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命案司法中的不应为行为探析

再看命案审断记载，可依“不应为”律处断的行为，在《刑科题本》中常被评价为“殊属不合”“究属不合”，指行为不合于理、理不可为。《刑科题本》适用“不应为”律的行为可以分为以下六类。

（一）间接导致命案的行为

在清代命案审断中，官员必须“叙明致死情节”，并且载明其身死一案“缘某人与某人”^[7]。因此，命案审断不仅要考察被害人致死的直接原因，还要考察案件发生的间接原因。引发命案争端、间接导致命案发生的行为，在《刑科题本》中会被判定为“致肇衅端”、“肇衅酿命”、“致启事端”、“致酿人命”。具体而言，引发命案而被处罚的“不应为”行为包括以下几类。

第一，“致肇衅端”的行为。即该行为引发了争衅，挑起了事端。“衅端”，即是引发命案的最初冲突、争端，是审断记录中着墨最多的部分。清朝重情案件的审断记录文书是有一定范式的。刚毅在所撰的《牧令须知》中，曾道尽此类文书的运笔布局之法：“情节要明。情者、两造起衅之由。节者、此事前后之序。此事因何而起，中闲如何转折，后来如何而止，当日意欲何为，人之情也。彼此交会景象，事之形也。以一事之情节，参各人之情形，从头至尾，挨顺而来。毫无颠倒，亦无遗漏繁冗。此即起承转合也。”^[8]总之，要“来踪去迹，声叙明白”。其中，“情者、两造起衅之由”、“此事因何而起”是不可遗漏的案件记载。由此可以看出，在法官看来，“致肇衅端”的行为对于案件的发生、发展，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查明命案中的争衅情由，是清代司法者的共识。而且从《刑科题本》记载来看，通常情况下，命案本非因凶嫌与被害人的直接矛盾所引发，而是因他人的轻微纠纷所引发。衅端一起，若是没有劝阻、中止，最终常会导致命案出现。法官认为，若是这些轻微的纠纷没有发生，或是在发生之后被平息下来，就不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命案纠纷。而这些轻微纠纷，较之于命案纠纷，平息更为容易。若是不处罚肇衅者，只惩罚凶手，则可能导致案件审断轻重失平。引发命案的行为，对命案的损害结果有着间接的责任，因此也应当予以苛责。先以“四川安岳县民李胡氏为护婆婆砍死丈夫堂弟案”为例。

嘉庆七年七月十六日，据李成科报称：本月十二日身子李枝魁与身侄李枝广因砍柏树争闹，李枝广之母邱氏拢劝，李枝魁复与邱氏扭殴，被邱氏之媳胡氏救护，用木槌将李枝魁打伤，延至今早身死，报乞验究。等情。并据约邻宋子禄等报同前由，随带刑仵前诣相验。

……

该臣等会同都察院、大理寺，会看得安岳县审解民人李胡氏救姑情切，殴伤李枝魁身死一案……该督既称：李枝广因李枝魁在伊地界砍伐树木，并不善言理阻，辄用拳殴伤李枝魁左右胳膊，致酿人命，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三十板，李成柄等劝阻不及，应毋庸议。砍伐柏树二株给李枝广具领，令照界管业。尸棺饬属领埋，无干省释。等语。均应如该督所题完结……李胡氏着从宽免死，照例减等收赎。余依议。^[9]

斗殴杀伤人的案件中，《大清律例》所载规定为“若仅止口角骂詈，并无揪扭情事，因向人赶殴，自行失跌身死，及被死者扑殴，闪避致令自行失跌身死者，堩照不应重律，拟杖八十”，针对的还是被害人与致其死亡的行为人之间的纠纷，处罚过失致死行为。但是，该案中被科以“不应为”律的，是引发命案争端的第三人。此案例中，命案的核心纠纷是李胡氏殴伤李枝魁致其身死。但是，从命案的发生、发展来看，命案的起因并不是凶手与死者之间的直接矛盾。而是被害人砍伐他人所有土地之上的柏树，该地属于凶手丈夫之弟李枝广，因而被害人与李枝广发生了矛盾，进而争殴。凶手的婆婆邱氏见其子与被害人斗殴，出言责备了被害人，而被其殴打，凶手为帮护婆母才参与进争殴之中。结果导致被害人被打伤之后不治而亡。法官认为，致酿人命的行为是因为凶手夫弟李枝广，见到被害人在自己的田地内砍伐树木，但却没有好言相劝、理性地阻拦，反而出手殴伤李枝魁，遂引发了后面的命案。这种行为“理不可为”，因此被司法者以“不应为”律加以处罚。

再以“江西德兴县民王赏因争夺山地殴毙族兄王有发案”为例。

嘉庆二十三年九月初五日，据地保傅有光报，据王秋梅投称：伊家有祖遗土名西坞斜坞正坞山场，本月初三日，有另支族人王赏同王烈等赴山砍柴，伊侄王有发同王秋郎等往阻争闹。伊侄被王赏等殴伤左额角等处，至夜身死。王秋郎等均被殴伤，有黄三养见证。等语。往看属实，合报验究。等情。并据尸叔王秋梅报同前由。据此，即带领刑仵前诣相验。

……

据王赏供：……嘉庆十六年间，王秋梅们近房王沅端把正坞山地七分五厘说是祖业，在册为凭，卖与小的同王泳任为公业，价银二两二钱，契载粮在世茂户名推除。后查无此户钱粮，因王沅端外出，致未问明推收。二十三年九月初三日，小的邀同王烈、王新发、王盛潮并王泳任工人李亮，分带木担到正坞山内割草。王秋郎同王有发、王春发、王长新、王泳畛、王庚郎走来斥阻。小的们把续买山业缘由告知。王秋郎们不信，致相争闹。王有发向王烈扑打，王烈闪侧，用木担连殴王有发发际、项颈，弃担跑走。王有发拾担向赶，小的上前拦阻。王有发用木担打伤小的额颅、左臂，小的闪侧，用柴棍吓打，适伤他脑后倒地，各散。不料王有发伤重，当夜死了。小的畏罪逃避，后被拿获的，凶器木棒业已丢弃。是实。（刪）

该臣看得德兴县民王赏致伤无服族兄王有发身死一案。（刪）王赏合依同姓服尽亲属向殴至死以凡论、共殴人致死下手致命伤重者绞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李亮、王用畛各用木担殴人成伤，均合依他物殴人成伤律，笞四十。王沅端盗卖公山不及一亩，第肇衅酿命，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事犯到官均在嘉庆二十四年正月初一日恩诏以前，李亮等应得笞杖各罪均予援免。王泳任并非知情盗买，邀免置议。逸犯王烈等饬缉获日另结。该处山场仍听王秋梅等照旧完粮管业，卖契涂销。王沅端所得山价已据缴县还给，应毋庸议。^[10]

