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责惩中的宽宥：中国古代刑罚减轻实例

2023-08-1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不应为”轻律折责之后，实际处罚为十五板。减轻了原定的刑罚。除非在上报审理的过程中，再遇新的恩旨、恩诏。譬如有一案中，地保收受贿赂将私和人命案隐瞒不报，受赃枉法，法官认为，作为地保，有觉察命案、如实上报的职责，反而收受贿赂私和命案。因此，所得杖罪应不准援免，折责发落并且革役。此外还有一例因“过误致罪”而“照例纳赎”的案件。皇帝、法官及律例往往给予这些人员在刑罚之上的宽免。

笔者发现，在303件适用了“不应为”律的案件中，只有16件案件的行为人被严格地处以杖八十或笞四十。因情节严重，并罚“枷号一月”的案件，也屈指可数。其余所有适用“不应为”律的案件皆减免或允赎。

第一，折责处理。这样的案件极多，绝大部分被问以不应之罪的人，法官通常都会在“杖八十”后加上“折责三十板”，在“笞四十”后加上“折责十五板”，折责处理。这是因为清代笞杖刑的执行，实行四折除零之法。“笞十，折四板；二十，四折为八，以五为准，除去三，实为五板；三十，四折为十二，以十为准；除去二，实为十板；四十，四折为十六，以十五为准，除去一，实为十五板；五十，四折为二十，无零，实为二十板。杖刑以此类推算，如杖八十，四折为三十二，以三十为准，除去二，实为三十板。”^[46]并且，还确定了刑具形制：“凡笞、杖罪名折责，概用竹板，长五尺五寸。小竹板，大头阔一寸五分，小头阔一寸，重不过一斤半。大竹板，大头阔二寸，小头阔一寸五分，重不过二斤。”^[47]因此，“不应为”重律折责之后，实际处罚为三十板。“不应为”轻律折责之后，实际处罚为十五板。减轻了原定的刑罚。还有案例在折责后恰逢热审期间，又“照例减折发落”^[48]。

以上文提及的案例为例。“四川安岳县民李胡氏为护婆婆砍死丈夫堂弟案”，李枝广因致酿人命，依照“不应为”重律，杖八十，折责三十板。^[49]“江苏荆溪县任和大踹伤佃户俞方名落河溺死案”，两名船户接受雇佣雇一同前往，依照“不应为”轻律，笞四十，折责发落。^[50]“直隶朝阳县民蒙古四喇嘛因被索欠打死郑六案”，金贵听从他人请求，与其前去寻衅滋事，依照“不应为”轻律，笞四十，折责十五板。^[51]“广西上林县民黄经绳因帮护侄子接妻回家被卢玉表殴伤身死案”，黄经芳、黄光耀、黄光山、黄特禀四人听从他人要求牵牛挟制被害人，依照“不应为”重律，杖八十，各折责发落。^[52]“四川天全州祝俸荣因买卖事被荥经县吴成贵戳伤身死案”，熊登富因为没有尽力救阻，在命案发生后，又答应罪犯请求为其隐瞒罪行，不向官府举报，依照“不应为”重律，杖八十，折责三十板。^[53]“山西归化城厅客民王万全伤妹夫武六仔身死案”，保长李伏海没有及时查知命案，并非收受贿赂隐瞒命案，依照“不应为”重律，杖八十，折责三十板处罚，因是公罪，免除革役。^[54]

第二，因恩旨而宽免。《刑科题本》中有很多案件，皆因案件发生、到官在皇帝颁下恩旨、恩诏之前，而被赦免笞杖刑罚。

例如，上文所述“江西德兴县民王赏因争夺山地殴毙族兄王有发案”，张养存因为致肇衅端引发了命案，被依照“不应为”重律科罪。由于其事犯到官在嘉庆十六年（1811）四月二十一日清刑恩旨之前，因此被赦免了所得杖罪。^[55]“山东青城县民胡雨子因同庄人杨有年代地保催银事将其致死案”，地保杨本清托人代为催缴钱粮，致酿人命，被依照“不应为”重律问罪，处以杖八十并且革役。由于案件发生、到官在嘉庆十一年（1806）正月初四日恩旨颁布之前，被免除杖罪，仅革役。^[56]“直隶朝阳县客民高荣扎伤李丕敬身死案”，刘发升致酿人命，以“不应为”重律科罪，杖八十，折责三十板。乡长姚晋玉将没有查清除的案情上报州县，以“不应为”轻律科罪，笞四十，折责十五板，因是公罪而免除革役。由于案件发生、审理都在嘉庆十九年（1814）二月三十日钦奉恩旨之前，因此，两人被免除了笞杖处罚。^[57]

若案件发生在恩旨、恩诏颁行之前，到官在之后的不予宽免。除非在上报审理的过程中，再遇新的恩旨、恩诏。例如“湖南衡山县民向呈化帮同割禾抵欠事欧毙罗克明案”，有三人被问以“不应为”罪。致酿人命者，与欠钱不还引发纠纷者，依照“不应为”重律，杖八十。帮助嫌犯割取禾稻者，依照“不应为”轻律，笞四十。虽然案件发生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正月初一日恩诏以前，但是到官在恩旨办法后，因此初步的审断意见为笞杖刑不得援免，分别折责发落。其后，命案上报至刑部，此时正好在八月二十七日恩诏之后，三人的笞杖刑得以免除。^[58]

而对于情节较重的笞杖刑犯罪，即使到官在恩旨、恩诏之前也可能不被赦免。譬如有一案中，地保收受贿赂将私和人命案隐瞒不报，受赃枉法，法官认为，作为地保，有觉察命案、如实上报的职责，反而收受贿赂私和命案。因此，所得杖罪应不准援免，折责发落并且革役。^[59]

第三，按律纳赎。符合律例规定的人员，法官允许其依照律例规定纳赎。通常指律例规定的有特定身份的主体，主要包括生员、贡生、监生，以及妇女、年过七十的老人。此外还有一例因“过误致罪”而“照例纳赎”的案件。^[60]

例如，“江苏荆溪县任和大踹伤佃户俞方名落河溺死案”，任文楷由于致启事端，依照“不应为”重律，杖八十，因为其有监生之身份，照例允许纳赎。^[61]“江西瑞金县民曾科为索欠致伤王清俅身死案”，贡生谢清庐肇衅酿命，科以“不应为”重律，杖八十，因其为贡生，允许照例纳赎。^[62]“浙江余姚县民邵偕良因割公共学田稻谷被邵成秀殴毙案”，邵田氏因其明明交还了所分田价，却不向邵陈氏言明，自行雇佣工人到田中刈割，引发命案争端，本该依照“不应为”重律，判处杖八十刑罚。但由于其为妇人，因此照律收赎。^[63]“陕西富平县民窦景顺因口角打死无服族弟案”，窦张氏引发了争端，最终导致命案发生。本应科以“不应为”重律，杖八十，但是考虑到窦张氏年过七十，因此允许其照律收赎。^[64]

总之，清代嘉庆朝命案之中，绝大多数触犯“不应为”律之人，并未被严格地依律惩罚。皇帝、法官及律例往往给予这些人员在刑罚之上的宽免。尤其遇上恩旨、恩诏的话，所获罪刑全数免除。若说“不应为”律是政治权力、国家法律侵蚀民间秩序领域的表现，那么严厉惩处触犯“不应为”律的民众更能令“小民因笞杖而惊惧，因惊惧而平顺，因平顺而出现秩序，因秩序而产生‘和谐’”^[65]。可是依照《刑科题本》的记录，这一看法可能还有值得商榷的余地。

实际责惩中的宽宥：中国古代刑罚减轻实例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