托传统教会的大学开始转型。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西方大学经历了一次复兴和改造。神学教育在大学里日渐萎缩，自然科学家之外的学者们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开始发展那些采用自然科学方法的知识门类。大学成为各种知识汇集的场所，对这些研究的组织促使现代大学制度尤其是学科制度得以确立。各种学科的创立是以提升知识生产效率为目的的，让研究者掌握专门的技能在各自独立的领域开展研究能够更快速地推进学科的发展。在19世纪，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东方学等逐渐成为学科体系中率先独立出来的学科，一个被称为“社会科学”的知识领域逐渐形成。这些学科在大学里设立讲座职位、开设课程、培养学生、创办期刊、成立学会，图书馆的文献也按照学科门类来组织。学科制度的确立意味着每一个学科要为自身的合法性辩护，需要确定自己与其他学科尤其是相邻学科的边界。截至1945年，学科制度的基本格局形成，几乎所有大学都按照学科（Discipline）和院校（Institute）来组建学术治理结构。^[13]这一结构延续至今，并且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被模仿。

围绕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争议从社会科学学科确立之初就已经开始。在具体研究方法层面，围绕量化与质化方法的争论一直在进行。与此相关，在方法论层面的争议也长期存在。作为社会科学实证取向的代表性学科，也是社会科学领域较早独立出来的学科，社会学在创立之初就受到孔德（August Comte）、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穆勒（John Mill，也译作密尔）等的影响而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认为研究人类社会的学问理所应当地要向自然科学学习，通过系统地观察和测量来发现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一观点很快遭到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等的反对，他们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和自然科学截然不同，人类是有自由意志的，人类历史不可重复、不可预言，并不存在什么普遍适用的规律。这两种观点在事实上主导了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相互对立且纷争不断的两条主要思路，即实证主义的思路和诠释学的思路。^[14]斯金纳等对两种思路的论争史有过较为详细的回顾和分析。^[15]试图调和两种思路的也大有人在，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他提出了“理解”的方法，确立了“理想类型”作为替代普遍规律阐释社会现象的概念化操作手段，他还确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规范以便保证研究的客观性。^[16]

在学科层面，学科分立的弊端日益显现，学科融合的趋势开始发展。高等教育学科制度一旦形成，就对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形成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正面的影响是进一步促进了知识领域的细分，专业知识的生产效率极大提高，负面的影响是单一学科的视野和发展前景日渐狭窄，学者的知识结构碎片化，不能应对日渐复杂的自然和社会问题。因此，学科制度的弊端成为学术体系内部的批判对象。^[17]1945年后，长期积累的对自然科学理念与方法的批判达到一个高潮，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很多公众和学者对科学的乌托邦想象。在学术领域内部，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方法论体系受到批判并走向没落，“科学主义”成了一个贬义词。20世纪60年代前后，以解构主义为中心的后现代思想，以存在主义为核心的现象学运动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反击科学主义的重要思潮。学术领域外部的压力也促使大学的学科结构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原先看似不可改变的科学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乃至白人至上主义、男性中心主义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学术领域的新版图正在扩张，而大学原有的学术壁垒正在崩塌。为了适应社会的需求，“复合学科”及“超越复合学科”的研究实践逐渐展开。^[18]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是最近20年逐渐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学术研究领域。根据目前较为普遍接受的观点，数字人文研究起源于意大利耶稣会修士罗伯特·布萨（Roberto Busa）1949年起和IBM合作开展的语词索引项目。这一将计算机技术引入人文研究的取向最初被称为“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19]到2004年，“数字人文”术语取代人文计算^[20]。目前，数字人文研究在国内外均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这和日益发展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密切相关。