由其中案情记载可知，王沅端因不耐贫苦，擅自欺瞒族人，将族中公山正坞山地（七分五厘）以自己祖业之名骗卖给另支族人王赏和王泳任。盗卖公山之后，王沅端立即外出躲避。而后王赏等人到正坞山地割草，与赶来阻止的王沅端同族人王有发等人发生争斗，争斗之中王有发被王赏殴伤，当夜伤重而死。因争斗双方彼此都被瞒骗而不知情，于是开启衅端、对争衅负有不可推脱责任的人，自然是盗卖了公山的王沅端。于是，法官对其科以“不应为”重律。此案中，“肇衅”的行为——盗卖公山是明显不合于情理的。这一类行为还有索欠案件中较为常见的欠钱不还、另一些案件里的见利敲诈等。

再以“河南内黄县民张黑风因割麦纠纷殴毙无服族侄张五喜案”为例。

嘉庆十六年四月初十日，据地保高太禀，据张廉禄投称：四月初十日，伊弟张五喜与张黑风因割麦争骂，被张黑风殴伤身死。往查属实，理合禀报。等情。理合申请代验。等情。据此，随带领刑仵亲诣相验。

……

据凶犯张黑风供：内黄县人，年四十四岁。父亲张第三，年七十八岁，母亲已故，兄弟张三秃，年三十六岁。小的并没妻子，合无服族侄张五喜同村居住，素没仇隙。嘉庆十四年六月间，小的族侄张喜儿病故无子，遗下屋地是他胞叔张养存承管。十六年二月内，小的向张养存典得张喜儿遗地一亩四分，价钱七千八百五十文，立有契约。后来，张养存如何把张喜儿遗产交给张玉魁管业，小的先不知道。四月初十日，小的携带铁斧赴地砍取荆科，见张五喜在小的地内割麦。小的拦阻，张五喜说这地已给张玉魁管业，张玉魁叫他来收割的。小的把用钱向张养存契典那地亩的话向他告知，张五喜不信，彼此争骂。张五喜用斧背打伤小的右眉，小的也用斧背打伤他右讫肘，是张禄劝散。小的先走，张五喜携带捆麦麻绳随后走来，要去告知张玉魁和小的理论。到了小的家门首，张五喜口内混骂不止，小的生气，夺过张五喜手内麻绳，适兄弟张三秃出来，就叫他把张五喜两手背缚，拉投地保禀官。张五喜越发辱骂，小的顺取门旁铁锄打他脊膂二下、右后胁一下，倒地，住手。不料，张五喜伤重，不一会死了。并没有心要致死他，至他右膝、右臁肕是倒地时擦伤的。是实。

该臣等会同都察院、大理寺，会看得内黄县民张黑风殴伤张五喜身死一案。（刪）据此，应如该抚所题，张黑风合依同姓服尽亲属相殴至死以凡论、威力制缚人拷打致死者绞监候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该抚既称：张三秃帮同捆缚，合依余人律，杖一百。张养存并不将出典地亩情由向张玉魁告知，致肇衅端，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张三秃、张养存事犯到官在嘉庆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清刑恩旨以前，所得杖罪，应予援免。张黑风伤已平复。无干省释。尸棺饬埋。等语。均应如该抚所题完结……张黑风依拟应绞，著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11]

从案情记载可以看出，张养存幼时过继给同姓不宗的人家做义子，后来得到本宗胞侄的遗产，包括一屋及六亩地。他将其中一亩四分地典给了张黑风为业。典地之后，因族人说别宗义子不能接受本宗遗产，于是他只能将屋地遗产交给本宗堂弟张玉魁管业，结果忘记将典卖一事向其说明。而后在出典地内，被张玉魁叫来收割麦子的张五喜同张黑风发生冲突，导致张五喜被打死。法官以“不将出典地亩情由向张玉魁告知，致肇衅端”为由，以“不应为”重律处罚张养存。

通观《刑科题本》，牵涉到案中的人员通常并非一人，而且纠纷情形纷繁复杂。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致肇衅端”的行为是较容易分辨的，做出这些行为的人即是“始作俑者”。他们的行为对命案的发生有着间接的影响。如果能在轻微纠纷之初，恪守本分依理而行，命案纠纷便不会发生。因此，在依律处罚完正犯及余犯之后，法官通常会在题本近尾之处写明，将这些滋生事端的行为人科以“不应为”律。

第二，“致酿人命”的行为。指行为间接导致命案的发生，但不明确是否是其引起事端。通常，“致酿人命”是指非引发事端的远因行为。以“江苏荆溪县任和大踹伤佃户俞方名落河溺死案”为例。

嘉庆十四年九月初四日，据地保尹受庚报，据民妇俞汤氏投称：伊子俞方名租种任文楷拨给余文大田亩。余文大将田卖给任济。经任文楷控蒙断赎缴价，任文楷并不交还田价。九月初六日，伊子同俞坤大等到田割稻。任济邀同陶连溪等将稻搬运船内，伊子赶上扳住船边，被任济之子任和大用钉鞋踹伤脑后，落水溺死。俞坤大等已将任济等获住。等语。往查属实，报候验究等情到县。前县孙履元据即带领吏仵前诣该处，勘明已割田稻计二亩余，河面约宽三丈余，近滩水深三尺余，河心水深六七尺不等，船内装有禾稻。勘毕，饬令将尸抬放平明地面，如法相验。

……

该臣看得荆溪县民任和大踹伤俞方名落河溺死一案。任和大合依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任济即因任文楷田价未归，亦应禀县催追，辄即纠人搬运稻谷以致酿成人命，应与听纠同往之陶连溪、陶五、张义方，应照不应重律，各杖八十。任济再加枷号一个月，满日折责发落。船户王裕丰、王顺受雇同往，亦有不合，应照不应轻律，笞四十，折责发［落］。任文楷既经当官认还田价，复欲立票迁延，致启事端，亦属不合，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系监生，照例纳赎。余文大盗卖田亩，前已议结，无庸再议。任文楷应缴田价钱文，业已缴清给领，田亩仍给余文大管业收租。载稻船只及所割田稻分别给领。任济洺口许船钱，尚未付给，应免着追。逸犯张野猫等饬缉另结。无干省释。尸棺饬属领埋，钉鞋销毁。臣谨具题，伏乞皇上睿鉴，敕下三法司核复施行。^[12]

