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新时代：影视的历程与图景

周　星　任晟姝

2019年4月29日，教育部、中央政法委、科技部等13个相关部门在天津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明确提出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旨在切实提高高校教育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2019年也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新文科建设的启动元年。早在2017年，美国希拉姆学院就率先提出了“新文科”概念，主要是指对传统文科进行重组，实现文理交叉，强调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传统文科课程中，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平台。国内有学者认为：“新文科是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为主要途径，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推动传统文科的更新升级，从学科导向转向以需求为导向，从专业分割转向交叉融合，从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1]还有学者强调：“新文科要关注新的研究问题、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理论视角等。”^[2]本文将以对新文科建设的宏观思考为切入点，对新文科背景下的艺术学科发展进行分析和展望。

探讨“新文科”首先要立足于传统文科解析，然后再探讨新文科建设。换言之，“文科”称谓及其存在是我们研讨的立足之本。只有明晰所谓的“老文科”已有的价值体系和固有优势，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新的建设思路，才能切实有效地推进教育部推广倡导的新文科宏图。所谓新文科并非“白手起家”或“另立山头”，而是建立在成熟文科体系基础上的延展改造和丰富性拓展，也许在“新文科”架构中会出现传统文科不曾涉及的学科领域或边界，然而这种突破更体现了学术包容性和创新融合思维。新文科并非一个“横空出世”的新学科设立，而是立足并服务现实需要的全新开拓，因此就必然排除试图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文科的假想及前提。这正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出发点。

文科，简而言之就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统称。传统文科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之中又包括了多样化的学科构成。其中，艺术所在的人文学科中，与艺术能够相互扶持及借鉴的其他人文学科，共有的特点乃是依循人的成长需要而形成的学科体系，也就是搭建以人的成长、人的培育和人的精神价值建构为立足点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体系。因此，传统文科最核心的价值就是“以人为本”，从人的思想、情感、人格培育、精神道德的哺育出发，也就意味着学科群落都需要以“人”为基本出发点，并非以客观物质规律为起点。人文学科的灵动复杂性，不同于固有科学规律的唯一性。无论是对于旧文科还是新文科而言，“人的需要是基准”这一文科特性，须臾不可缺少。从某种意义而言，新文科就是从不同角度来增厚传统“文科人”的气质，借助于超越文科的多样学科的经验和方法，助力文科的建设更为丰盛多元。由此，新文科的拓展依然应该以延续传统文科对人的特性的定焦为基础，关注人的心理需求、情感需求的成长和教育，以满足人的不断丰富的精神需要为改革宗旨。

艺术，是新文科中人文学科板块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文学科乃至整个文科中对“人的要素”最为坚守的学科。事实上，艺术就是辅助人在物质外在条件受限时启动整个人全面成长的精神内力，是对人期望更快、更多发展的情感要求给予满足的过程，同时，对人和人之间如何做到秩序突破提供注解。艺术的不同门类都专注于创造想象，从而去满足人的心理情感需求。可以说，艺术就是以人作为基础点，不断去满足人的精神情感无限生发的可能。艺术的生发是从无到有的，因而必须要创造性地挖掘人对于心理情感精神所需要的各种形式，无论是书法、戏曲、美术，还是影视、音乐、舞蹈肢体的伸展，等等，都出于人类试图挣脱既有束缚而创造满足内心需要的本能。音乐旋律的促发是人类对于想象性空间的一种激荡情感呼唤，书法艺术在起伏转折之中表现了人类对线条的创造性发挥，而作为后起之秀的影视艺术更是在搭建视听奇观的过程中借助技术条件去创造人类期望变现的幻想，完成现实中的心理情感满足。上述描述的要义是为了说明，文科的出现是基于满足人的中心需求及学科教育的划分而出现的。其中的艺术学科，无论是哪一门具体门类都产自“人”这一创意机体，即身处自然世界中试图突破物质障壁而去延伸精神世界的幻想。

