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律研究：行为与罪责的轻重平衡

2023-08-1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李胡氏为救护婆母，与条例中救护祖父母、父母之情相同，实属救亲情切。对于真正引发命案冲突且行为于理不合的李枝广，依照“不应为”重律问罪。可见，法官认为，借助“不应为”律如此处断，平衡了不同的行为与应负罪责，才能彰显平允。此后，法官传唤其他证人详细查问，对所有参与命案纠纷的人，根据行为、情节，定罪处罚。“不应为”律在客观上，平衡了命案中重罪行为与轻罪行为的罪责分配，以达到情罪相符的结果。

从清代命案司法中“不应为”律的适用可以看出，法官在审断命案之时，不仅直除法命案纠纷的首犯、从犯，对于引发命案的行为、参与命案争端但未引发严重后果的行为、没有尽到劝阻义务的行为、特殊主体的失职行为、违反其他律例的“不应为”行为以及情重法轻的犯罪行为，都会因为与命案相关联，而被依照“不应为”律科罪。从这些被问罪的“不应为”行为，可以看出，命案审断之中，法官认为仅处理凶手与被害人核心争端，无法彰显平允。其他与命案的发生、发展以及公正审断有关的行为，也应当予以问责，以律法的否定性评价、刑罚的惩戒，来实现行为与罪责之间的平衡。先以上文提及的“四川安岳县民李胡氏为护婆婆砍死丈夫堂弟案”为例。

该臣等会同都察院、大理寺，会看得安岳县审解民人李胡氏救姑情切，殴伤李枝魁身死一案。据此应如该督所题，李胡氏合依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监候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查例载人命案内，如有祖父母、父母被人殴打，实系事在危急，其子孙救护情切，因而殴死人者，于疏内声明，援例两请，候旨定夺。等语。此案李胡氏因伊姑李邱氏被李枝魁推跌按地殴打喊救，该氏闻声趋救，被李枝魁殴伤，仍将伊姑按住向殴，该氏见姑年老被其按殴不放，一时情急顺拾木槌吓打，适伤致毙，核其情节实系事在危急，李胡氏系李邱氏之媳，即与子孙无异，既据该督照救亲情切之例声明，自应援例两请，候旨定夺。倘蒙圣恩准其减等，臣部行文该督，将李胡氏减为杖一百，流三千里，系妇人照律收赎，仍追埋葬银二十两，给付尸亲具领。该督既称：李枝广因李枝魁在伊地界砍伐树木，并不善言理阻，辄用拳殴伤李枝魁左右胳膊，致酿人命，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三十板，李成柄等劝阻不及，应毋庸议。砍伐柏树二株给李枝广具领，令照界管业。尸棺饬属领埋，无干省释。等语。均应如该督所题完结……李胡氏著从宽免死，照例减等收赎。余依议。^[44]

此案中，失手杀人的李胡氏，依照斗殴杀人律，并绞监候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又考虑到清代条例中，对于人命案件的当事人，如果因祖父母、父母被人殴打，情急之下前往救护，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可以援例向皇帝请旨，候旨定夺。李胡氏为救护婆母，与条例中救护祖父母、父母之情相同，实属救亲情切。因此法官依照该条例，请求减轻对李胡氏的处罚。但是考虑到，引发命案的争端，是因为李枝魁到李枝广地界之内砍伐树木，与李胡氏无关。对于真正引发命案冲突且行为于理不合的李枝广，依照“不应为”重律问罪。客观上无法阻止争殴冲突，实在是劝阻不及的李成柄等人，不予问责。最后，将李枝魁盗伐木材，交还于李枝广。可见，法官认为，借助“不应为”律如此处断，平衡了不同的行为与应负罪责，才能彰显平允。

再以前文提及的“直隶房山县客民煤窑工王五因索欠踢死县民田玉达案”为例。

因该县黎德符仅将王五一人羁禁，余犯管押，心怀不甘，抗不具结。随令伊侄田荣赴该厅并府尹衙门控词呈控，檄该厅提审，屡审供认不讳。复诘该委无预谋有心欲杀，书役人等亦无受贿舞弊情事。查陈九龄子、王七、陈二王士得殴伤田玉达右胳膊、右臂膊、右手腕、左手背脊、右连右后肋、左讫肘、右膝、右臁肕连右脚腕、左右臀、右胯、左右大腿、左右腿肚并未骨损，尚不至于戕生。惟王五所殴田玉达左臁肕伤至骨损，并踢损肾子系致命之区，其为死于王五殴踢之伤无疑，自应该犯当其重罪。王五合依共人因而致死以致命伤为重，下手致命伤重者绞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陈九龄子、王七、陈三、王士得均依余人律，杖一百，各折责四十板。王利儿持刀与王利元寻衅，复向田玉达告知以致酿成人命，殊属不合，应与目睹王五等先后殴踢并不劝之与王均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各折责三十板。王三讯无劝救不力情事，应免置议。窑户陈秀讯无交通书役舞弊情事，应与并无帮殴之王利元即王论元同被控牵连之康家沟窑户张二欠钱之闫义均免置议。张二、闫义现均回籍并免到来。仵作白廷桂讯无含混喝报伤痕，应与讯无私放人犯之壮役弥玉成均请免置议。刑书王浩即黑王虽无妆点教供情事，惟于应报府尹公文漏未详报，殊属疏忽，应照直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三十板，系公罪免其举役。^[45]

此案中，因是共殴致人死亡，命案纠纷牵涉多人。知县最初仅将王五一人羁禁，其余罪犯管押。结果王五心怀不甘，因而坚决不作如实供述具结案件。此后，法官传唤其他证人详细查问，对所有参与命案纠纷的人，根据行为、情节，定罪处罚。查明被害人致死之伤乃是王五所谓，因此，依照共人因而致死以致命伤为重，下手致命伤重者绞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参与斗殴并且殴伤被害人的陈九龄子、王七、陈二王士，依照余人律处罚，杖一百，各折责四十板。持刀寻衅、又将事件告知他人以致酿成命案的王利儿，和在场却没有劝阻斗殴的王均，依照“不应为”重律处罚，杖八十，各折责三十板。刑书王浩出于疏忽，在上报公文中遗漏了案件事实，因此依照“不应为”重律处罚。曾尽力劝令死者回家的王三，没有串通书役舞弊的窑户陈秀，如实上报的仵作白廷桂，以及没有私放人犯得到壮役弥玉成，均无罪。由此可以看出，清代命案审断中，对于牵涉命案的一干人等，一一根据其行为区别法律责任，再处以对应的罪刑责罚，才能实现平允、公正的审理，令罪犯及其他人皆信服处理结果。“不应为”律在客观上，平衡了命案中重罪行为与轻罪行为的罪责分配，以达到情罪相符的结果。

中国古代法律研究：行为与罪责的轻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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