此案例中的死者俞方名是佃户，租佃余文大的田地。命案争端发生之前，余文大将田卖给任济洺，后来其主人任文楷查知此田是祖上拨给余文大收租养赡的，立了字据不许变卖，于是“控案断赎”，情愿认还田价和利钱，将田收回仍归余文大收租、俞方名佃种。在收回田地之后，任文楷却又不肯交田价给任济洺，只肯写立期票拖延，这才引发了后来的纠纷。任济在不甘之下，与儿子任大和邀约了一干亲戚友人并雇了两个船户，到田里强行搬走俞方名收割下来的稻谷，争夺中俞方名被任大和踹伤落水而亡。此案中共有七人被科以“不应为”罪。首先，争端的直接原因是，任文楷欠任济田价未还，任济本应该禀告知县追讨，却自行纠结一干人前去搬运稻谷，以致其子杀死被害人，酿成命案。因此，引发命案的任济，与一起前去的陶连溪、陶五、张义方，依照“不应为”重律，各杖八十。而受雇前去的船户王裕丰、王顺受，由于是知情而一同前去的，因此理有不合，科以“不应为”轻律，笞四十，折责发落。其次，法官认为，这起命案纠纷是因为田产纠纷而起。最初的争端是田产纠纷，而不是任济取谷之争。因此，“致启事端”的人是任文楷。任文楷被判赔付田价给任济，却拖延不给，这才导致任济纠结其他人前去取谷，引发争端最终导致命案。因此，依照“不应为”重律，杖八十，因其身份为监生，所以照例纳赎。可见，此案中任济“致酿人命”的行为与任文楷“致启事端”的行为，虽然并不相同，但都间接导致了命案发生，因此都需要处罚。

有时，“致酿人命”与“致肇衅端”也会出现重合，“致酿人命”的行为有时也包含者开启衅端的情形。以“湖南新田县李乂古戳伤姑表侄李运学身死案”和“广东县民罗双贱因债务纠纷致伤无服族弟罗正坤身死案”为例。

嘉庆十六年五月二十日，据县民郭玉成报称，蚁雇嘉禾县人李运学在家帮工，孤孑一身。伊姑表叔李又古借蚁空地搭棚养鸭。昨十九日，有廖贵垅向李又古索讨鸭价，钱文无偿，争闹，李运学村斥李又古之非，李又古用刀戳伤李运学左胁倒地，至二十日身死，有骆雄证。报恳验究。等情。随带吏仵前诣相验……廖贵垅索欠相争，肇衅酿命，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三十板。李又古所欠廖贵垅钱文，饬追给领。骆雄救阻不及，应毋庸议。凶刀发贮汇报。等语。均应如该抚所题完结。^[13]

嘉庆十九年闰二月十一日，据地保巫月朗禀，据罗仪庭、罗遂武投称：伊等族兄罗双贱故父在日借欠族众公项银七钱。十九年二月初十日，伊等与胞弟罗正坤、堂兄罗献庭、罗绳上同罗双贱并罗双贱之兄罗蓝有、罗甲婢俱在祠祭祖。罗献庭向罗蓝有索讨故父前欠，争闹。罗双贱携刀趋护，伊弟罗正坤拦劝，被罗双贱用刀戳伤左后胁，倒地身死。罗献庭、罗绳上帮护，亦被罗双贱、罗蓝有等致伤。等语。往看属实，理合禀验……罗献庭索欠争殴酿命亦属不合，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三十。杖笞各犯先行分别折责发落。罗仪庭等救阻不及，应毋庸议。^[14]

前一案，法官认为其“索欠相争，肇衅酿命”。后一案，法官认为其“索欠争殴酿命”，但是两案中处以“不应为”重律的行为是几乎一致的：索讨欠款不得，而发生斗殴。后一案没有明确说明其行为“肇衅”。按照之前对“肇衅”的分析，后一案的行为同样可以认为是“肇衅”的。

由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在清代司法中，导致命案发生的情由，无论与命案之间的因果多么间接，都有可能被以“不应为”律处罚。只要间接引发了命案，就会受到处罚。

（二）帮助行为

命案之中，如果参与进命案纠纷之中，帮助命案当事人，从而引发争端或者激化事态，法官会认为这一类行为，也属“理不可为”。因此行为人也会被依照“不应为”律处罚。命案中具有帮助性质的行为，主要分为听从他人要求而帮助及出于自愿的帮助行为。前者包括听从同往的行为和其他的听从行为，有“助势”之义。后者则是出于自愿的帮助行为。这些行为在《刑科题本》记载的命案之中也很常见。

第一，听从亲友请求而与之一同前往的行为。听从亲戚、朋友的请求，而与之一同前往的行为，被依照“不应为”律问罪的情况比较常见。通观《刑科题本》，所载案件中的争衅常常有多人参与其中。其中较多的是听从亲戚、熟人的邀约，与之一同前往事发地，而后命案发生。清代法官认为这种听从行为，是一种“助势”之举，对与争端的生发、事态的激化是存有一定责任的。因此对这一类行为评断为“不合”，然后“问以不应”。这种行为通常是听从旁人的要求而同往，但没有直接参与斗殴。或者听从旁人的要求，参与斗殴，但没有致人受伤。

首先，听从同往但未帮殴的行为人，虽然没有参与斗殴，但是常常会帮助要求他同去之人，实施一些别的侵权行为。在索欠不成的案件中，债权人常常邀约一些人与其一同前往债务人家中或田地，强行取走财物（牵牛、取稻谷、剥衣等），以抵偿欠款。或者为挟制对方，邀约旁人前去实施一些侵权行为。先以“直隶朝阳县民蒙古四喇嘛因被索欠打死郑六案”为例。

嘉庆八年三月十三日，据乡约张幅禀称：三月初八日有郑仁向身告称：闰二月二十一日，伊弟郑六同简富有往向蒙古太宾郎弟兄讨欠，无偿，致相争吵。次日伊弟郑六邀同简富有、金贵、王三、聂二等至太宾郎家不依，伊弟与简富有将太宾郎之妻羊只玛，并太宾郎之弟四喇嘛殴伤。伊弟亦被太宾郎、四喇嘛弟兄二人共殴致伤，延至三月初七日因伤身死。嘱身禀报，等语。身往看属实，兹将四喇嘛、太宾郎等拴住带案，理合禀请验讯。同日又据尸兄郑仁报同前由，据此，随带吏仵亲诣相验。

……

该臣等会同都察院、大理寺，会看得朝阳县蒙古四喇嘛等殴伤郑六身死一案。据此应如该督所题，四喇嘛合依共殴人伤皆致命，当时未死，过后身死者，当究明何伤致死，以伤重者坐罪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该督既称太宾郎见郑六向伊弟扑殴，并不理劝，辄用木叉殴伤郑六右额角等处，核与同行助势无异。太宾郎应照余人杖一百律上加一等，杖六十，徒一年，系蒙古，折枷鞭责发落。金贵听从郑六同往寻衅，亦属不合，应照不应轻律，笞四十，折责十五板。^[15]

