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不应为判定：审断的理据支撑

2023-08-1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具体而言，这种“不应为”判定，是州县官基于案件事实、以理为依据，对案中人的行为是否合乎于理，所作出的总结性判断，仍然是以“理不可为”作为隐性的标准，是案件判决结果的理据支撑。这种合理性判断所起的作用，则是为处理案件和了结纠纷提供理据支撑、奠定甘结基础。由此可知，认定姚本先的行为是“不应为”之举，是依照情理等做出的合理性判断，这一判断是其后令姚本先退还幼女、为其追究礼价这些处理的前提和支撑。

命案中适用“不应为”律是为规范论罪，为平衡案件整体审断，并警示告诫做出“不应为”行为之人。而细故案件理断中的“不应为”判定，则是为了辨别是非，说服两造认同处断，接受裁判不再纠缠。具体而言，这种“不应为”判定，是州县官基于案件事实、以理为依据，对案中人的行为是否合乎于理，所作出的总结性判断，仍然是以“理不可为”作为隐性的标准，是案件判决结果的理据支撑。这种合理性判断所起的作用，则是为处理案件和了结纠纷提供理据支撑、奠定甘结基础。先以“讯黄连元一案”为例。

讯明黄连元之女黄桂香，经向洪发、朱文明卖于姚本先。据朱文明供称，系与黄连元至亲，托伊代卖，向洪发得钱十四串，身只得钱二串。质之黄连元，供称并不与朱文明认识，亦无托卖之事，足见此女系朱文明、向洪发所拐。朱文明重责收押，候拿向洪发再行质讯严办。姚本先并不问清来历，擅娶幼女，亦有不应。即将黄桂香退还黄连元领去。至所去礼价，候传向洪发到案究追。彭元福之佃户彭启秀妄行作媒，实属可恶，着一并传讯究惩。姚本先婚书存卷。此谕。^[18]

此案为收买被拐卖的幼女为妻。清律对诱拐妇人子女的行为是严厉打击的。此案中，朱文明谎称是幼女父亲的至亲，受托卖女。而在清代默认的人口买卖中，若买的是幼女，那么一般是由幼女父母与买家签订卖女文契。按照情理，姚本先在买妻之时应当详细查问，以弄清幼女真正的来历，看其是否是其父托此异姓“至亲”售卖。因此，熊宾认为姚本先没有谨慎查明幼女来历，就将其买下被拐幼女娶作妻子的行为是“不应为”行为，于理有亏。然后，在对其行为进行否定性认定之后，综合案情考虑，令理亏之人姚本先承担了“理亏”的不利后果，即退还所买的幼女妻子。并且考虑到案中首恶是拐卖幼女的向、朱二人，姚本先虽有过错但较之为轻。因此，对姚本先所向人贩给付的礼价予以“究追”。由此可知，认定姚本先的行为是“不应为”之举，是依照情理等做出的合理性判断，这一判断是其后令姚本先退还幼女、为其追究礼价这些处理的前提和支撑。点明这一行为是不应为的，也为民人接受理断结果、甘结输服奠定了基础。

再看“讯冉裕全一案”。

此案冉裕全等买冉广厚田地一分，内有一百一十串价未付，仍令冉广厚耕种，即作为押佃之钱。而冉广厚二年不认租稞，且称内有冉广大所买旧屋基园子一块，曾经去钱十六串文，系自治私业，并未出卖。细查约据内有除业一块，此即冉广厚有意纠缠之根。冉裕全投税之时，忽将此四字涂去，改为并无插针之地，彼此均有不应，断令冉裕全仍照旧付钱一百一十串文，交冉广厚收领搬家。其冉广大旧屋基园子一块，冉广厚二年租稞未给，此地即作钱十六串文，归并冉裕全弟兄，以清租稞一款。冉牟氏微有伤痕，据冉祥祯等均称不知如何受伤。冉广厚所砍冉裕全树木等件，亦系小事，彼此均毋庸议，各具结完案。冉裕全期票一纸，计钱一百一十串文，暂存卷。此谕。^[19]

此案中，州县官认为两造皆有于理不合之处，评断其“均有不应”。其后的断令还钱、搬家、将旧屋基园子折合价款以抵偿所欠租稞一系列处断，都是以“均有不应”这一不合于理的判断为基础做出的。由此可见，在州县审断之中不应为之行为被“免予深究”、“免于责惩”，更多地指免于受到肉体上的责罚，并不代表免于一切不利后果。行为人的行为被州县官认定为“不应”（“不合”）之后，虽然责罚被宽免，但是仍然会因“理亏”而遭受判决上的不利后果。双方都因“不应为”的行为而处于理亏的地位，这为州县官令其各退一步、不计较小处的调处提供了支持，为“两造具结”奠定了基础。

