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不应为律研究

2023-08-1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事理之理指的是客观事物所蕴含之客观状态、客观规则，是实然之状态；包含自然事物、现象的常理，以及社会常识；是王船山以至清代一般儒者所重之理。详细的分析事物的现象，剖析其机理，才能获得对事理之理的正确认识。人情之理侧重于“情”。听闻至亲死讯而哀痛，挂念其亲而逃跑，虽然行为违反了律例，但是对于至亲的情感，是人之常情。

事理之理指的是客观事物所蕴含之客观状态、客观规则，是实然之状态；包含自然事物、现象的常理，以及社会常识；是王船山以至清代一般儒者所重之理。虽然都是对客观事物的理解，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传统中国探究事理之理，与今日有所不同。事理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46]。详细的分析事物的现象，剖析其机理，才能获得对事理之理的正确认识。人情之理侧重于“情”。《礼记》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不学而能。”但是，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并不对该事物背后的深层自然原理加以现代科学的分析，而是将之视为“常识合理”。“所谓常识合理精神有两重含义：第一，不去追问自然现象常识背后的原因；第二，视感情方面的常识为天然合理，即把人人都具有的自然感情（或人之常情）当作合理性终极来源。”^[47]“理不可为”之中所体现的事理之理，反映在理的判断标准之中，常识合理以及人的常情被认为是天然合理的，违背这样的准则，则属于“理不可为”。先以《大清律例》“常赦所不原”条为例：

凡犯十恶、杀人、盗系官财物及强盗、窃盗、放火、发冢、受枉法不枉法赃、诈伪、犯奸、略人、略卖和诱人口。若奸党，及谗言左使杀人，故出人人罪；若知情故纵听行、藏匿、引送，说事过钱之类，一应实犯，虽会赦并不原宥。^[48]

嘉庆十七年在“常赦所不原”条下增加了一条关于宗室觉罗及旗人、民人的例文，道光二十三年对此条再次加以改定。

条例：凡宗室觉罗及旗人、民人触犯祖父母、父母呈送发遣圈禁之犯，除恭逢恩赦，仍遵定例查询办理外，若遇有犯亲病，故许令亲属呈报各该旗籍，咨明宗人府，并行知配所督抚、将军查核原案。祗系一时偶有触犯，尚无怙终屡犯重情，并察看本犯果有闻丧哀痛迫切情状，如系宗室觉罗，由宗人府奏请释放。如系旗人、民人，由各督抚、将军咨报刑部核明，奏请释放。如在逃被获，讯明实因思亲起见，又有闻丧哀痛情状者，即免其逃罪，仍发原配安置，不准释回。其逃回后自行投首及亲属代首者，遇有犯亲病故，准其察看情形，如实系闻丧哀痛，免其发回原配，仍照不应重律，杖八十。若本系桀骜性成，屡次触忤干犯，致被呈送发遣，情节较重之犯，俱不准释回。^[49]

此条是“名例律”中的总则性规定，北周、隋及唐代前期称“常赦所不免”，唐代后期始称“常赦所不原”。“常赦所不原”指的是对某些性质特别严重的犯罪，包括犯下十恶、杀人、盗系官财物及强盗、窃盗、放火、发冢、受枉法不枉法赃、诈伪犯奸、略人、略卖和诱人口。若奸党及谗言左使杀人，故出人罪，若知情故纵听行、藏匿、引送，说事过钱之类的一应实犯，即便遇到皇帝颁布大赦，仍不得被赦免。

清代律例规定，军犯脱逃之后遇到赦免，可以免除逃罪。宗室觉罗以及旗人、一般民人，如果因为不孝触犯了祖父母、父母，被官司递送发遣圈禁，除非遇到皇帝颁行恩赦遵循定例查询办理事宜之外，如果该犯人之亲属出现病故，许令准许其亲属将情况呈报至各自所属的旗籍，向宗人府咨报清楚详情，再行告知犯人配所之督抚、将军，查证核实原来的案情。如果只是一时冲动犯罪，偶有触犯，不存在怙终以及累犯的严重情节，载观察该本犯的举动，如果确实在听到亲属死讯后，有真切哀悼、痛苦的表现，可以允许释放。如果该犯人是宗室觉罗，由宗人府向上奏请，获准之后释放。如果是旗人或者一般民人，由各督抚、将军上报给刑部核查清楚，核实之后再奏请释放。如果在逃跑途中被抓获，审讯清楚之后，该逃犯确实是因为思念亲人起见，又表露出真切的哀悼与痛苦，则只免除其逃跑的罪责，仍然发回原配之地安置，不允许释放。如果罪犯已经逃脱回家之后，自行到官府自首其罪，或者其亲属代为自首其罪，遇到该罪犯之亲属病故，允许由官司察看事情详情，如果确实在听到亲属死讯后，有真切哀悼、痛苦的表现，免其发回原配，只依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如果该犯人性情本就桀骜不驯，已经多次违反律例规定，触忤干犯祖父母、父母，以至于被呈送官司发遣服刑者，则属于情节较重之犯，不允许释回。