从此案可以看出，行为人即是听从被害人的要求，与其一同前往寻衅，最终导致命案发生，被害人死亡。法官认为这种一同前往寻衅的行为，也是“理不可为”的，因此将行为人以“不应为”轻律科罪。

再以“广西上林县民黄经绳因帮护侄子接妻回家被卢玉表殴伤身死案”为例。

据黄特禀供：……二十年三月，父亲因原媒韦有章已故，恐妻父卢玉表所许田塘口说无凭，曾邀韦有章的儿子韦光祖向卢玉表商允，将那田塘作价钱四十千文，虚立当契给父收执。二十二年正月，父亲病故，小的回家守制，住有一个多月。卢玉表村斥小的不应在家久住，致误工作。小的回告叔子黄经绳、黄经芳并哥子黄光耀们，都怀不平，要将小的夫妇接回居住。先邀韦光祖往接，卢玉表不肯送女回归。七月十五日，三叔黄经绳又叫小的去接妻子回家祀祖，卢玉表仍不应允三叔就与四叔黄经芳带同小的并哥子黄光耀、堂兄黄光三前往理论。走到卢玉表门首，适妻弟卢特送放牛出外牧草。三叔黄经绳起意牵牛挟制，就叫小的与四叔黄经芳们牵回大小牛九只，要妻父送女还牛。十七日早，卢玉表带同卢玉章、卢佳香们来家夺牛，三叔黄经绳与堂兄黄光山出阻，被卢玉表用牛栏木栅殴伤三叔黄经绳额颅偏左倒地，黄光山也被卢玉章、卢佳香殴伤。小的连忙赶救不及。不料三叔伤重，医治不效，到八月初八日夜身死。是实。

该臣等会同都察院、大理寺等，会看得上林县民卢玉表殴伤黄经绳身死一案。卢玉表合依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监候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该抚既称：卢玉章、卢佳香各用柴棍殴伤黄光山平复，均合依他物殴人成伤律，笞四十。黄经芳、黄光耀、黄光山、黄特禀听从牵牛挟制，均属不合，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各折责发落。所牵牛只业经给还。黄特禀之妻黄卢氏据氏父卢玉表愿令归家，其所许田塘原系虚立当契，令黄特禀同居帮工，伊子卢特送成丁始行给与。黄特禀夫妇已令回归，其田塘仍归卢玉表之子卢特送自行耕管，契纸涂销附卷。等语。均应照该抚所题完结……卢玉表依拟应绞，著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16]

本案中，在卢特打算外出放牛牧草之际，黄经绳忽然决定拉住卢特之牛以作挟制，并叫亲属将卢特的牛牵回九只。被处以“不应为”之罪的行为人，是因其实施了“听从牵牛挟制”的行为。在另一起“湖南宁乡县阳名彰殴伤小功服弟阳魁武身死私和匿报案”中，为挟制对方买田，行为人“听从同往掘塍”，而被问“不应为”重律。

其次，听从同往帮殴，但没有致人受伤或者致人轻微受伤的行为。如果与引发命案有关，也会被问以“不应为”之罪。以“山东单县刘玉柱听从刘宗周共殴致伤刘泳召身死案”为例。

嘉庆十四年九月初七日，据县属韩刘庄保正傅刚禀，据庄民刘泳祥投称：九月初五日，伊家佃人张文路向刘宗周索讨卖地中钱，口角，将刘宗周掩殴。初六日早，张文路因刘宗周约同刘玉柱等寻殴，央伊兄刘泳召并侄刘年抵拒，伊兄刘泳召被刘玉柱施放鸟枪致伤身死。刘年、张文路亦均受伤。等语。往查属实，理合报验。等情。同日，又据尸弟刘泳祥禀同前由。据此，随带领吏仵亲诣相验。

……

据张文路供：……刘宗周邀人报复，在街嚷骂。小的叫兄弟张文祥帮护，又央刘泳召、刘年相帮，自己拿了柴刀先到街上。见刘宗周、刘雨拿枪，刘玉柱拿鸟枪，刘牛空手嚷骂迎来。小的用刀向砍，刘举拦劝，小的只道他是刘宗周纠殴的人，把他额颅砍伤。刘举逃跑。刘牛上前把刀夺取，倒划伤他额颅。兄弟张文祥拿枪赶到，小的接枪过手划伤刘牛左腮颊，刘牛夺住枪柄，刘宗周用枪扎伤小的左腿、左。那时，刘泳召、刘年赶护，听得鸟枪声响，不料刘泳召受伤倒地。大家走散，晌午时候，刘泳召因伤死了。是实。

该臣等会同吏部、都察院、大理寺，会看得单县民刘玉柱听从刘宗周共殴施放鸟枪致伤刘泳召身死一案……据此，应如该抚所题，刘玉柱合依因争斗擅将鸟枪施放杀人者，以故杀论，故杀者斩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该抚既称：刘玉柱虽据供亲老丁单，毋庸查办。刘宗周纠殴张文路泄忿，致刘玉柱将刘泳召伤毙，虽非其所谋杀之人，按例罪止拟徒，惟该犯枪扎张文路致伤，应从重问拟。刘宗周应与用枪扎伤刘年之刘雨，及用枪划伤刘牛之张文路，均合依凶徒因事忿争执持铁枪凶器伤人者，发近边充军例，发近边充军，到配各折责安置。刘宗周据供继母王氏年已七旬，家无次丁，是否属实，饬县查明，另行办理。刘牛、刘年听纠共殴，虽未伤人，究属不合，均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刘年之父刘泳召已死非命，从宽免议。刘牛折责发落。张文祥持枪助势，并未伤人，合依执持凶器而未伤人者，杖一百例，应杖一百，折责发落。曹之继讯非劝阻不力，应毋庸议。张文路、刘牛、刘年、刘举各伤均已平复，亦毋庸议。刘宗周应给张文路中钱并非借欠，毋庸议追。^[17]

此案中被科以“不应为”重律的刘牛、刘年，就是分别听从亲友的请求，参与斗殴，虽然其行为并未导致他人受伤，但是也被法官认为终究是不合于理的。如果只处罚了凶手、殴伤他人的行为人，放纵了参与命案斗殴的两人，不利于案件的平允审断。因此，将此二人依照“不应为”重律处罚。

第二，接受雇佣与雇主一同前往的行为。这一类行为，并非出于听从亲友请求，而是为了钱财听从雇佣。并且，受雇者对于雇主的雇佣目的是知情的，即对于接受雇佣陪同前往，可能会引发争端这一点，其主观心理是放任。以前述提及的“江苏荆溪县任和大踹伤佃户俞方名落河溺死案”为例。