数字人文研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核心的数字技术在传统人文研究领域的应用，它是媒介技术驱动的一次学术生产方式变革。^[21]在“三种文化”（将知识领域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等三类的观点）^[22]的区分中，人文学科通常指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具有悠久传统的研究领域，它们出现的历史要远远早于现代自然科学和实证取向的社会科学（狭义的）。在研究方法上，虽然人文学科也强调逻辑和理性，注意对文本材料和日常经验的细致分析，但是更重视直观体验和思辨演绎。在自然科学取得绝对优胜地位以前，对人文学科的绝大多数研究者来说，定量统计方法是不适合人文研究主题的一类方法。也正是因为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的巨大差异，“人文计算”一出现就面临巨大的争议。^[23]很多学者认为，人文计算所能处理的不过是作为字符的人文资料在统计学上的一些特征的汇集，比如通过对一位作家所有作品的词频分析可以发现其用词的特点，最多可以发现该作者的某些写作风格。计算机不能理解人类的情感，也无法对文本内在的意义进行释读，这注定了数字人文只是人文研究的很小的分支。但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期，虽然数字和逻辑计算依然还是计算机网络的工作原理，但在更高的应用层面上，计算机已经能够将绝大多数文本、图像、声音、影像数字化并能够对其进行操作和处理。除此之外，计算机能够通过强大的计算能力对现实事物进行建模，按照理想状态来建立事物演化的模型。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达到能够创作文学、艺术作品的程度。人文学者越来越多地发现自己的领域可以应用计算机工具，数字人文的兴起使得人文学科研究的面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不仅如此，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数字人文研究至少在三个层面实现了创新。首先，它在似乎最不可能的传统人文研究领域引入了最先进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理解和诠释是人文学科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只要能够搜集到足够的研究资料（通常是各种文字记载的文献），一个学者就可以通过系统的阅读来梳理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的思想内涵和发展历史。在把握特定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后，研究者就可以在综合分析和逻辑演绎的基础上发展前人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理解。他们所采用的方法依然是定性的，很少采用调查问卷的量化形式。数字技术使得获取资料更加容易，检索和汇总文献更为便捷，通过文献计量工具快速把握研究领域的热点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行为。随着计算机计算能力的提高，针对大量文本的处理甚至语义的理解也变得可能。数字技术也使得人文学者和计算机科学家紧密合作，开发出更为易用和强大的软件工具，突破了仅仅可以处理文本的局限。诸如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历史场景复原与建模等极大拓展了人文研究的领域，使得人文研究有可能将研究重心聚焦于更为重要的人文议题而不是烦琐的考证。

其次，借助数字技术，人文学科的研究日渐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开放，实现了学科间的深度融合。数字技术使得人文学者有可能摆脱单一学科的限制而走向多学科乃至跨学科合作的方向。在数字人文研究的影响下，更多的交叉学科出现，原有的交叉学科也得到加强。交叉学科的出现模糊了学科的边界，使得原先较为纯粹的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界定的学科变得更加包容。这一发展方向已经在很多领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既然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都有融合的可能，那么在“三种文化”中介于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社会科学必将更为开放，在方法论上区分实证与诠释的壁垒也就日渐消失。学术研究实践也表明，自“二战”后开始的包括人文学科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都与自然科学不断开展合作以应对更多的民族、国家内部以及全球的政治、经济、环境难题。

最后，数字人文研究已经开始突破学术领域的疆界，将自身界定为走向“公共领域”的实践。即使在目前的一般理解中，“学术”也只是少数人的事业，是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专家和学者才能从事的工作。对普通公众而言，他们并不是知识的创造者，最多是知识的学习者和实践者。因为这一理解，很多严肃的学者将没有受过学术训练的普通公众排除在学术领域之外，学术研究成为一个封闭的场域。这种知识生产模式已经受到挑战，而数字人文学者的努力构成了“开放学术”的一支重要力量。“通过将学术设想为由社群合作伙伴、文化机构、私营机构、非营利机构或政府机构共同参与的活动，数字人文能够扩展人们对‘学术’和‘公共领域’的概念的理解，基于这种拓展的‘学术’定义，数字人文学者能够做到的事情之一是将社会公正和公民参与问题推到最前线。他们可以采用一些将公民纳入学术事业、引领学界走向拓展的公共领域的方式来振兴文化纪录。基于这种理念的学术将会从根本上变得富有应用性：它利用人文学的知识与方法来提出新的问题，设计新的发展可能性，培养重视人类文化纪录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多元性的公民学者。”^[24]这一理念正是“超学科”方法的重要取向之一。

“学科”概念可以在两种意义上来理解，首先它是对知识的分类，其次是对学术组织的划分。^[25]由于人类在生活实践中获得的知识总量不断增加，依照不同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知识被逐渐区分为不同的类别，这一区分的最终成果就是不同的学科。正如前文所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科体系是伴随着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而建立的，它的建立几乎同时伴随着专门化的、以高深知识的探究和传授为主旨的学术组织的建立，这个学术组织就是大学。任何一个研究者都需要在学科体系中定位自己的研究方向以便其他学者能够识别，学术共同体由此建立。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加入了大学体制内的某一个学术组织（学院、研究所、系、教研室等），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受到学术组织的规训，在个人生存、生活的现实问题上也依赖学术组织所提供的物质和资金保障。

有学者认为，学科的发展经历了单学科（Uni-disciplinary）、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到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的发展序列。^[26]1945年前后，单学科研究的形态已经进入成熟期，学者们在各自独立的学术组织框架内展开研究，通常不会涉及其他学科。学者们在学科框架下接受的教育也使得他们很难或不愿意采纳其他学科尤其是远缘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但是，过度细分的专业领域使得学者不得不向学科领域之外寻求机会，突破现有学科边界的尝试日渐活跃。自然科学领域的“大科学”（Big Sci-ence）项目，社会科学领域的地区研究（东亚研究、美国研究等）等纷纷出现。多学科研究通常根据研究问题，由组织者将相近学科的研究人员集中起来，将问题分解，由各个学科的研究者分头研究，最后将成果加以汇集并提出解决方案。跨学科研究相对多学科研究有所发展，它需要进一步打破学科边界，研究者需要综合采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以面对更为复杂的问题。

