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礼治与职责律法的关系

2023-08-1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礼治为不同的官员设定了不同的职责，违背职责可能会受到律法的惩治。仍不得重于官人应得之罪。从监临官的职责便可看出，其对所部下属、民人皆有监临之权，因此在其所部的权力结构之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若其知盈利之情，比照“家人所犯知情”之法处罚。若不尽力履行好防务职责，则会被问罪处罚。守备不设指的是擅离职守，在贼人来袭之时不能及时防卫，以致城寨失守。

从西周时起，周礼便为君王治国设置了辅佐臣属之体制，并设定了不同官吏的职责所在。《周礼·小宰》：“以官府之六属举邦治：一曰天官，其属六十，掌邦治，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则专达。二曰地官，其属六十，掌邦教，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则专达。三曰春官，其属六十，掌邦礼，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则专达。四曰夏官，其属六十，掌邦政，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则专达。五曰秋官，其属六十，掌邦刑，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则专达。六曰冬官，其属六十，掌邦事，大事则从其长，小事则专达。”周礼的六官体制影响到了后代的官制。隋唐之六部，系沿用《周礼》之六官而来。礼治为不同的官员设定了不同的职责，违背职责可能会受到律法的惩治。唐律中就对不少违背官吏职责的行为做出了规范，先以“贷所监临财物”条为例：

诸贷所监临财物者，坐赃论；（授讫未上，亦同。余条取受及相犯，准此。）若百日不还，以受所监临财物论。强者，各加二等。（余条强者准此。）

疏议曰：……

问曰：官人遣人或市司而为市易，所遣之人及市司为官人卖买有剩利，官人不知情及知情，各有何罪？

答曰：依律：“犯时不知，依凡论。”官人不知剩利之情，据律不合得罪。所为市者，虽不入己，既有剩利，或强卖买，不得无罪，从“不应为”：准官人应坐之罪，百杖以下，所市之人从“不应为轻”，笞四十；徒罪以上，从“不应为重”，杖八十。仍不得重于官人应得之罪。若市易已讫，官人知情，准“家人所犯知情”之法。^[21]

该律条规制的是职务犯罪行为，惩治监临官在其所部内向民人借贷财物的行为。唐代监临官为统摄、案验之官吏，是一个相对被监临对象而言的概念，“盖特定机关内，分四等官（长官、通判官、判官、主典），地位高者，监临地位较卑者”^[22]。其管辖区域称之为所部，其职责具体包括“州县、镇戍、折冲府等机关系地方官署，直接与人民（百姓及征召之兵卒）接触，放其判官以上，不但对其部署，且对百姓亦常为监临。唯州县，与镇戍及折冲府又有区别，对被监临人之家口，限于犯奸及取财，始得为监临”^[23]。

从监临官的职责便可看出，其对所部下属、民人皆有监临之权，因此在其所部的权力结构之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如果不将其权力收束于律法范围之内，则极有可能发生监临官利用权势非法谋取利益的现象。因此，《唐律疏议》为限制监临官权力做了很多规定，其中直接相关的律条包括“受所监临财物”条、“贷所监临财物”条、“监临娶所监临女”条、“监主私借官奴畜产”条、“监主贷官物”条、“监临主守自盗”条、“监临官司殴统属”条、“监临知犯法不举劾”条、“监主于监守内奸”条、“监临自以杖捶人”条。此外，还在许多其他条下疏议之中，将监临官触犯相关规定的情形加以补充，例如“受人财为请求”条、“僦运租税课物”条、“私使丁夫杂匠”条等。

“贷所监临财物”条针对的是监临官利用其职权向所部之中的下属、民人谋取经济上的利益。凡是向其所部之中的下属、民人借贷财物的监临官，以坐赃罪论处。若是借贷财物超出百日仍未归还，则以受所监临财物罪论处。若所部之人不愿借予，监临官使用威力强权迫之，则罪加二等。而且，对于“授讫未上”者即已受封但还未到任的，也依照此条处罚。五品以上官员按照制书颁布之日算，六品以下官员按照画讫之日算，规定十分严格。

《疏议》中还考虑到，若监临官并非亲自行为，其代行之人触犯律法，既不可放纵违法之人，又不可按照“贷所监临财物”正条处置。这种情形下，则适用“不应为”律予以惩戒。此时的“理不可为”具体是指，代为交易之人或市司，明知监临官不可在其所部利用其职权谋私，却利用其职责衍生出的权势，为其交易牟利。这对于并非自愿与其交易的所部之人，极不公平；也会造成某些所部之人借机讨好监临官，名为让利实为行贿，对吏治造成极大隐患。因此《疏议》规定，若监临官并未在其所部向人借贷财物，而是遣人或者派管理市场的官吏为其交易，此交易产生了盈利，这种案件需要对监临官是否知情的情形加以区分。若其知盈利之情，比照“家人所犯知情”之法处罚。若不知盈利之情，该监临官无罪。而代监临官交易之人或市司，须比照监临官犯此法的罪刑，依照“不应为”律处罚。若监临官应当判处杖一百以下刑罚，代为交易之人或市司依照“不应为”轻律，笞四十。若监临官应当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代为交易之人或市司依照“不应为”重律，杖八十。