据凶犯任和大供：……嘉庆十二年十二月间，父亲买得任文楷家仆人余文大田三亩三分，议价一百十二千文，内除划过佃户押租钱文并写给期票外，交过见钱二十四千七百文，已经拨户完粮，仍是原佃俞方名租种。十三年七月，任文楷查知，说这田是他祖上拨给余文大养赡，立据不许变卖，控案断赎，任文楷情愿认还原价，外加利钱三千文，田归余文大收租，仍是俞方名租种。后因任文楷不交田价，只肯写立期票。父亲不依，因此耽延。父亲因价业两空，心里不甘。十四年九月初三日，去向俞方名过租。俞方名不依，与父亲争闹，回家。初六日，父亲知道俞方名在田割稻，邀了母舅陶连溪并陶五隆、张义方、张野猫、王老三同去讨租，如俞方名不肯，就搬他稻谷上船载回。陶连溪们应允。父亲就雇了王裕丰、王顺的船。告知情由，许给船钱三百五十文。小的父子与陶连溪们七人上船，摇到田边，已是傍晚时候。王裕丰同他儿子王顺在船看守，小的们上岸走到田头，见俞方名同俞坤大们正在收割。父亲向俞方名要租，俞方名不允，两个争论许久，俞方名坚执不肯。时已昏暗，父亲叫小的同陶连溪们把割下稻谷搬运上船，俞方名们赶夺。小的父子与陶五涤、张义方上船，父亲叫王裕丰们开船。陶连溪、张野猫、王老三不及上船，在岸跑走。俞方名赶到河滩，因船已撑开，他就涉水赶上两手扳住船边。那时，船已撑到河心。小的站在船边，俞方名喊说拼命，要爬上船来，船身被扳歪侧。小的脚穿钉鞋恐被滑跌落水，一时情急，举脚踹他一下，不料暗中踹伤他脑后。俞方名负痛松手落水，小的同父亲们连忙捞救上岸，已经溺死了。^[18]

根据凶手供述可知，两个船户因“受雇同往”也被问以不应轻罪。因为案发前雇主向其“告知情由”，因此两人对雇主为了欠款要去抢夺债务人的稻谷一事，是知情的。说明其对于雇主强行抢夺他人稻谷，可能会造成争斗冲突这一点，是有事前认识的。而船户却不加以劝阻或者拒绝，反而收下钱财，听从雇佣。最终，该雇主因索欠抢夺债务人的稻谷，引发了命案纠纷，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因此，船户的行为不合于理，被法官依照“不应为”律问罪处罚。

除了上文所述的两类听从行为之外，命案中还有一些别的听从请求的行为。其他听从行为是指，并非在事前听从邀约而一同前往事发地，而是在事中听从他人要求帮助其做出一些行为。常常具有对违理行为甚至犯罪行为知情不报，反而听从请求并帮助其完成的性质，这种行为在法官看来也是于理不合的。例如，“湖南宁乡县民孟诗沅等私造假银并酿人命案”^[19]。被以不应重律科罪的五个人里，其中三个正是因为听从了私造假银者的请求，为其与欲告发者以钱私和一事做了担保。法官认为此三人“听从耽保贿银”不合于理，于是问“不应”之罪。还有一案中，被问“不应为”重律的三个人也是因其听从死者母亲请求帮忙收殓埋葬了死者。^[20]

第三，自愿帮助的行为。行为人并不是听从他人指示、请求，而是出于自愿而帮忙，且情节并不严重的行为。例如，“浙江奉化县民张角弓等因口角共殴邻居舒董氏身死案”。

该臣看得奉化县民人张角弓等共殴舒董氏致伤身死一案……张角弓生气又用床柱殴伤舒董氏脑后左，并将木柱横掠致伤舒董氏左耳根相连左耳窍、耳轮、耳垂，侧跌倒地，擦伤右额角。邻人张名余赶劝无及，张显品将舒董氏扶出门外坐于阶石，张董氏见屋内什物搬完，将门扃锁而散。其时舒正佑在附近张显原家佣工，于黄昏后牧牛回归，闻母被伤，赶往探视。舒董氏告知被殴情由，并令往唤舒有法回归，舒正佑随走向后泽村而去。时近半夜，有邻人张名荣往日乘潮车水路经该处，见舒董氏卧地垂危，通知张阿团转告伊父张显高及张显品、张角弓偕来查看，舒董氏气息已微均，各畏惧。张角弓以殴伤舒董氏时，伊子舒有法等均未在场，起意将舒董氏移往后泽舒姓本村，即或身死离此路远亦可推赖，张显高等允从。张角弓当将舒董氏背负前行，张显品等扛脚护送，行至咀部漕地方，值舒有法同弟舒正佑持灯而来。张角弓等望见即将舒董氏放在路上，跑回避匿。舒有法等行至该处，惊见伊母倒卧，守至五更后，舒董氏因伤殒命，报县验证。获犯讯供通详，屡审供认不讳……张显品讯未助殴。惟张角弓等背负舒董氏到后泽村时，帮同护送，亦属不合，应照不应轻律，笞四十。张显高等事犯到官，在嘉庆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钦奉恩诏以前，所得杖笞各罪均予援免，张董氏并免收赎。^[21]

被处罚的张显品就是因为在张角弓害怕人死在此处被人发现己方行凶，而将殴伤后奄奄一息的舒董氏背往后泽村，以掩盖罪行之时，自愿帮同护送，被问以不应轻罪。“江苏金山县赵炳咸等因乞丐盛二强讨将其致死弃尸案”里，行为人被处“不应为”重律的原因是在凶手殴死乞丐后去弃尸时，帮忙“扶尸上肩”。^[22]

（三）没有尽到劝阻义务的行为

《刑科题本》记载的命案中，没有尽到劝阻义务的行为，指的是在场之人，有劝阻能力却不劝阻，以及劝阻不力，未能阻止命案发生。法官认为，本有能力劝阻却未阻止，或没有尽力劝阻，对阻止命案发生负有一定的责任。此类行为，明代律例里就已有处罚规定。《明代律例汇编》中记载了弘治十七年（1504）刑部等衙门议奏后获得皇帝批准：“其有同行之人，原无同谋情由，止是不行劝阻，仍问不应罪名。”清代《牧令书》谈及命案也有言：“若同行之人既不与谋又不助力，乃是不行劝阻，只问不应。”^[23]因此，在命案司法中将没有尽到劝阻义务的行为，依照“不应为”律科罪，是为定例。以“吉林柏都讷民王富林因不能还欠打死同屯人张万良案”为例。