因此可以说，传统文科已经锤炼出比较丰满的艺术学科、人文学科乃至整个文科体系。其中，不同学科门类保持自身固有体例，相互分野而又彼此融合，成为“人”的成长多样性的互相支撑。但是，问题却在日渐凸显，在传统文科中，由于为了巩固学科自洽以实现学科发展目标，对于人的需求的专一性，逐渐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发展模式，不同人文学科不由自主地要实现某一个部分的特定规则。因而，这种自成体系的学科框架乃至区划方式，最终阻断了“人”的成长的整体性与全面性。在传统的人文学科交流中，早已出现呼唤彼此之间更多交流的“呐喊”和期盼，而新文科的建设目标，则创造了一个撕破传统、探索弥合的新机遇。

新文科建设是新时代发展背景下提出的跨越式学科发展新命题，而对于艺术学科在新文科背景下的相关思考，也成为新文科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作为教育部聘任的新文科建设委员会的专家组成员，笔者认为，在尚未具体定义新文科模式和概念所指的时候，我们需要从人文社科不同学科期望的角度，研讨新文科可能拓展的内涵指向，从而脚踏实地做出自身专业的相关探索，从根本上助力于新文科建设的宏观目标。

关于新文科的认知尚在探索之中，问题主要围绕着什么是新文科？在既有文科基础上提出新文科的切入点是什么？新的文科应该呈现什么模样？它应该包括哪些要素？它的发展目标和趋向是什么？而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新文科建设中艺术学科应该如何适应新文科的发展？它在新文科体系中的价值和贡献是什么？又当如何发挥本身特性，担当起成为新文科重要板块的职责？

毫无疑问，传统文科与理工科的最大区别在于，理工科试图探究“人”之外的科学发展规律，而文科则围绕“人”的发展需要来构建学科。然而，在传统文科内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也存在着显著差异，传统自主自立的、单一性的文科构成很难将二者融合、协同发展。例如，新闻学、文学、哲学等都自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各自有体系内健全的逻辑关系、理论基础和学理框架，长期的单一性文科建设思路使这些学科成为一种固化的学科体系。显然，新文科建设中所要面对的首当其冲的挑战就是对于传统文科各学科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调整甚至极大程度地聚合。

传统文科在长期运行中已然形成了一套逻辑自洽的学术体系，不同的文科门类之间有着泾渭鲜明的分界线，也有不同的学科理论支撑，彼此并不互相往来而呈现独立性。例如，以中文学科为代表的学科体系就涵盖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等，在这套成熟、严密、自循环的理论研究范式内，其他学科思维很难真正融入其学术体系。从中可见，传统文科形态内单一学科自身的排他性。

其一，传统文科更注重于学科体系的理论化构建，实践性的地位和理论性的学科建树之间，构成了一种被领导和领导的关系，因而，不可避免会出现研究过程和结果忽视了与社会现实的关联。

其二，传统文科对于跨出学科疆域的、创造性的内容，通常采用一种排斥抵触的姿态，恪守自身领域的严肃性，逻辑自洽为基本法则，因而，难以实现跨越学科的交融和认可。事实上，学科的跨越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现实需求的，因为“万事万物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任何学科的建设都要强调宽口径、厚基础，我们的文科一定是适应科学技术发展、拥抱科学技术的新文科，实现文科、理科、工科、农科、医科等不断交融交叉的新文科，是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密切联系的新文科”。^[3]

其三，由于传统文科不同门类各自具有独立的话语体系，一般而言，超越这一话语体系，就成为另外一个学科的专业范畴。例如，同属艺术门类中的音乐与舞蹈、美术与设计、电影与电视等，专业差异明显，即便在同一艺术门类之内，彼此之间也是完全不同的封闭体系，专业交融在很长时间内是难以达成的。尽管戏剧学与影视学已经具有共通性的“表演”一级学科，但影视表演和戏剧表演之间的差异还是显而易见的，随着实践推进两种“表演”也在探索中相互借鉴，但彼此之间对于外在体系的接纳也仅仅限于借鉴和参照，并未影响自身既有体系规则的根本性改变。就艺术学科内部而论，也时常有对于“艺术学理论”的质疑：“艺术学理论总被一些以内部专属学科的理论者和创作者所质疑，以为没有超越具体艺术形式的艺术学理论，甚至反对超越具体艺术的理论存在，主要理由无外是没有共通性的‘艺术学’只有具体的艺术对象的艺术学，何况具体的音乐学理论、美术学理论等已经顺理成章，何以冒出个涵盖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等等艺术的理论？”^[4]