根据现有资料，“超学科”一词在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学者杨奇（Erion Jantsch）提出，他认为政府、业界、大学三方要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进行创新，同时改革高等教育使之适应知识创新的需要。杨奇建议用系统论来开展研究组织工作，系统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包括目的层次、规范层次、实用层次和经验层次^[27]。超学科概念最初在自然科学领域得到研究和应用，它的出现和知识生产的模式2有紧密关联。^[28]模式1以牛顿学说作为典范，设置和解决问题的情境主要由一个特定共同体的学术兴趣主导，而模式2的知识生产则是在一种应用的情境中开展。模式1是基于学科的，而模式2是超学科的。

超学科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通过整合学科和非学科的观点来获得对整体现实世界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超学科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方法和方法论，而是一种元方法。超学科方法对科学知识和生活世界的分离进行了纠正，对传统的学科知识生产模式进行了革命。研究者总结了超学科的五个本质特征：（1）超学科处理生活世界的复杂性和异质性，挑战科学知识的支离破碎，具有杂交性、非线性和反思性；（2）超学科强调不确定性和应用的语境，重视语境限定的知识沟通，而这个应用语境正是通过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断沟通来建构的；（3）超学科强调相互沟通的行动，要求科学知识与社会实践在各个研究阶段进行密切和持续的合作，在不同行动者及其观点的沟通中形成所要研究的问题；（4）超学科也是行动导向的研究，不仅要整合不同的学科，而且要整合理论发展和专业实践，不仅要生产出解释社会问题的知识，而且要生产出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的知识；（5）超学科要有新的组织构架来保障，超学科知识生产的管理模式应该是关联的结构、扁平的科层制、开放的指挥链。^[29]

笔者认为，在当前经济、文化全球化的时代，数字技术突飞猛进，学术创新的机制亟须变革。超学科方法论作为一种元方法，是应对“全球复杂性”的挑战，尝试解决人类生存发展问题，整合学科智慧的一条重要途径。^[30]超学科虽然由多学科、跨学科的理念发展而来，但不是它们的替代品而是对它们的综合和超越。超学科不再把学科边界作为预设前提，它带有反学科的特点但是不准备宣称学科边界不再合法，它通过将学术领域内外的知识结合在一起，不仅突破学科的边界，还要突破大学的边界，使得政府、企业、高校、公众等力量结合在一起共同解决全球化时代人类生活世界的复杂问题。超学科是学科在高度综合、强烈激荡以后，形成的一种临界突破力量。^[31]这种临界突破带有“涌现”（Emergency）的特质，它的成果可能并非任何学术规划所能预期，而一旦实现将会极大推进知识创新的步伐。同时需要强调的是，超学科方法自身包含了在各个不同层次和领域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单学科、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理念与方法。

尽管“超学科”一词的出现已有一段时间，但是其核心概念的形成和发展还远未完善。受制于学科传统的束缚，研究、应用超学科理念和方法的学者依然局限在少数领域。在国外，超学科方法主要被自然科学和部分社会科学、教育科学的学者所熟悉和了解，而人文学科领域对此还相当陌生。就国内而言，关注超学科理念和方法的学者凤毛麟角。这一点从中国知网的相关搜索可以得到印证，以跨学科、超学科为主题词的文献数量少之又少。这表明，超学科方法的深入研究还需要推进，超学科理念的推广和应用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面对时代的挑战，超学科方法的应用需要重点解决以下难题：（1）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治理体系的改革。不仅是学术组织架构，还包括行政系统架构，将大学内部的学科边界从组织层次上进行重组，建立大学内部和外部的联合管道，强化大学的责任意识和应对全球化挑战的能力。（2）研究者个体的超学科意识与能力的培养。这需要学科内部规训体制的微观权力改革。在数字化时代，新型的研究者应该具备全球视野，能够将知识面扩展到自然、社会、人文的所有领域，在掌握具体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能够通过数字媒体实现相近学科共同体和超学科共同体的协同工作。（3）政府和社会结构的职能转变。要更多地整合高等教育的智库资源，通过设定关系人类发展的重大命题，提供资金、物质等资源为超学科研究创造条件。（4）大众综合素养的全面提高。通过数字技术让更多的相关公众参与到超学科研究中来，学术研究的知识结构也需要通过数字技术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结合起来，让知识生产和传播提升全人类的生存质量。