据王富林供：……三月二十二日，我认识的民人范文、孙文学到我铺内坐着说闲话，雇工刘端做饽饽，李良在灶前烧火。傍晚时张万良到我铺内要钱，我说现在没钱，俟有钱时再还。张万良生气说我借钱使用多年不还，今日一定要钱，向我村辱詈骂，我生气回骂，张万良向我扑来，孙文学将张万良劝出屋去，张万良在道东站立詈骂，叫我出去。我气忿出屋，向他扑去，张万良向我扑来殴打，我气忿向张万良头上一连打了两拳，张万良益发气忿，向我胸坎殴打，我情急向张万良踢了一脚，致踢伤他肾囊倒地，孙文学、范文跑来劝止，他们问张万良话，不能言语，躺在地下哼哼。

……

据此应如该将军所咨，王富林合依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该将军咨称，范文、孙文学、刘端、李良等，于王富林等斗殴时在场，并未力阻，致酿人命，范文等均依不应重律，杖八十，恭遇本年四月十四日恩旨，杖罪均应援免，余审无干均毋庸议。王富林所欠张万良钱九百文，在王富林名下追出，连已死张万良尸棺，俱交与尸父张宽收领。等语。均应如该将军所咨完结……王富林依拟应绞，着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24]

此案中，命案纠纷因索要欠款而产生。而争斗发生之时，范文、孙文学、刘端、李良皆在场。范文、孙文学也曾尝试劝阻，但未能成功。刘端、李良则只是旁观，没有进行劝阻。而法官认为，范文、孙文学、刘端、李良四名在场人员，在凶手与被害人发生争斗时，没有尽力劝阻斗殴，因而获罪。范文、孙文学虽然未能阻止命案的发生，但是都对争殴进行了劝阻。尤其孙文学，曾将被害人拉劝离开。刘端、李良则是没有实施劝阻行为。但是，四人皆被认为“并未力阻”，被科以“不应为”重律。由此可见，劝阻行为是否尽力，是法官判定法律责任能否免除的标准。

再以“四川天全州祝俸荣因买卖事被荥经县吴成贵戳伤身死案”为例。

据凶犯吴成贵供：……嘉庆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周中和叫小的同熊登富到汤家沟里铜硝子。午后转回，路过祝俸荣门首，见祝俸荣在屋内做木桶，小的进屋向祝俸荣赊买木桶。祝俸荣不肯，说要拿现钱来买。小的说我在铜厂里帮工的，明日把钱送来。祝俸荣就说帮工的人欠了钱没得还的，不肯赊给。小的说他不该把人轻薄，祝俸荣口里混骂，小的回骂。熊登富把小的扯走出门，祝俸荣手拿斧子随后赶来向小的乱砍，小的顺拔身带尖刀抵格，把祝俸荣斧子格落。祝俸荣转身拾斧，小的乘势戳了他左臀一下。祝俸荣扑拢夺刀，小的用刀吓戳，伤着祝俸荣右胁倒地。那时熊登富先已跑了，小的赶上向熊登富告知，央他不要声张。熊登富应允，一路跑走。

……

该臣看得天全州审解民人昊成贵戳伤祝俸荣身死一案。吴成贵合依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律，应拟绞监候，秋后处决。熊登富救阻不力，事后又不首告，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三十板。尸棺饬属领埋。无干省释。凶刀验发，案结饬毁。臣谨具题，伏祈皇上睿鉴，敕下法司核复施行。^[25]

此案中，法官认为，熊登富虽然曾将凶手拉出门外，想要阻止争斗。但是在被害人赶上来与凶手持刀相斗之后，熊登富就没有劝阻，而是自行跑走。没有尽力阻止命案纠纷。并且，在凶手刺伤被害人之后，熊登富应允凶手请求，没有告发其罪行，而是与其一起离开。“救阻不力，事后又不首告”，这种行为于理不合，因此被问以“不应为”重律。^[26]

此外，类似的案件还有“浙江平阳县客民江学庸因争割稻谷肇衅致使颜如武等落水身死案”，两个行为人在场而不劝阻，被问“不应为”重律。还有一案中，行为人进行了拉劝，但是实在劝不开，于是就跑出喊叫。但是法官认为他“不即救阻，先行跑出，究有不合”，对其科以“不应为”重律。^[27]

由上可知，清代斗殴杀伤人的命案之中，不劝阻以及劝阻不力，都是“理不可为”的，依照律例规定会以“不应为”律科罪。尽力劝阻被法官认为是命案中在场的其他人之义务。还需附言的一点是，有时没有劝阻争斗，会被法官认为这种行为“致酿人命”而被处罚。^[28]

（四）失职行为

命案之中，除去引发命案争端，参与命案争斗，以及没有尽力阻止命案发生的行为外，特殊主体的失职行为也会被科以“不应为”律。特殊主体，一是州县官治理地方的辅助者，维护当地治安秩序负有职责，包括乡约、地保、保正等；二是衙门胥吏等辅助州县官行政的主体，包括差役、刑书、仵作等。这些特殊主体履行职责不力，存在失职行为，也会被科以“不应为”之罪。

1.乡约、地保、保正的失职行为

清代基层社会之中，设置了一系列维护秩序、帮助州县官管理民间事务的特殊主体，包括乡约、地保、保正等。这些特殊主体，对当地治安的维护负有责任。

第一，因失职引发命案。如果乡约、地保、保正因失职行为引发命案，则会被依律问责。先以“山东青城县民胡雨子因同庄人杨有年代地保催银事将其致死案”为例。

嘉庆十年四月十二日，据地保杨本清禀报：伊因奉催钱粮紧急，一人催办不及，烦族叔杨有年帮同查催。四月十一日，杨有年往向胡雨子催完，致相争吵，被胡雨子将杨有年踢伤身死报验到县。同日，又据尸母杨李氏告同前由。卑职随带领吏仵亲诣相验。

……

该臣等会同都察院、大理寺会，看得青城县民胡雨子踢伤杨有年身死一案……据此，应如该抚所题，胡雨子合依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监候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此案事结在嘉庆十一年正月初四日恩旨以前，被揪回殴伤系手足，死者并非催征官役，秋审应人缓决。胡雨子应减为杖一百，流三千里，到配折责安置，仍追埋葬银二十两给付死者之家收领。该抚既称：胡可立讯系劝阻不及，应毋庸议。张希元未交胡雨子钱文，饬令照数清交等语。查地保杨本清转杨有年帮催钱粮，致酿人命，未便置之不论。杨本清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革役。事犯到官在恩旨以前，所得杖罪应予宽免，仍革役。^[29]

