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教喻与输服具结的研究成果

2023-08-1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而后，州县官在“不应为”评判的基础之上，讲解道理，再行审断劝谕，尽力使其在理亏的基础上做出让步，甚至内心追悔，从而为两造输服、词讼完结奠定基础。熊宾在《三邑治略》自序中写道：“每讯一案，必反复开导，使其输服具结。”“输服具结”则是案件双方对州县官裁判的认同与接受。而理作为“不应为”行为的内核，自然是“输服具结”的基础之一。正是因为百姓与地方官拥有一些情理上的共识，他们对熊宾的审断才会“输服”。

“不应为”律在清代细故案件中，虽然没有被大量援引适用，但是“理不可为”的内核，仍然影响着州县词讼的审断。而细故案件审断中并不直接援引“不应为”律的原因之一，可能还在于，官府认为细故案件的危害性，较之重情之案更为轻微。这一点，或许能从州县官对细故案件的看法中略窥一二。汪辉祖认为：“细故不过一时竞气，冒昧启讼，否则有不肖之人，从中播弄，果能审理，平情明切，譬晓其人，类能悔悟，皆可随时消释，间有难理，后亲邻调处，吁请息销者，两造既归辑睦，官府当予矜全，可息便息，宁人之道，断不可执持成见，必使终讼，伤同党之和，以饱差房之欲。”^[23]而理想的处理结果则是：“当堂具结时用好言劝导，使有理者心服，无理者知愧，彼此和解而去，自不结怨再告也。”^[24]可见清代官府认为，细故案件中的“不应为”行为虽然很多，但是造成的后果远远没有命案一类的重情案件严重，命案需要以“不应为”律作为平衡案件整体公平的刑罚来规范罪刑处断，但细故烦琐，靠调解、教谕就可以收到好的解决纠纷效果。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于相同的“不应为”行为，州县官的处断也就与命案审断大不相同。如上文所述，细故案件审断中极少援引“不应为”律科罪，只偶有掌责等薄责。其余大多数案件，州县官都将肉体上的责罚予以宽免，而只是借助对行为“不应为”的评价来讲解案中情理。“不应为”的评判，仅仅是事实叙述，表明行为人在纠纷中处于理亏的位置。而后，州县官在“不应为”评判的基础之上，讲解道理，再行审断劝谕，尽力使其在理亏的基础上做出让步，甚至内心追悔，从而为两造输服、词讼完结奠定基础。否则，便会再生事端，或反复呈控形成讼累。毕竟，细故案件虽然琐碎，但是若处理不当，则会形成积案或者引发新的冲突，导致民众反复上控，最终导向更为严重的纠纷。清代曾有一则条陈积案弊源折，就阐述了这样的道理。

由此可见，州县官应当及时听理词讼，做出妥当合理的裁判，才能避免积案而使词讼发展成刑狱。虽是雀角细故之案，但是州县官也要进行合理的裁判。辨别其中区直，指出案中的“不应为”行为以作裁判理据，令审断能够服众。这样才能保护贫懦者，威慑凶强者不敢再滋生事端。否则，若是置之不理，任由案件积压，最终会导致人心风俗都日渐凶悍，社会秩序恶化。这种情况，也是因为社会成员之间，失去了“理”的共识。不合于理的行为没有得到司法者的否定性评价，没有被司法纠正、惩戒，在民间便不可能形成警示和威慑，无法传达“理”的共识。行为合乎于理之人，又因为贫弱而被凶强欺压，可能会心生怨愤。凶强之人恃强凌弱，更会肆无忌惮。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出现聚众械斗、寻仇报复等事件，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若要避免这样的恶果，州县官就应当及时审理词讼，并且做出合理的裁判，使纠纷终结。一般说来，“输服具结”是州县官处理词讼的理想结果。熊宾在《三邑治略》自序中写道：“每讯一案，必反复开导，使其输服具结。”^[26]“反复开导”即是州县官在“应为”与“不应为”的判断基础之上所进行的。“输服具结”则是案件双方对州县官裁判的认同与接受。而这种认同实际上是出于民众自身所具有的一部分“理”的共识，因此，州县官教喻之后，才会得到当事双方的认同。而理作为“不应为”行为的内核，自然是“输服具结”的基础之一。毕竟州县官也是社会中的个体，因此，他与当时的百姓之间必然分享一些情理上的共识。正是因为百姓与地方官拥有一些情理上的共识，他们对熊宾的审断才会“输服”。州县官所作出的“不应为”行为评判，是依照民间社会中的礼制、礼俗、道德、理义、事理、情理的评价标准来评判的。这些标准，就是社会成员之间关于“理”的共识。在细故理断中，州县官体察人情、依循情理，才能使百姓认同州县官的调处方案，为词讼的了结奠定基础。

中国古代教喻与输服具结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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