再以“周良才等控案判”为例。

周氏自南宋迁居，至今三十余世，宗祠、宗谱咸奉始迁者为祖，深合小宗继别之意，与礼相符。周良才钞得旧帙，见其由汉迄唐，世系联贯，辄欲添入谱牒，增主于祠，族人皆谓不可遂以灭祖毁祀，驾词呈控。斯诚愚而好自用者也，本县不惮烦言，于旧帙之谬妄，逐条批斥，俾周宗人共晓之。谱牒之学莫盛于六朝，唐人犹重门第，屡以家世相矜。沿及五季，中原大乱，衣冠巨族散为氓庶。至宋已无复言者，况在今日，而欲追千百年遥遥之胄，以为自出之祖，岂可信耶？旧帙所载，周姓为赧王之后，秦灭周子孙，居汝南，遂以为氏，其说近似而实非也……周良才妄窜谱牒，本应责惩，姑念事出有因，毋庸深究。此后宗祠宗谱，一仍旧贯，不得再有更动，致生事端。呜呼李义府，自称赵郡、杜正伦强附城南罗绍威联昭谏之宗郭崇韬，哭汾阳之墓，扳援贵族，自昔已然，求如狄武襄之，不祖梁公者，前史有几人耶？周之子孙，日失其序，于良才乎，何诛吾愿。凡为子孙者，共儆之也，原谱发还，当予销案。此判。^[20]

此案中，想要篡改宗谱记录的周良才，引发了亲族纠纷。本来，其亲祖自南宋迁居本地，按照礼制应当尊崇始迁者为祖先，记录于宗谱之中，在宗祠供奉。而三十余世后，子孙周良才从某件并不属实的旧时帙文中，看到周姓为赧王之后的记载。便欲修改宗谱，将赧王族裔增添到祖先之中，以表明本宗乃贵族后裔。族人认为周良才灭祖毁祀，将其控告至官府。州县官认为尊崇有证据可证实的始迁者为祖先才是“与礼相符”，是“应为”之行为。周良才修改宗谱的行为于理不合，违反礼制规范，乃是“不应为”之行为。本应当责惩，但考虑到其事出有因，因而宽免责罚。为了使周家人以后不再因为此事再起争端，法官将此事之事理一一道明：

周才卿谥敬侯，而旧帙曰文敬。周法尚谥僖公，而旧帙曰忠武，止谥法之妄也。蓝田为汉县非郡也，而旧帙曰蓝田太守。崇阳为赵宋所设，非唐县也，而旧帙曰崇阳令。此地名之妄也。晋元帝三次改元，无永平也，而旧帙曰元帝永平二年，即惠帝之永平仅两月耳。唐僖宗五次改元，无永隆也，而旧帙曰僖宗永隆四年，即高宗之永隆仅二载耳。此年号之妄也。种种错谬，不可枚举。此等旧帙，一炬烧之可矣。乃欲篡入祠谱，诬其祖宗，至愚至妄，真不值明眼人一噱者。推是意也，必将举周家八百年之统，自后稷至赧王，一一列祀于祠，然后始尽报本追远之意也。此尚知有黑白乎？而谓一族之人能从其议乎？^[21]

通过讲解理据，将“应为”与“不应为”之行为分辨清楚，使周良才和周家人明白旧帙记载并不可信，篡改宗谱理不可为。平息事端之后，便不会再因此发生争端。

再如光绪年间的“悔婚”一案。

查婚姻以庚帖、财礼为凭，今孙有荣既未过有庚帖、财礼，陈文另许之文元品家有庚帖可凭，断令女归文三义。主婚文元品、陈文，即陈应文，不将孙有荣作揖之事说明，与孙有荣不过礼帖，均有不合，姑念控出有因，陈、文二姓甫过事物免其责罚，罚陈文、文元品各出钱二千文以为孙润元另娶之资。^[22]

此案中，孙陈两家结亲，但其后陈家反悔，将女儿另许文家。州县官发现，陈家与孙家尚未过庚帖、财礼，而与后许之文家已经过了庚帖。因此，断令陈家女归后许之家。陈、文两家的家长作为主婚者，陈家将女儿许配孙家却不过庚帖、财礼，文家没说清楚孙有荣作揖之事，其行为都有不合于理之处。虽然考虑到事出有因，两人被宽免责罚。但是仍然因为自己的“不应为”行为，遭受了判决上的不利后果，即被判令罚款。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细故理断中，“不应”、“不合”是州县官基于案件事实所作出的行为评价，依照礼治、理义、事理、情理等，对案件所涉当事人之行为，评价其是否理不可为。然后再根据这一评判，做出审断裁判。在判词之中，应与不应，指明了行为合乎于理的标准。在词讼之中，违背这一标准的行为，将受到州县官的否定性评价，即“亦有不应”、“殊属不合”之类。州县官在这种否定性评价的基础上，审断、调处案件。借助“不应为”的行为评价，寻求审断方案的理据支撑，综合整个案件考量作出合理的裁判，为案件审断、两造甘结奠定基础。

中国古代不应为判定：审断的理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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