此案中，地保因时间紧急，来不及催办钱粮，于是请死者帮忙催办。谁知死者催办钱粮时与人冲突而被打死。地保对命案纠纷的发生，并无主观过错，也难以预见。但是法官认为，命案的发生是因为地保请人帮催钱粮，这才致酿人命，“未便置之不论”，因此处以“不应为”重律并革役。

第二，失于查报。对于其管辖地域内的命案，乡约、地保、保正、头人应当及时地查知，或是在接到民众投报案件之后，及时向州县官报告。没有及时查知命案，或者没有及时上报命案，都属于失职。因此，乡约、地保、保正、头人对于已经发生的命案，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查知和上报。他们被依律处罚的“理不可为”行为，主要是失于查、报的行为。对于这类行为还要依律区分公罪和私罪，并依据案中情节决定是否处以革役。如果没有受贿，仅仅是查报有失，那么以下三种情况下，行为人会被问以“不应为”罪。

其一，没有及时查知命案。法官认为，乡约、地保、保正、头人等，日常应当多多访闻，及时查知所辖之地的命案。如果没有及时查知命案，虽非贪赃枉法，但是其怠于履行应有职责，失于查察，导致州县衙门不能及时查知发生命案之事。因此，应当加以惩戒。以“山西归化城厅客民王万全伤妹夫武六仔身死案”为例。

据山西按察使讷福呈，准归绥道嵩孚咨，据署归化城同知同庆详称：嘉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卑署厅访有本城住民武六仔被王万全摔跌磕伤，后抽风身死，私埋匿报情事。应拘王万全到案究讯，属实。随传尸亲人等押犯亲诣武六仔埋棺处所，揭起棺盖，查验尸身尚未腐烂，谕令将尸身放平明地面相验。

……

该臣审看得归化城厅客民王万全摔跌武六仔磕伤，后抽风身死，私埋匿报一案。查武六仔系王万全妹夫，应以凡论。王万全应如所拟合依斗殴之案，如原殴并非致命之处，又非极重之伤，越五日因风身死者，将殴打之人免其抵偿，杖一百流三千里例，应杖一百流三千里。该犯据称有父王添才见年七十一岁，有弟王世全自幼出继与胞伯王添宝为嗣。王添宝并无另有可继之人是否属实，业经关查，该犯原籍右玉县，查讯复到再行核办。武王氏讯无受贿情事，惟伊夫武六仔被伊兄王万全摔跌磕伤，抽风身死，辄听王万全央恳私埋匿报，亦应按律问拟。武王氏合依夫为人所杀而妻私和者，杖一百徒三年律，应杖一百徒三年。系妇人照律收赎，追取赎银人官册报。保长李伏海讯无贿隐，其失于查察，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三十板，系公罪，免其革役。王世全未还王成功兑还王万全钱文，饬追给领。相应具题，伏祈皇上睿鉴，敕部核复施行。^[30]

此案是一起伤人致死后的私埋匿报命案。此案争端本是因王万全与他人争斗而起。被害人在拉劝王万全时，被其用力摔脱，而摔跌磕伤，其后抽风身死，系被王万全失手所伤致死。被害人妻子本要报官，但在王万全的恳求之下，将命案隐匿下来，私下埋葬了受害人，没有报官。而保长也没能及时查知该起命案。直到被同知访闻发现。法官除了依法惩处凶手及私和人命的死者妻子之外，没有及时查知命案的保长被科以“不应为”重律，因是公罪，免除革役。

其二，查知命案却未上报。除了及时查知命案之外，如果乡约、地保、保正、头人等，查知命案之后，没有上报州县衙门，也属失职行为。以“江苏武进县民樊受海因找价事殴伤乡邻焦阿大身死案”为例。

据武进县详称：嘉庆十七年八月初四日，卑职访有县民樊受海殴伤焦阿大身死私和匿报情事，当即差拘樊受海，业已逃避，将尸母樊朱氏、见证樊利宾等查提到案。讯系于嘉庆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焦阿大因向樊受海回赎田屋，未允，致相争吵。焦阿大拾取木棒槌殴打，被樊受海夺获回殴致伤囟门、右后肋身死。樊受海恳求樊朱氏免报，情愿给钱棺殓。樊朱氏应，允将尸收殓私埋，属实。查该尸殓埋未久，谅不致腐烂，随带领吏仵亲诣相验。

……

该臣等会同都察院、大理寺，会看得武进县民樊受海殴伤焦阿大身死私和匿报一案。查律载，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监候等语。此案樊受海殴伤焦阿大身死，应如该抚所题，樊受海合依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监候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该抚既称：樊朱氏系焦阿大亲母，虽系改嫁，仍应照父母受贿私和例问拟。樊朱氏合依子被杀，父母受贿私和，无论赃数多寡杖一百例，杖一百，系妇人照律收赎。地保柳忝玉、邻佑樊胜德、樊阿二讯无受贿串和情事，惟查知焦阿大被樊受海殴毙，辄因畏累任听私和匿报，殊属不合。柳忝玉、樊胜德、樊阿二均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各折责发落。柳忝玉仍革役。樊利宾劝阻不及，应毋庸议。樊朱氏所得钱文已为伊子置买衣棺费用，免其追缴。焦会沅卖给樊受海家田房原契，载明杜绝，不准回赎，各契据给还犯属收领等语，均应如该抚所题完结。^[31]

此案中，地保、邻佑查知命案后，害怕遭到牵累，于是放任私和之事而没有禀报。法官认为他们“辄因畏累任听私和匿报”的行为，严重失职，于理不合，因此科以“不应为”重律，并将地保革役。由此可推之，地保、邻佑对于所辖之地的命案，负有查知和上报的职责。若是失职，则会被科以“不应为”律。

其三，未及查清便妄报，上报案情失实。除去及时查知命案，并将查知的命案上报至州县之外，乡约、地保、保正、头人等，还负有查证清楚、如实上报的职责。以“直隶朝阳县客民高荣扎伤李丕敬身死案”为例。

准前县福勒栋安移交，嘉庆十六年七月初二日，据忙牛营子乡长姚晋玉禀称：六月三十日午后，身闻小房住民李丕敬在身村高自南家门首受伤躺卧，往向查词。据高自南告称：李丕敬在途遗失毛毯一条，被刘发升拾获。经李丕敬查知，用钱向赎，刘发升因钱少未允，致相争吵。伊与堂侄高荣劝令李丕敬添增钱文，李丕敬村斥伊等多管，彼此吵骂而散。嗣李丕敬邀同其叔各执器械赶至伊家门首嚷骂，伊出与理论，被李丕敬用铁尺殴伤左手腕。伊用扑枪抵扎，致伤李丕敬肚腹，伊侄高荣亦用棍将李斜殴伤等语。讵李丕敬伤重，延至七月初一日早，因伤身死。兹将高自南、高荣拴住，起获凶器扑枪、铁尺、木棍带案，禀请验讯等情到县。据此，时值前县福勒栋安办差公出，经代行典史申请前任建昌县知县芳，带领刑仵过境，亲诣尸所，谕令将尸移放平明地面，当众如法相验。