其四，传统文科体系中相当一部分人文学科是偏重经验哲学和理论研究的，而社会科学研究中常用的量化研究方法还不太被人文学科体系所接纳。然而，观念形态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是量化方法和数据介入必然为文科相关专业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视角。事实上，对大数据等量化方法的认知常常不太容易进入人文学科体系，而这很容易导致学科发展与时代产生距离，远离社会实践与现实需求的不足在不少文科专业中依然存在。其实，新技术手段为文科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例如在文学领域，借助计算机科研手段对《红楼梦》进行大数据解读，通过对关键词重复做截取分析，就获得了全新的研究成果，开启了新的研究思路。

其五，传统文科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也存在着明显壁垒，因为概念的差别已然将传统文科划分成为两种不同体系，而随着这种差别不断积累，传统文科内部也变得日趋割裂。实际上，二者在许多层面相互之间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即所谓社会科学的客观规律性离不开对于人文意义的牵扯，而人文学科对科学规律的追寻也必然需要拉近与社会科学的距离，毕竟都是人类对于生存世界的理性认识。

其六，传统文科在面对互联网智能时代的变化时普遍反应迟滞，这主要是因为局限于纸质文本时代学习滋养和传播特性所困，尤其是对于网络所生发出来的热点现象的学术关注和评判依然有明显的抵触姿态。这就和事实上正在发生的年轻一代生活的主体依据是互联网、移动媒体等创造的话语和认知等形成了比较大的偏离。事实上，“信息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已经成为一个国际趋势，新文科建设是实现哲学社会科学与科技革命交叉融合在高等教育的实践”。^[5]

在透析了以上六点现状形态后，不难窥见传统文科正在遭遇的发展“瓶颈”，这也成为建设新文科的价值所在。针对当下新文科的建设和发展，笔者提出“四要”思考，即要有所聚合、要彼此借鉴、要敢于突破、要继承创新，作为新文科建设的突围路径。

第一，“要有所聚合”对于各个学科而言均是必不可少的转型方向。事实上，经过多年的学科发展积累，无论是艺术学科还是人文学科，都已经迫在眉睫地开始了聚合实践。例如，艺术综合性的呈现日益凸显，影视、戏剧、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渐趋紧密，不同人文学科都对哲学学科有所呼应，等等。对于艺术学科而言，聚合的实践早已开始，例如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即是从摄影专业到表演专业不断跨界转行，最终成为享誉国际的知名导演；又如，从人才培养角度考察，一方面，专业表演人才在影视表演和戏剧表演之间的跨越成为惯例，另一方面，近年也有越来越多的专业舞者跨界转型成为影视演员，而毫无学科障碍。其实，作为一种综合性艺术，影视学科从创建伊始就横跨不同学科。从我国影视学科创建历程来看，20世纪90年代，在国家影视大发展的背景下，影视学科的建设蔚然成风，尤其是很多综合性大学开始兴建影视专业。这些学科专业的前身或来源于文学、传播学相关专业，或来自电教技术（教育学）相关专业，或发展于美术、设计、摄影、视觉艺术等相关专业，可见聚合的多样性对于新专业的创设和转型，早有成例。

