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德拉邦特已经不再只满足于成为一名编剧,他心中的“斯蒂芬·金”情结促使他想以导演的身份掌控全局,升华阶段已经开始。2007年,德拉邦特历时三年推出电影《迷雾》,这其实是他最想改编的一部斯蒂芬·金的作品。德拉邦特通过担任一系列影片的导演工作,充分吸收斯蒂芬·金的创作精髓,并进行自我转化,他的“作者化倾向”已臻完善。......
2023-08-12
周国平在《对理想主义的温和坚持》一书中写道,“据说,一个人如果在14岁时不是理想主义者,他一定庸俗得可怕;如果在40岁时仍是理想主义者,又未免幼稚得可笑。”从这个维度审视阿伦·索尔金,这位好莱坞编剧、美剧创剧人至今还处于“幼稚”之中。不过周国平本人对此也不认同,“由此我又相信,在理想主义普遍遭耻笑的时代,一个人仍然坚持做理想主义者,就必定不是因为幼稚,而是因为精神上的成熟和自觉。”从这层意义上看,“理想主义”是衡量社会成熟程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只要今天不是历史的终结,就总会有人能够看到这个社会的不完美,也就能发觉改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这个世界从根本上释放了人性的全部欲望,而且在一个平面上将追逐不同欲望的行为等量齐观。但理想主义的要义在于它要为这种平静的生活注入一丝灵气,以它的卓尔不群证明它的高贵。阿伦·索尔金正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他极力在作品中塑造各行各业的理想主义者。这些角色如同他本人一样在现实面前陷入各种困境,传统的缺失、梦想的破灭、人设的崩塌、情感的孤独、安全感的丧失等,却依然能够执着前行。
(一)没有传统的犹太人
阿伦·索尔金,1961年出生于纽约曼哈顿的一个犹太家庭。祖父是美国第一家工会的创始人之一,母亲是教师,父亲则是一名著名的律师。富裕的高知家庭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作为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犹太裔美国人,大多会否定长辈的生活方式,与犹太文化传统脱离,加入“嬉皮士”的热潮之中,但是索尔金由于家庭背景的缘故并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是犹太人,但从未接受任何宗教训练,从未学习过希伯来语。只是在七年级的时候,差不多每周六都会参加朋友的成人礼。由此产生了对于戏剧的热爱。你可以在那里穿一套特定服装,那里有戏剧和歌声,还有观众。”[40]宗教传统幻化成的是对于表演的热爱,由此间接奠定了索尔金未来的职业之路。
(二)想当演员的剧作家
索尔金的梦想一开始并非写作而是做一名演员。在他十几岁的时候,父母经常带他去剧院观看演出,由此他对舞台表演产生浓厚兴趣。有意思的是他看的第一个舞台剧是《梦幻骑士》,讲述的是关于堂吉诃德的故事。“我5岁,记得十分清楚,它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的桌子上有一个小风车,堂吉诃德对我来说很重要。”[41]及至进入斯卡斯代尔高中,他成为戏剧社的副社长,并在音乐剧《李尔·阿布纳》中出演了一位将军。也许是因为相貌平平,他的表演事业并不顺利,毕业后找到了一份兼职,跟随儿童剧团做巡回演出。此外他还从事诸如司机、传单员、调酒师等工作,除了在大学期间的戏剧课之外,他从未想过写作。朋友家的一台IBM Selectric打字机是他写作生涯的开始,当时朋友丹尼的剧本被记者嘲笑,他成为剧本医生。有意思的是,在此后编剧生涯中,他相继为迈克尔·贝、沃伦·比蒂等知名导演的电影完善过剧本。索尔金从未长时间停止过写作,哪怕是在最艰难的情形之下。理想主义的追求支撑着他在剧本写作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三)吸毒成瘾的编剧