超学科方法论强调回到“生活世界”的理念要求学术研究走出“象牙塔”，将目光聚焦于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众多难题。在海德格尔看来，生活世界就是人们已经“在-之中”（In-sein）的世界，是人们操持和关心的世界，人们在这个世界中的首要任务并非认知而是存在。从这一点看，学术研究的终极使命依然是要面向人类的实践。对传播研究而言，近年来发生的“媒介转向”“实践转向”都是向生活世界敞开的发展态势。面对“超脱于现实世界的理论”和“政策制定者、商界企业家、公共利益集团对解决现实问题的渴望”脱节的现实，延森（Klaus Bruhn Jensen）就提出了基于实用主义的传播研究发展的第三条路径，这条路径是“面向未来的、艰苦的、分散的以及公共性的事业”，数字媒介（第三维度的媒介）为改变“传播”这个人类真实世界中的活动提供了新的可供性，为了应对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中的困难我们必须采取行动。^[32]他的观点和超学科的内在旨趣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由此，传播研究的范式转型应该着眼于超学科的视野而不能再用单学科的眼光来自我完善。

（作者孟建系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学峰系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1]海德格尔 .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庆节，译 . 熊伟，校 . 陈嘉映，修订 . 修订译 本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71.

[2]海德格尔 . 林中路［M］. 孙周兴，译 . 修订本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68.

[3]罗杰斯 .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 殷晓蓉，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1.

[4]刘海龙 . 传播研究的哥伦比亚学派及其批评者［J］. 国际新闻界，2010（4）：29.

[5]李金铨 . 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J］. 书城，2014（2）：60.

[6]米尔斯 . 社会学的想象力［M］. 陈强，张永强，译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57.

[7]GITLIN T. Media Sociology：The Dominant Paradigm［J］. Theory and Society，1978，6（2）： 205.

[8]CAREY J. A cultural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M］//McQuail D. McQuail’s reader in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London：Sage，2002：36.

[9]李彬，刘海龙 .20 世纪以来中国传播学发展历程回顾［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 报），2016（1）：32.

[10]潘忠党 . 走向反思、多元、对谈的传播学［J］. 国际新闻界，2018，40（2）：47.

[11]CRAIG R T. Communication theory as a field［J］. Communication Theory，1999，9（2）： 119.

[12]华勒斯坦，等 . 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M］. 刘锋，译 . 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

[13]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绪，等，译.王承绪，校.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6.

[14]张庆熊 . 社会科学的哲学：实证主义、诠释学和维特根斯坦的转型［M］. 上海：复旦大 学出版社，2010：1.

[15]斯金纳 . 人文科学宏大理论的回归［M］. 张小勇，李贯峰，译 . 上海：格致出版社， 2016：1.

[16]韦伯 . 社会科学方法论［M］. 韩水法，莫茜，译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

[17]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M］.刘健芝，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2.

[18]沃勒斯坦 . 否思社会科学——19 世纪范式的局限［M］. 刘琦岩，叶萌芽，译 . 北京：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256.

[19]HOCKEY S. The History of Humanities Computing［M］// SCHREIBMAN S，SIEMENS R， UNSWORTH J. 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 Oxford：Black-well，2008：4.

[20]戴安德，姜文涛，赵薇 . 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方法：西方研究现状及展望［J］. 山东社会 科学，2016（11）：29.

[21]孟建，胡学峰 . 数字人文：媒介驱动的学术生产方式变革［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 学学报），2019（4）：24.

[22]凯根 . 三种文化：21 世纪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M］. 王加丰，宋严萍， 译 . 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1.

[23]霍尔 . 走向后数字人文学科［J］. 史国强，译 . 当代作家评论，2016（2）：179.

[24]伯迪克，德鲁克，伦恩费尔德，普雷斯纳，施纳普 . 数字人文：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 游戏规则［M］. 马林青，韩若画，译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121.

[25]宣勇，凌健 .“学科”考辨［J］. 高等教育研究，2006（4）：18.

[26]黄瑶，马永红，王铭 . 知识生产模式Ⅲ促进超学科快速发展的特征研究［J］. 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2016（6）：38.

[27]胡壮麟 . 超学科研究与学科发展［J］. 中国外语（中英文版），2012（6）：17

[28]吉本斯，等 . 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M］. 陈洪捷，等， 译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

[29]蒋逸民 . 乍为一种新的研究形式的超学科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2009（1）：14.

[30]厄里 . 全球复杂性［M］. 李冠福，译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

[31]陈娜 . 寻求超学科临界点的突破——访复旦大学教授孟建［J］. 新闻爱好者，2013（12）： 50.

[32]延森 . 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M］. 刘君，译 .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