第二，“要彼此借鉴”是新文科的发展方法。同一学科门类之内自身的借鉴是非常纯熟的，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必须要对于艺术实践类的学科进行借鉴，将技术实践的能力和经验提升为理论案例，成为理论学科自身丰富的重要途径。然而，不同门类、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在“新文科”建设语境下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例如，影视学科特别是电视学科，和新闻传播学科之间在理论观念、理论支持与新媒体学习之间的借鉴，成为必要之举。与此同时，影视学科的发展和文学学科的发展越来越密切，影像与文字互为“镜鉴”的交流过程，对于彼此的学科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要敢于突破”是新文科的探索手段。按照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所描述的，文化模式形成一种相对稳固的内部发展模式后，就“内卷型”增长甚至出现无法发展的趋势。在不同的学科自我发展蜕变中，都形成了一种相对闭环的学科体制，学科稳健发展确实离不开自身有一套稳固的、逻辑的、自洽的体系，以确保独立性。但是在迅疾发展的时代语境下，尤其是互联网智能时代的浪潮下，“内卷型”的学科体系已经无法适应人才的培养需求，因此，新文科建设的重要意义，不是摧毁旧有学科体系，而是要打破“内卷型”困局以兑现突围式的学科发展。实际上，在艺术学科之中，跨越自身学科壁垒，而逐步扩大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借鉴与交流，已经成为常态化发展方向。例如，当下越来越多的舞蹈教育理念倡导打破程式、超越舞蹈舞台，反对只以技能技巧展示为基础的单一指标，而注重可以培养出面向实际综合性需求的艺术人才。又如，设计学科原本依附于美术学科之内，却以强大的社会实践力量而突破美术学科独自设立，并且与工科相互承认学位，这也是一种相当明显的学科跨越。此外，动画与新媒体学科原先也归类于戏剧影视学科之中，但逐渐因为学科发展的特殊，促成了这一学科的独立命名。可见，“要敢于突破”使许多传统学科打破了建制设立上的固有枷锁，而呈现出新的发展机遇。

第四，“要继承创新”是新文科发展的检验标尺。新文科是对于旧有文科体系在继承基础上的拓展甚至翻新，需要注入大量新鲜的血液和新鲜的内容，尊重传统学科体系逻辑性的前提下，在研究方法、实践方法、表述方法上展现更多的创新思维。因而，新文科的理论视野必将更加开拓，在自身学科视阈外也关注不同学科的发展，并借鉴其他学科的学理思想、技术手段、理论方法等，因而，新的文科体系必然呈现出不断融合、扩展、日益综合性的新趋向。

新文科建设作为新时代学科转型升级方向还在不断探索完善中，因此，从不同视角出发必然会有全然不同的设想，但笔者认为需要关注三个层面的核心问题：第一，明确两大任务——内补和外输；第二，落实三个核心点，即面对发展的综合性的学科要求、面对智能时代的学科要求、面对互联网时代的学科要求；第三，在新文科建设中需要从整体上协调三个层次的探索，包括新文科的观念形态和学科理论体系探索、新文科的专业建设探索、新文科专业的课程逻辑探索。

“内补与外输”是新文科构建以及具体学科拓展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两大任务。所谓“内补”，主要指新文科整体建设历程中，宏观上的自我补益与相互之间的借鉴。新文科界域内的学科发展，首先应在自身的学科体系内部有更多的融通和汇合，即对于自己相近的学科能够更多地借鉴、改造和生发。例如，艺术学科涵盖的音乐、美术、舞蹈、戏剧、戏曲、影视等不同的学科领域，彼此存在很多的艺术共性，已经有许多可以相互借鉴和彼此相容的所在。因而，在新文科建设中，艺术不同领域彼此之间学习、借鉴和相互参照是必不可少的。其次，扩大视野，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相关体系中相互借鉴、彼此验证。以艺术学科为例，作为人文学科的一类，其受到同一学科体系下的不同门类的深刻影响，文学、政治学、哲学、法学、历史学、经济学等都对艺术学研究有不同程度的“浸染”。例如，文学为艺术学创作提供了可供改写的文本素材，历史学给予的历史观点、历史经验使得艺术在创造中更富有恒久的魅力。

