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思想道德建设视为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和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这与毛泽东对道德本质的正确认识相一致。鉴于此,毛泽东认为,对中国传统道德,并不能一概否定,而是要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批判地继承。......
2023-08-12
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教育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许多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观点和教育政策,形成了毛泽东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极为辉煌的一页。
第一,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本质,深化了列宁对教育的价值认识。列宁首先提出教育不能脱离政治的思想,他一再宣称:“我们都不能持有教育脱离政治的旧观点,我们不能让教育工作不联系政治”,[39]蕴含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思想。毛泽东秉承了列宁教育和政治联系的思想,强调教育要适合形势与任务的需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毛泽东关于“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的论述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经济对文化教育的决定作用,又阐明了文化教育对政治经济的反作用。由于毛泽东多年的革命政治斗争经历,使他特别强调教育对于政治的作用。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40]的论断。教育是通过培养人为政治经济服务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育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任务服务。教育是宣传灌输马列主义理论,培养革命与建设骨干的主阵地。如果没有革命的文化教育,革命事业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抗战期间,毛泽东提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41]强调教育要为抗日战争服务,一切文化教育事业都要以适应战争需要为最高原则。在过渡时期,教育为党和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服务。1950年5月,毛泽东提出“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42]在社会主义时期,如果我们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教育为政治服务就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可见,教育要适合形势与任务的需要,为政治服务,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当然,教育为政治服务,这个表述是有片面性的。教育属于上层建筑,应该为经济基础服务,但我们很难说经济基础也是政治。在实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教育为政治服务,必然导致学校组织学生过多地参加政治活动或政治运动,从而影响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但总的说来,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对于我国教育事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二,在中国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推进列宁教育思想的发展:
其一,重视普及教育,开展扫盲识字运动。在旧中国,教育是为极少数剥削阶级服务的,广大人民群众绝大多数是文盲,受教育的权利被无情剥夺,即使为了满足革命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党校、干部学校,开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及民众教育,并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定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普及教育。广大群众文化水平有了明显提升,但文盲率依然很高。据1949年的统计,全国人口中80%是文盲。如图6-2所示,全国高等学校仅有在校学生 15 万人,中等学校学生179.8万人,小学生2285.8 万人。平均每万人中仅有高等学校学生3 人,中等学校学生38 人。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把扫盲工作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普及教育的第一步,并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他亲自发出了“一定要消灭文盲”的号召,先后部署几次大规模扫盲运动,掀起了扫盲高潮。新中国成立伊始,在毛泽东的关心和指导下,在广大劳动人民及工农干部中扫除文盲成为一项迫切和重大的政治任务。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先后成立,“速成识字法”在全国普遍推行。到1953年止,全国扫除职工文盲近100万人,扫除农民文盲308万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问题已摆在党和国家的面前,教育不适应形势和任务的需要的状况进一步显露出来。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他借社会主义改造的春风再次掀起了扫除文盲高潮。他亲自制定了“每人必须认识1500 到2000个字”的扫盲标准,[43]普及民众的文化知识和读写能力。为了推动扫盲运动的深入,成立全国扫除文盲协会,发布《扫除文盲的决定》,将扫盲作为国家发展大计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1964年,我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见图6-2),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普及教育、加强文化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
图6-2 我国文盲情况及扫盲进展
其二,实行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建国以后,毛泽东针对基础教育存在的学制、课程、教学等方面的问题和弊端持坚决批判态度,主张要进行彻底改革。他在《春节谈话》中说:“现在的方针正确,方法不对,现在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一是关于教育制度改革,毛泽东指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44]他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提倡师生“要接触社会实际”,探索教学贴近生活的新教学体制,这种体制必须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与社会相结合,促进学生全面而自由地发展。二是关于学制、课程和方法。1964年8月,毛泽东在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批评当前中国“学习年限太长课程太多,采取的方法是注入式,而不是启发式。考试的方法是把学生当敌人看待,举行突然袭击”。毛泽东认为学校作为教育的轴心,学制太长,将学生封闭在学校里教学,导致脱离经济建设实际,严重摧残青少年身心的健康发展。针对这些弊端,毛泽东主张精简课程,缩短学制,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即老师精讲、引导学生自学研究的方法。他坚决反对追求高分的教育考试,强调学生创造力以及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他在《五七指示》中明确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反映了学校教育的基本规律,又体现了毛泽东“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观。三是关于教学内容,毛泽东以教材为例,建议适当地降低教材内容的难度,减轻教材内容的分量,增加具有地方特色、反应地区特点的乡土教材,以便学生学以致用。