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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列宁思想道德建设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摘要】:把思想道德建设视为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和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这与毛泽东对道德本质的正确认识相一致。鉴于此,毛泽东认为,对中国传统道德,并不能一概否定,而是要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批判地继承。

毛泽东继承了列宁道德观,形成了有关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思想,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思想道德建设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一,重申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性。毛泽东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分析和解决人生问题,从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作用以及整体利益的高度出发,重视和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他先后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9]“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10]的论断。把思想道德建设视为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和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和列宁一样,毛泽东也始终把思想道德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来抓。他认为,作为比资本主义更高一层次的社会主义社会,无论是在物质生活方面,还是在精神生活方面,都应该而且能够建立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水平。只是对于刚刚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中国来说,依然处于百废待兴、内忧外患的局面。一方面,虽然推翻了三座大山,但落后的经济基础和腐朽的文化,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最大制约,克服和清除旧社会的文化遗毒,是我国思想道德建设一项十分重要而紧急的任务。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军事进攻我国失败后,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瓦解、颠覆之心不死,改用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这一问题,并告诫人们时刻提高警惕。在他看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着力培养“又红又专”的坚定的革命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抵御和挫败帝国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主要方法和途径。

第二,坚持并强调了列宁道德观的阶级性。列宁反对超阶级的抽象的道德观,认为在阶级社会,道德服从于阶级斗争的利益需要。毛泽东接受了列宁的道德观,并进一步指出:“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11]承认道德的阶级性,是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道德的逻辑基点。这与毛泽东对道德本质的正确认识相一致。他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了道德的本质属性,认为包括道德观念在内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在这里,毛泽东深刻揭示了道德产生的社会基础,即道德产生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并为一定社会经济基础服务。而在阶级社会中,一个社会的道德总是和一定的阶级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社会不同的阶级,其道德观念是不同的。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必然反映在政治上、思想观念上的阶级对立。因此,道德必然是有阶级性,所谓“超阶级”道德是不存在的。当然,在承认道德阶级性的同时,毛泽东也承认任何道德都是具体的、发展的、可继承的。特定的社会、特定的阶级有自己的道德原则。与此同时,道德绝不是永恒不变的,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在不同时代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点。道德的发展是一个统一的辩证的历史过程,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级的道德是可以继承的。鉴于此,毛泽东认为,对中国传统道德,并不能一概否定,而是要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批判地继承。比如,对古代思想家提出的许多有益的道德修养格言、合理的道德主张,我们应当有批判地继承。而对那些与剥削、强权压迫相联系的所谓道德,我们就要坚决予以摒弃。这就在承认道德阶级性的前提下,又承认了道德观念在不同社会中具有共同性的一面。正因如此,才可以抛弃其具体的阶级内容,继承其一般意义,为不同时代的不同阶级服务。

第三,深化了列宁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一是开展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用共产主义的理想教育人民”[12]是毛泽东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和总方针。共产主义理想是共产党人进行革命斗争的精神动力,是团结人民群众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始终强调要加强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尤其是针对青少年和党员干部。毛泽东曾把青少年比喻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认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要重点对青少年开展理想教育,为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奠定思想基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3]除了重视青少年,毛泽东把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摆在优先的位置。一贯倡导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干部党员,并通过他们将这种崇高理想贯注到广大群众的思想行动中去。毛泽东还要求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和唯物主义教育,“……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14]旧中国经济、政治、文化落后,唯心主义、封建迷信有长期和广泛的影响。因此,进行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教育,就成了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教育的一个必要内容。他在不同场合指出:“要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15]二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毛泽东的爱国主义教育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既立足于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现状,又针对当时社会转型各阶层意识形态领域状况频出的现状。他一再强调要对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不仅仅要了解发展历史,还要知道国家现状,才能更好地激发人民团结向上的爱国心,为现代建设服务。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提倡爱国主义”,[16]就要提高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责任感,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与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统一的。只有坚持爱国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才有动力;只有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才有崭新的内容。毛泽东主张在提倡爱国主义时要把个人的事情和国家的事情联系起来。如在农村里过去曾提过“要发家,种棉花”的口号,结果大家只管家了,后来觉得这个口号提得不好,改为“爱国发家,多种棉花”这就把家和国联系起来了。[17]三是开展集体主义教育。与列宁一样,毛泽东把集体主义教育作为共产主义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其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问题,即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既是相互统一和促进的,又是相互制约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三者之间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矛盾。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和国家利益相冲突时,个人利益自觉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甚至要做出必要的牺牲。可见,毛泽东所强调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是指在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以集体利益为基础,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在这里,人们往往容易作片面的理解,认为毛泽东似乎只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事实上,毛泽东在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时,并没有否认个人利益,相反,他主张把个人利益同社会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在道德上倡导集体主义原则时,决不可在经济政策上完全抹杀个人利益。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提出“公私兼顾”问题,主张在保证和发展社会整体利益的前提下,逐步满足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毛泽东把兼顾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利益的原则,看作是一个事关全国人民利益的大问题,要求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教育。

第四,秉承了列宁关于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首先,道德与经济建设结合。毛泽东强调,革命与建设都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能“另起炉灶”,而应该围绕发展社会生产,大力提高社会生产力。围绕社会生产力加强道德建设才有实质性意义。其次,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相结合。劳动者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是社会进步的客观结果,也是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权利。在对群众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时,毛泽东反对空洞的说教,主张将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说服教育与满足群众的利益要求结合起来。“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8]当然,物质利益是促进生产和知识进步的重要原则,但不是唯一的原则。在毛泽东看来,精神动力也具有长久生命力,能够推动人们追求知识的进步。不仅在物质贫乏的时候需要加强思想教育,而且到了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精神鼓励的原则也具有现实意义。因而,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要有“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这就要求我们在思想道德建设中既要发扬革命精神,又要重视群众的物质利益,提高思想道德建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最后,耐心教育与严格纪律相结合。思想道德建设既有纪律约束的方面,又有教育引导的方面,是严格纪律与耐心教育的有机统一。毛泽东认为,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思想性质以及人民内部的问题,而应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即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讨论弄清是非问题,达到思想认识的一致。他也认为,说服教育不仅要与物质利益、与社会生产相结合,还要与精神鼓励和严格纪律相结合,在以纪律约束的同时,不能一味强制,应注意结合耐心的说服教育;在耐心教育的同时,不能一味说教,应与辅以严格的纪律约束;如此两者结合,相得益彰,是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之一。中国共产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诞生和发展,就是将两者有机统一的生动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