所谓“外输”，主要是指某一个特定学科应该对整个新文科建设奉献独一无二的价值和力量。以艺术学科为例，其对于整个新文科建设最为重要的外输能力就是给予其他学科审美能力。艺术的核心功能在于塑造审美感知力，包括审美思想、审美方法、审美的精神锻造和审美的情感满足等。对于不同学科而言，通过艺术的熏染能够帮助不同的研究者、受教者建立起对于审美的基本认知，而围绕着人的精神情感的提升而进行的学科建设正是艺术学科的发展使命。艺术教育应该不遗余力地为人文社会科学乃至理工类学科输送强化审美价值理念和判断标准，把艺术审美的理念、方法与对人的锻造相结合，有针对性地给予不同的人文社会科学和理工科以艺术审美的感知力，以及为一些学科的理论研究给予形象化的再现手段，从而辅助抽象的科学理论更适于大众接受。事实上，作为世界理工科大学中的翘楚，麻省理工学院就始终坚持“把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作为教育伟大的工程师、科学家、学者和公民以及保持学校创新能力的基础”。^[6]

在新文科建设的进程中，面对发展的综合性的学科要求、面对智能时代的学科要求、面对互联网时代的学科要求这三大核心问题是新文科“修炼”最为重要的目标。

首先，注重面向综合性人才培养的学科体制建设必不可少。时代的发展越来越需要综合性的学科、综合性的人才和综合性的能力，来承担新时代的建设使命。必须承认，老文科的分科体系也是人类精细化的、对于学科认知的一种准备和成果，分工细致、术业有专攻是老文科的基础。人的视野有限、知识有限，老文科以分工而聚合在一起的模式对于学科的发展、教育的进步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无论何时，各自术业专攻的优点都不能丢弃。但是问题在于，人类已经进入了很高的知识学习和运用阶段，社会需求的激增使人才的培养目标越来越趋向于向综合性的人才培养。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还凤毛麟角，而21世纪初研究生教育就已经普及化，可见不是知识贬值了，而是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水涨船高。事实上，高级人才综合素养的要求和学科融合的要求越来越明显。

在智能时代逐步到来的时刻，再次强调学科的综合性，打破成规壁垒，在原有的精细分工基础上，更多地交融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也成为“新文科”众望所归的重要原因。因而，必须始终坚守新文科扎实基础背景下的多学科之间的知识交融的意义。互联网、智能时代对文科的革新要求迫在眉睫，新文科必须直面这种社会需求，这是因为“在数智互联网面前，远离移动和链接的文科或许会因陈腐僵化而被遗弃，而失去调控的科技则会像无头之兽一般危机四伏、险象环生。近年来接连由‘基因编辑婴儿’‘隐私泄露’等科技事件引发的公众焦虑和伦理恐慌无不表明，对于文理关联的时代之新，无论人文抑或理工其实都没做好准备”。^[7]在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建设走在前面的基础上，文科的创新不是需要与否，而是必须大步向前。显然，在这一进程中，各个学科之间都会有更多的交融，因此，新文科建设的目标也就是培养综合性的人才来承担、适应这样的时代发展需要，既要术业有专攻，同时要赋予术业专攻新概念、新思路，“专攻”也是有其他学科给予支撑的新的“专攻”。

此外，在新文科建设进程中，必须正视互联网、智能时代的全新语境。互联网的蔓延使得学科边界不断扩展，相应的研究与教育均离不开互联网的吸纳和学习，而智能时代更提供了无限可能，因而，培养人才的目标应该面向未来，接受互联网、智能时代对传统学科教育体系的巨大挑战。

在新文科建设过程中需要整体协调三个层次的探索，包括新文科的观念形态和学科理论体系探索、新文科的专业建设探索和新文科专业的课程逻辑探索。

首先，新文科的观念形态和学科理论体系探索。既往的学科理论依据是建立在传统文科基础上的，其特征是自身的封闭性和内卷性的发展形成了自立的规律，但随着新文科的建设，必然朝着一种综合性、拓展化，面向实践，针对互联网智能时代的方向发展。由此，学科的理论依据，必然是借鉴多样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的理论思辨，来强化新型学科的建设，配备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更扎实地应和社会发展需求，在超越既有的学科限制中创建更为和社会实践要求相结合的理论体系。