听闻至亲死讯而哀痛，挂念其亲而逃跑，虽然行为违反了律例，但是对于至亲的情感，是人之常情。“常赦所不原”条之下所附条例中的特别“不应为”律，即是基于这样的人之常情所触发的考量。犯人在服刑期间，从发遣之地逃脱回家，既然已经逃回，又有自首或者亲属代为自首的情节，就不应当再按照免其逃跑之罪发回原配役之地之例办理。而是用“不应为”律处罚其在恩赦之时，不经申报配役之地官吏，不经咨告核实变自行逃跑的行为。既对逃跑的行为做出了违法的评价，也使其受到杖八十的刑罚处罚，此外便不再将其发遣至原先配役之地服刑了。这样的规定使得情与法之间获得了平衡。

再以《大清律例》“保辜限期”条为例：

保辜限期：（保，养也；辜，罪也。保辜，谓殴伤人未至死，当官立限以保之。保人之伤，正所以保己之罪也。）凡保辜者，（先验伤之重轻，或手足，或他物，或金刃，各明白立限。）责令犯人（保辜）医治，辜限内皆须因（原殴之）伤死者，（如打人头伤，风从头疮而入，因风致死之类。）以斗殴杀人论。（绞。）其在辜限外，及虽在辜限内，（原殴之）伤已平复，官司文案明白，（被殴之人）别因他故死者，（谓打人头伤，不因头疮得风，别因他病而死者，是为他故。）各从本殴伤法。（不在抵命之律。）若折伤以上，辜内医治平复者，各减二等。（下手理直，减殴伤二等。如辜限内平复，又得减二等。此所谓犯罪得累减也。）辜内虽平复，而成残废笃疾，及辜限满日不平复（而死）者，各依律全科。（全科所殴伤残废笃疾之罪，虽死亦同伤论。手足及以他物殴伤人者，其伤轻。）限二十日。（平复。）以刃及汤火伤人者，限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堕胎者，无论手足他物，皆限五十日。

条例：一、凡京城内外及各省州县，遇有斗殴伤重不能动履之人，或具控到官，或经拿获，及巡役地保人等指报，该管官即行带领仵作亲往验看，讯取确供，定限保辜，不许扛抬赴验，如有违例抬验者，将违例抬验之亲属，与不行阻止之地保，各照违令律，笞五十。因抬验而致伤生者，各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倘内外该管衙门，遇有伤重不能动履之人，仍令扛抬听候验看者，各该上司察实指参交部议处。^[50]

《大清律例》规定，保辜者需要先验伤；需要查验清楚的内容包括伤情的具体程度、位置，伤人者所用的凶器为何物；再根据受害者身体健康被损害的严重程度，责令犯人保辜医治，决定保辜期限；以期限完结之时的伤情状态，来对伤人者定罪量刑。如果受害者在这段时间之内死亡，司法者会将殴伤行为认定为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若被害人在保辜限期外死亡，则认为殴伤与死亡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前者科以殴人致死律，后者以殴人致伤律问罪。手足及以他物殴伤人者，保辜期限为二十日平复。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保辜期限为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堕胎者，无论是以手足还是以他物伤人，保辜期限都为五十日。而不同的情形，也规定了不同的处罚。该条罪刑详情如下表：

表3—4　《大清律例》“保辜期限”条罪刑详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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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在京城内外，还是在各省州县，如果百姓遇到有因为斗殴而导致重伤，无法行走之人，应当将情况报告给衙门，或将伤人者先行控制，由巡役、地保等人，激情情况汇报给衙门，该管官应当立即带领仵作，亲自前往查验核实，审讯取到供述之后再定限保辜。不允许民人扛抬伤者前去官司赴验，如果有违例扛抬伤者前去官司赴验者，将违例抬验的亲属，与不阻止其违例抬验行为的地保，都按照违令律，笞五十。因扛抬伤者前去官司赴验而导致该伤者受伤加重的，各照“不应为”重律，杖八十。倘若内外该管衙门，遇有伤重不能走动的伤者，仍然下令扛抬伤者听候验看的，由上一级官员察实后交部议处。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该条特别“不应为”律之中的“理不可为”，具体是指，伤情查验关乎处理伤人者以及确定保辜期限，对案件审断而言，十分重要。但在查验之时也应当考虑到客观事理。无论民众、巡查衙吏、地保、地方官员，发现斗殴伤人案件中的伤者伤情严重无法走动时，不可随意搬动伤者。这是基于重伤之伤者若被随意搬动扛抬，可能会加重伤情甚至死亡的客观常理出发的。首先，能够救助伤者，尽量避免其伤情因为缺乏常识的行为恶化。其次，有助于官员及仵作查验清楚，伤者被殴伤的具体程度，以客观伤情为基准，再做后续的处断。这种常理知识，出自社会生活的经验，是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经验领域，在案件处理中，应当被各方遵守。司法也应当遵循常理、经验知识。

古代中国不应为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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