毛泽东关于教育教学改革的论述,对于推动我国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使教育适应人才培养的需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些基本精神在今天对于促进素质教育也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其三,改善教师待遇,发挥他们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发展教育,教师是关键。毛泽东当过教员,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他非常关心和强调发挥教师的重要作用。列宁加大教育投入、提高教师地位的方针政策无疑也深深影响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时期,他站在争取民族独立、巩固人民政权和推动社会进步的角度,肯定了教师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重视发挥他们的作用:“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45]他多次出席学术界和先进文教工作者的会议,与他们座谈,深入了解他们的情况,虚心听取意见,鼓励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做贡献。毛泽东尤其重视科研机构的专家和高校教师,对他们的科学研究工作给予大力支持,鼓励他们在我国科技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让教师更好地发挥作用,毛泽东多次强调要改善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在1934年2月发布的《小学教员优待条例》,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尊师重教、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的具体措施。新中国成立后,他要求党政机关充分认识到教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历史重任,在全党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不仅从政治上充分信任和依靠教师,而且要改善教师的物质生活条件,从生活上关心教师。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广大教师住房、收入等经济方面的待遇显著提高,政治上也全部享受全民所有制的国家干部的待遇。毛泽东十分重视对人民教师在政治上的要求,强调人民教师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而且要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认为这是确保教育质量和办学方向的关键因素。
第三,秉承了列宁发展教育事业的基本原则。首先,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58年8月,根据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这是党对于教育路线政策的方向性表述。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前边已作详细论述,这里主要阐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历来主张将两者相结合,这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实际应用的新发展。马克思提出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列宁则指出教育是否同劳动生产相结合是区分无产阶级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的一个重要标准和准则。毛泽东十分赞同这些观点,并认为马克思列宁关于教育的观点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存在脱离生产劳动的弊病,而剔除这些弊病也正是中国革命与建设所需要的。毛泽东在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内的教育总方针中规定了“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46]后又在抗战期间提出“文化教育与劳动打成一片”。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如果说在战争年代强调学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主要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的话,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提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47]这一方针,则主要是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在毛泽东看来,使人得到全面发展是教育的根本目的,而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途径。那种只有书本知识而毫无实践经验和技能的人绝不是社会主义教育所应培养的。其次,坚持党对教育的领导。教育领导权是决定教育性质和方向的根本问题。夺取教育的领导权,普及人民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毛泽东曾明确提出:“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48]在思想上,毛泽东在《关于整理抗日军政大学问题的指示》中认为“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一环”。在体制上,他提出建立“一元化”的领导体制,从而使文化教育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在政策上,他提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把广大的教师团结在党的周围,引导他们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实际上解决了党对教育工作领导权的问题。可见,坚持党对教育的领导,既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又是经过长期教育实践检验的一条真理。
有关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从列宁到毛泽东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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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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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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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2
列宁关于文化建设提得最多的内容是教育和扫盲。可见,列宁是从维护苏维埃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需求来看待教育问题。列宁把文盲现象列为“三大敌人”之一,扫除文盲是普及教育的前提和保障。十月革命胜利后,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教育提供智力支持。[34]列宁加大教育投入时不仅要求绝对量增长,还要求提高相对比例。列宁主张称教师为“人民教师”,并认为“这个称号应保持不变”。......
2023-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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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2
1964年,毛泽东进一步提炼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13]指出社会主义文化不是凭空产生和发展的,而是建立在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之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毛泽东对长期以来中西文化关系之争的明确回答。......
2023-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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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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