其次，新文科的专业建设探索。新文科专业设计和布局应当在以往学科专业理论支撑的优势继承基础上进行增补调整、有所不同，即专业支撑体系更多地兼顾综合性人才培养和面向时代发展的总趋向的人才培养的学科体系要求，理论上的高视野和跨学科性与实践中的高科技和践行的可行性之间的结合。这样的新文科专业设计，有可能会超越既有的学科壁垒，兼容甚至扩大自身学科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乃至更多地将理工科的一些思维模式引入，而最终呈现出综合性的人才素养专业拓展。

再次，新文科专业的课程逻辑探索。新文科专业的人才培养逻辑必然会大不相同，因而，在人才培养体系上，需要在一些课程改革和设立上做出调整，给予国家紧需的、贴合时代发展方向的新设课程更多鼓励。对于新兴的综合性的学科、有助于人本滋养的学科以及提升审美能力的学科，应该强化在课程上的普及和推广，尤其是综合性的审美文化课程和培养学生基础文化观念及理论的课程，应该与以往有显著区别，而实践性的课程设计也应该更多地满足面向社会发展尖端和前沿的需求，以触发学生的思考和创造性作为教学目标。正如有学者所言：“新文科在教学方面要推进教学改革，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改变学生对知识的认知个性。要设法通过我们的教学改变学生对知识的态度，让他们从将知识当成永恒真理转化为当成一种可建构的并需要通过探索、讨论、辨析、批判等方式达成的阶段性共识。在知识去真理化的同时，阻碍知识探索的难度会相应降低，对探索新知识的热情会相应提高。”^[8]

如何建设新文科还在论证中，但在继承老文科学科厚实基础和传统上的新探索是必要的，尤其是作为艺术学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戏剧影视学科，其中核心构成部分理当为新文科建设做出探索和表率。认定戏剧影视学专业为新文科建设中较为典型的案例，原因在于戏剧影视学既往已经在学科融合、与其他学科门类的互渗中彰显出自身的灵活性、包容性等特征。因而，面对新文科建设大势，戏剧影视学研究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拓展和思考。

新文科建设指导下的戏剧与影视学基本理论的建设，戏剧影视学和新闻传播学、计算机科学相结合的新文科特征的研究，戏剧影视学和相近的艺术学科之间的借鉴、相互渗透、输入输出的研究，戏剧影视学理论基础构建与综合性特色、基础性学理与实践性关系的研究，戏剧影视学和新闻传播学科、互联网学科之间的交融突破研究，戏剧影视学中影视学科之间的交融、整合和提升研究，戏剧影视学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实践课程之间关系的研究，戏剧影视学专业学位和理论学位及与实践学科之间关系的研究，戏剧影视学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戏剧影视学建设中的师资质量和要求配备的研究，戏剧影视学本土化基础构建与面向世界的专业技能的关系研究。

显然，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观念上的认知，包括对于打破学科藩篱的戏剧影视学综合性思路的拓展，面向互联网、智能时代的戏剧影视学实践性学科的设置方向思考，戏剧影视学自身的综合性、人文素养和审美精神培育的要求，等等。

戏剧影视学科尤其是其中的影视学科，是艺术学科中最为晚近出现的学科门类，但却有机综合了艺术多学科的优势，成为当代最受瞩目的艺术样式。从先天角度而言，戏剧影视学在剧作上借鉴于戏剧的剧作为基础，融合音乐、美术、舞蹈、设计等多学科的优势而最终成型。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它既延伸发展出电视剧艺术，更成为互联网时代视觉艺术的载体，呈现出包括短视频、微电影等形态幻影。因此，新型影视学的学科设置与传播学、网络艺术、视觉新媒体等都有更多互动，并且将越来越具有更深度的适应智能时代文化消费模式的优势。