索尔金写作生涯开启的同时,他开始尝试吸毒。“我发现了一种非常喜欢的药物,可以真正摆脱某种紧张的情绪,我随时随地带着它”[42]。1993年,当他第一次定居洛杉矶,在四季酒店为电影《白宫情缘》编写剧本时,毒瘾已经无法控制。1996年,他的女友,律师朱莉娅·宾厄姆把他送入康复中心。28天的康复生活中,他把墙上的谚语比作“幸运饼干”。“我认为自己会把这些(谚语)写进我的剧本,我觉得如果能很好地执行这些陈词滥调,仍可以在人群中引起共鸣。”[43]
从1993年到1995年,当他深陷毒瘾之中时,写下了爱情喜剧电影《白宫情缘》;完成了情景喜剧《体育之夜》;开启了“政治童话”《白宫风云》。那时的索尔金深陷入写作和吸毒两件事中,这两者似乎都能缓解他紧张的情绪。他试图把两者分开,但显然并不成功。2001年,他在伯班克机场因携带毒品被捕,被勒令强制戒毒。
2003年,索尔金黯然告别剧组,他需要一场涅槃。2012年,当索尔金站在雪城大学毕业演讲台上时,直面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幕。“上个月我庆祝了戒毒11周年。这11年来,我完成了三部电视剧、三部电影、一出百老汇戏剧、荣获奥斯卡奖,并教会我女儿整出《彭赞斯的海盗》(音乐剧)的歌词。”[44]理想主义者做人的原则是真实地面对自己。1996年,走出康复中心的索尔金没有做到;2012年雪城讲坛上的他真正做到了。
(四)缺乏安全感的创剧人
2005年,索尔金婚姻破裂,从此创作成为他唯一可做的事,又或者他始终活在他的理想世界中,从未走出。2005年6月开始,他回到洛杉矶结婚时的四季酒店,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创作。他并不想去租房或者买房,似乎四季酒店能让他感觉不到生活的恶意。永远在寻找生存意义的理想主义者,在如此困境中几欲迷失,幸好手头的工作对于他意义重大,而非简单的谋生手段。
如今往事成烟,孑然一身的索尔金产生了数倍于以往的紧张情绪,这是不安全感的集中体现。事实上,理想主义者向来容易定下过高的目标,由此产生伤春悲秋的不安全感。所谓伤春悲秋,无非是过去之人不可追,现在之心不可安,将来之事不可推,这属于万古之愁。
所幸的是这个周期并不长,2006年美剧《日落大道60号》问世,翌年由他担任编剧的电影《查理·威尔逊的战争》诞生。就在这个时间交汇点,索尔金从美剧舞台再次回归电影领域,他的传记电影时代开启了,一个辉煌的时代即将到来。
(五)充满思考的影视人
2006年,索尔金以工作室为家,他的豪华工作室就选在日落大道。很快,一部名为《日落大道60号》的美剧问世,这宣告索尔金重出江湖。2012年HBO推出了《新闻编辑室》,这是索尔金阔别美剧舞台五年后的再度回归之作。他将对社会深刻的思考注入这部剧集之中,《新闻编辑室》成为以“奇观”著称的HBO的殿堂级作品,却只持续了三季。互联网时代的美剧在注重商业属性的前提下,对于剧集的要求从来没有所谓“深刻”的要求,这个时代的观众已经不习惯在电视机前思考。同样,是索尔金自身的作者属性赋予《新闻编辑室》独特的灵魂,但这种“深刻”只能让业界刮目相看,让新闻从业人员醍醐灌顶,却不能满足普通大众的收视欲望。从早期作品中理想主义的呈现,到如今《新闻编辑室》中索性以“堂吉诃德”自诩的主角,这也许便是剧集容易夭折的原因吧。索尔金以美剧为自我之镜,却比之电影,经受了更多的颠簸。
(六)不是政治活动家的时事人
索尔金为民主党候选人提供过大量的政治竞选捐款,参与过反对小布什当选总统的广告拍摄,对于奥巴马当选兴高采烈。尽管如此,索尔金依然坚称自己并非政治活动家:“我从未在任何地方参加过游行,或者做过任何比写支票更费劲的事情。”事实上,无论是被称为“美国政治百科全书”的《白宫风云》,还是关注着“阿富汗绑架事件”的《日落大道60号》,抑或大篇幅描绘“英国石油公司漏油事件”的《新闻编辑室》,索尔金的剧集流露着浓浓的政治意味,他擅长于政治剧,也已得到业界认可。
此时的德拉邦特已经不再只满足于成为一名编剧,他心中的“斯蒂芬·金”情结促使他想以导演的身份掌控全局,升华阶段已经开始。2007年,德拉邦特历时三年推出电影《迷雾》,这其实是他最想改编的一部斯蒂芬·金的作品。德拉邦特通过担任一系列影片的导演工作,充分吸收斯蒂芬·金的创作精髓,并进行自我转化,他的“作者化倾向”已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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