再以《大清律例》“主将不固守”条为例。

凡守边将帅，被贼攻围城寨，不行固守而辄弃去，及守备不设，为贼所掩袭，因此弃守无备而失陷城寨者，斩监候。若官兵与贼临境，其望高巡哨之人，失于飞报，以致陷城损军者，亦斩监候。若主将懈于守备及哨望失于飞报不曾陷城失军止，被贼侵入境内掳掠人民者，杖一百，发边远充军。其官军临阵先退及围困敌城而逃者，斩监候。

条例：失误军机，除律有正条者，拟议监候奏请外，若是贼拥大众入寇，官军卒遇交锋，损伤、被掳数十人以上，不曾亏损大众，或贼众入境掳杀军民数十人以上，不曾掳去大众，或被贼白昼夤夜突入境内，掳掠头畜衣粮数多，不曾杀掳军民者，俱问守备不设。被贼侵入境内掳掠人民，本律发边远充军。若是交锋入境，损伤、掳杀四五人，抢去头畜衣粮不多者，亦问前罪。以上各项内，情轻律重，有碍发落者，备由奏请处置。其有被贼入境，将侦探军役及飞报声息等项公差官军人等，一时杀伤捉去，事出不测者，俱问不应杖罪，留任。或境外被贼杀掳，侦探军役非智力所能防范者，免其问罪。^[24]

该条系沿袭明代律例所设。明清律中“主将不固守”条，系唐律“主将守城弃去”条。清代在边关重镇皆设有守城，派将帅戍边营汛兵弁，操演巡防。若边关遇贼人袭击，城寨被围攻，戍守边关的将帅应当尽力固守城寨，尽忠职守。若不尽力履行好防务职责，则会被问罪处罚。该戍边将帅会被问罪的行为包括没有尽力固守城寨便弃城而逃，或是守备不设。守备不设指的是擅离职守，在贼人来袭之时不能及时防卫，以致城寨失守。此外，依照条例规定，还有三种情形也属于“守备不设”：一是若贼众大举入侵，官军与其突然相遇，双方争战交锋，导致数十人以上官军伤亡、被俘，而贼军没有大量伤亡；二是贼众入侵，劫掠、杀害数十人以上军民；三是贼众于白天或深夜突袭入侵，不曾杀掳军民者，但是掳掠大量的牲畜、衣物、粮食。

如果有贼侵入境内，境内负责侦查、暗探以及飞报传讯的公差、官军，却不能及时察觉敌情，而被杀伤、俘虏，则依照“不应为”重律将戍边将帅问罪，此外，留任并不予革职。如果是在境外发生，贼人还未能突破守军的巡查，将外出侦查、暗探以及飞报传讯的公差、官军，杀害或俘虏，此时侦探、军役仅凭智力无法预知和防范，则不予问罪。从该条例可以看出，清律认为负责侦查、暗探以及飞报传讯的公差、官军，因其职务特殊，应当对贼人突袭入侵这样的危险，保持警觉和分辨力。若其在境外查探而不幸被杀或俘虏，属于已尽职守，并无过错。但是守军所镇守的城池，应当是防备最严密，部署守卫最多的地方，也是抵抗贼人的最后防线。将帅驻守城池中，应当及时查知城中安全事宜，以作防范。戍边将帅如果未能及时查知敌情，导致贼人侵入境内，还将城内的侦查、暗探、军役杀害或俘虏，是疏于职守，失察失职，因最后损害结果轻微，所以不宜以“主将不固守”正条问罪，也不将其革职查问，只依照“不应为”重律，杖八十，以作惩戒，令其明白在今后镇守军务之中，其职守之责，万不可有大意疏失。

无论婚丧嫁娶、世俗伦常、仪制、官员职责，都被纳入礼法之中。礼治之理，是礼法规范，具有规则之属性。通过仪制、礼俗、伦常观念贯穿于社会生活之中，维护尊卑等级的差序结构，被赋予了高度的社会价值认同。法为违背礼治的行为划定了一条最低的底线。但由于当时的立法不可能达到绝佳的完备状态，必然会出现法律无法规制的某种轻微罪行。而其中“不应为”律则是补描出这条底线可能缺漏的外沿。应当被加以处罚的轻微罪行以“不应为”律做出补充，这是符合当时的家国一体、立法者逻辑的。即便今人对这种入罪逻辑会有不同看法，但就历史时段而言，那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观念。

中国古代礼治与职责律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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