……

该臣看得朝阳县住民高荣用枪扎伤李丕敬身死一案。高荣除顶认殴伤李斜轻罪不议外，合依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高自南因念伊侄高荣家有老父，虑恐高荣问抵无人奉侍，是以代为顶认，并无受贿情事，且于未成招时，即据实首明，自应酌量问拟。高自南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三十板，业已在押病故，应毋庸议。刘发升拾获毛毯，当李丕敬查知向索并许给谢礼并不给还，致酿人命，亦属不合，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三十板。乡长姚晋玉并不查明实情，混行妄报，亦有不合，应照不应轻律，笞四十，折责十五板，系公罪免其革役。查该犯等事犯到官在嘉庆十九年二月三十日钦奉恩旨以前，除高荣罪应拟绞不准援减外，刘发升、姚晋玉所得杖笞各罪，均请援免。李丕敬用铁尺殴伤高自南左手腕本干律拟，业已被扎身死，应毋庸议。至高自南在押身死之处，既据该县验讯明确，委系因病所致，看役人等并无凌虐情弊，亦毋庸议。刘发升所拾毛毯追出，同尸棺饬县传属领埋，高世吉饬缉获日另结。^[32]

此案中，命案发生之后，有两人被科以“不应为”罪。一是拾获毛毯的刘发升，在李丕敬前来索要并许给谢礼之后，仍然不将毛毯还给李丕敬，引发命案纠纷。二是没有查证清楚案情就上报的乡长。此案中，凶手是侄子，但是叔叔为给侄子顶罪而给出虚假的供述。乡长没有查清楚凶手究竟是谁，就往上禀报。在案情被审理清楚之后，乡长疏于查证案件真相，错报凶手的行为，法官认为是失职之举。但是较之于没有及时查知命案及瞒报命案的行为，违背事理较轻，因此依照“不应为”轻律处罚。因其属于公罪，免去革役。

2.衙门胥吏等的失职行为

刑书、差役、仵作这样的衙门胥吏，在命案审理的过程中，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刑书人员应当准确地记录案情，依照律例规定制作文书。差役应当听命执行传讯、抓捕、看守等任务。仵作应当仔细查验尸体情况，将尸检结果如实上报。以“直隶房山县客民煤窑工王五因索欠踢死县民田玉达案”为例。

该臣看得房山县验报民人王五等殴踢田玉达身死，并尸兄田荣赴府尹衙门控告一案……王五合依共人因而致死以致命伤为重，下手致命伤重者绞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陈九龄子、王七、陈三、王士得均依余人律，杖一百，各折责四十板。王利儿持刀与王利元寻衅，复向田玉达告知以致酿成人命，殊属不合，应与目睹王五等先后殴踢并不劝之与王均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各折责三十板。王三讯无劝救不力情事，应免置议。窑户陈秀讯无交通书役舞弊情事，应与并无帮殴之王利元即王论元同被控牵连之康家沟窑户张二欠钱之闫义均免置议。张二、闫义现均回籍并免到来。仵作白廷桂讯无含混喝报伤痕，应与讯无私放人犯之壮役弥玉成均请免置议。刑书王浩即黑王虽无妆点教供情事，惟于应报府尹公文漏未详报，殊属疏忽，应照直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三十板，系公罪免其举役。^[33]

此案中，除了引发命案的王利儿被依照“不应为”重律科罪之外，刑书王浩虽然没有“妆点教供情事”，但是在应该呈报府尹的公文中，没有详细载明情况，遗漏了案件事实，履行职务太过于疏忽。因此，法官认为刑书王浩应当依照“不应为”重律处罚，因属公罪免去举役。

再以“安徽霍邱县民张宣因口角被客民胡自清扎伤身死案”为例。

该臣等会同吏部都察院、大理寺，会看得霍邱县寄居民人胡自清扎伤张宣身死一案。据此，应如该抚所题，胡自清合依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监候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该抚既称：陈陶欲俟胡自清搬移退屋再付清寄庄写礼钱文，尚无不合，但辄令工人割稻树，呈控胡自清伐割，殊属不应。姑念系控争田土细故，且究因胡自清先行控告，并未经退佃所致，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系监生照例纳赎。差役侯山、约保安淋虽讯无索诈滋事，惟不自行亲传，辄令张宣先行往探，致酿人命，亦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各折责革役。陈陶应交寄庄写礼钱文，已据缴案结与犯属具领，庄房四亩听陈陶交割马迎春自行招佃。等语。均应如该抚所题完结。^[34]

被问以“不应为”罪的行为人之中，差役侯山是因没有依职责履行好传讯的差事。虽然没有索取财物滋生事端，但是其本应亲自前往传讯，但却托付一位民人代为传讯，导致被传讯人因不信任代传之民人，引发争端，最终酿成命案。因此，法官依照“不应为”重律问罪差役，并将其革役。

再以“山西榆次县民段梅喜因索欠辱骂韩杜氏致自缢身死案”为例。

嘉庆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据乡约韩畛报称：本月二十五日夜，韩杜氏因被段梅喜辱骂气忿，自用磁碗片划伤，等情。随亲诣，验得韩杜氏囟门磁片划伤一道、额颅磁片划伤相连二道，俱皮破血出，开列伤单附卷。

该臣看得榆次县民段梅喜秽詈韩杜氏致氏自缢坠跌内伤身死一案。查韩杜氏因闻秽詈气忿，自缢绳断坠跌以致内损，不能下食身死，即与自尽无异。段梅喜应如该县、府、司所拟，合依因他事与妇女角口彼此詈骂，妇女一闻秽语气忿，轻生自尽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例，应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配所折责四十板。仵作李碧讯无贿匿情事，惟验出内伤并不据实喝报，殊属不合，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三十板，革役。渠甲王志裕等因韩宗未经出夫挑渠灌地亩，议钱以充渠费，并无不合，应免置议。段梅喜代垫钱文在韩宗名下追还，韩杜氏守节年久，因被段梅喜秽詈气忿自缢，致绳断坠跌内伤身死，洵属节烈，理合声明，附请旌表，以慰幽魂。相应具题。^[35]

此案中，韩杜氏因被辱骂自缢，结果绳断跌伤因内伤而死。乡约闻知后向知县报验，仵作验伤之后开具了“伤单”。但是由于“伤单”中只写了外伤不写内伤，法官认为仵作明明验出了内伤，却没有据实禀报，属于失职，因此科以“不应为”重律并革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