在影视教育体系中，导演、表演等身份定位其实都符合综合性人才培养要求。以导演行业为例，电影创作中的越界现象趋向明显，多元背景成为主要潮流，在专业分工明晰的既往，作为导演的职业是专一的。但显然，从第五代开始，专业跨界逐渐出现。作为依然活跃在执导行业的顶尖导演，张艺谋就是从摄影转向导演，姜文从演员成为导演，冯小刚从剧组美工和编剧成为导演，但显然越来越多的非专业导演，甚至非专业电影学院毕业者成为执掌导筒的重要构成。笔者参考来源于猫眼电影专业版的公开数据，作品累计票房占先的导演的本科专业出身更多非科班，从中可以窥见变化趋势。

从上述梳理中不难发现，中国内地电影市场29位票房排前者，除了少数几位本科就学习导演专业或研究生进入北电专攻导演专业之外，非专业出身的导演占绝大多数。这绝对并非试图抵消导演专业学习的重要性，但越来越多的学习途径造就了中国电影导演人才更为多元的事实，这一现象值得思考。具体对占据前列的导演来做个案分析，票房第一名的《战狼2》的导演吴京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1994年获得全国武术比赛冠军，对动作类型的专长也助其自导自演的军事题材影片“战狼”系列异军突起，借助果敢的形象、拼命的精神、灵活的身手让电影极具冲击力，而吴京塑造的个性英雄和时代中国的大走向一致，从而激发起人们对于硬核创作的拥戴，尤其是其触及惩治拆迁恶霸的突破表现，让长期以来人心期望得到抒发，其高票房就是时代期望的影像创造真正打动人心的必然收获；票房第二名的《哪吒》的导演饺子毕业于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大学期间就喜爱动漫创作，毕业后执念投入动画行业，最终创作出开创国漫高峰的动画形象，成就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新动画风格创造；票房第三名的《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是海南大学法学专业本科毕业，做过旅游卫视节目包装监制，即便后来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也是在管理系学习；《唐人街探案2》导演陈思诚是演员出身，他代表着更多的“演而优则导”的趋向，证明着电影表现的多样性，也包括演员作为前景呈现的优势。由此可见，导演出身背景的丰富性已然成为核心竞争力，因而，戏剧影视学科中的人才培养策略也应该更加倾向于多学科的联动机制，打造复合型人才。在学科的设置上，要大胆采用多学科融合的学习模式，使得在不同学校设置的同一学科有更大范围的自由度来结合各自特点和优势进行发展和建设，以多样学科的聚集和多样学科的学习来促使影视导演作为创作的核心，以更广阔、更包容的建设思路为影视学科的人才培养和发展前景打下良好的基础。

影视学科经历了一段从精英的仪式到大众的影视的转变过程。从只有精英参与、小众型的北京电影学院的全学科分工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分工细致作为教学基础，导演、表演、美术、录音、后期制作等的学科分工自成体系，在很长时间内为中国电影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在学科建制中一直是以分工细致的学科体制来统辖电影创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综合大学的影视学科开始拓展，适应着时代对于影视教育的新要求，多种多样的影视学科体制打破了传统的学科建制，无论是专业设置还是课程的设置，都取决于不同学校的发展定位和特色，依据自身的情况特别是适应时代的发展来开拓新的影视学科体系。由于综合性大学的影视学科大多出自中文学科、教育技术学科、新闻传播学科，也包括在美术学科中的摄影学科等延续开来。他们所依托的学校有更为丰富的综合性的学科基础，所以从最初似乎是专业发展“短板”变成了具有综合性优势的“长板”。而在数码时代之后，从电影到电视到DV电影的创作，综合性的学科也不断发挥出他们各自的业态优势，而形成中国影视学科庞大的队伍。随着影视学科进入21世纪的发展，各种形态的网络电影的出现更扩大了学科的延展方向，VR、AR等的应用又促使影视学科发生新的变化，而当下互联网视频时代又让影视学科再次经历着传播渠道的变化所带来的受众需求的巨大转型。在当下抖音、快手等新视觉媒体以迅疾的速度吸引着现代人们，改变着对于影像的固有认知，因而我们的影视学科和影视教育必须适应这样的时代革新。在智能时代的发展中，影视拍摄从立体影像到空中的无人机拍摄等，也应和着一个全新的时代方向，影响着影视创作人员的素质和素养的培养基调。计算机时代对于影视创作和研究的改变，大数据互联网对影视创作和研究的影响，市场化的策划管理介入影视和创作，等等，都带来崭新的挑战，因而，影视学科的拓展势在必行。新文科背景下的影视学科必将迎来更大的分化，更多的计算机、互联网、智能设备的介入必将引发更具包容性的、综合性的学科发展与转型。

传统戏剧影视学科的理论研究多借助于文学、哲学、新闻传播学、经济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方法，而随着戏剧影视艺术大众文化属性的不断凸显，戏剧影视学科展现出更为丰富的包容性，尤其是对大众审美的观照和引导，成为戏剧影视学科的重要研究视角，而这也体现了戏剧影视学的综合性，即对经典理论和大众文化都予以吸收和接纳。同时，在理论研究之外，戏剧影视学建设还承载了更为重要的应用价值，即借助现代影像技术传递视听艺术表达。在新文科背景下，戏剧影视学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戏剧影视创作中的影像呈现与文化书写对于新一代年轻人，其影响力与召唤力相比其他艺术形式无疑更加具有优势。在此基础上，戏剧影视学科所承载的责任也就更大，因而，也必须承载更为综合性的人文素养来强化学科建设，同时始终将审美精神灌注在戏剧影视艺术表现中，传达给年轻的受众群体。综上所述，戏剧影视相关专业应该在新文科的整体建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它理应和整个艺术学科一起，强化人文素养和审美精神。

艺术学科是最强调审美构建的学科，当下不同的艺术学科之间已经开始跨越单纯的技巧藩篱，而是将审美价值的挖掘提升到对审美承载者和主要实施者的依赖中。传统的艺术学科往往对艺术技巧更为看重，然而树立更为崇高的审美理想才应该作为学习艺术最重要的追求目标，这也是艺术学科的建设使命。

实际上，对于新文科建设而言，艺术思维真正渗透进各个新文科领域并带动相关学科对于审美的认知极为重要。艺术承载着审美形象的再现功能，但是否达到了审美精神和情感表现的和谐完美，却需要通过艺术教育的学科观念、专业设置以及课程引导来确认。因而，整个新文科建设无疑始终需要渗透审美理念和文化精神，来促使新文科发展具有更为触动人心的因素。艺术思维在新文科建设中的融会贯通会打破老文科的刻板理性，而赋予其更多的感知力和信服力。因此，新文科背景下的艺术学科应更加关注个体艺术技巧和综合艺术素养熏陶二者之间的尺度。要把握住艺术技巧仅仅是实现审美的手段，而审美精神才能从根本上提升艺术的价值和理念。最终，艺术学科将带着自己独特的形象思维和情感表现，渗透融汇到整个新文科之中，活跃而且渲染新文科的簇新魅力。

（作者周星系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教指委主任，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委员会成员；任晟姝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艺术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1]张俊宗 . 新文科：四个维度的解读［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14.

[2]同上。

[3]杨灿明 . 从四个维度来看新文科之“新”［J］. 中国高教研究，2019（10）：11.

[4]周星 . 中国视角与当代价值——关于艺术学理论认知相关问题的思考［J］. 艺术工作， 2019（6）：2.

[5]周毅，李卓卓 . 新文科建设的理路与设计［J］. 中国大学教学，2019（6）：53.

[6]石云里 .“第三种文化”视野中的新文科［J］. 探索与争鸣，2020（1）：18.

[7]徐新建 . 数智革命中的文科“死”与“生”［J］. 探索与争鸣，2020（1）：25.

[8]吴岩 .“守城”到“攻城”：新文科建设的时代转向［J］. 探索与争鸣，2020（1）：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