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百花齐放，实践开放

2023-08-1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我国文化建设的一项基本方针，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巧妙、充分地表达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在给中国戏曲研究院题写“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之后，1953年8月，毛泽东提倡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百家争鸣”。与此同时，“双百”方针也是对立统一规律在科学文化领域的创造性运用。有些同志主张“收”，担心出问题，出乱子。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我国文化建设的一项基本方针，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巧妙、充分地表达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

第一，“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文化反映生活，源于生活，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化必须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品格。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非常重视文化中的创作自由和内容形式的多样化。列宁指出，“在这个领域中是最来不得公式主义的”。[24]我们既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方向的一致性，又要充分发挥作家、艺术家创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鼓励不同形式和不同风格的艺术，提倡自由发展的思想。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他在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文艺界不应该仅有单调这一色彩，“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25]。关于“双百”的思想已经初见端倪。在给中国戏曲研究院题写“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之后，1953年8月，毛泽东提倡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百家争鸣”。[26]在195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27]并在同年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为我国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针。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28]毛泽东认为在科学文化领域一定要有充分的自由空间，“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29]文化艺术应该有所发展、有所开放、有所创新。学术问题应该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反对教条、单一和保守。“双百”方针实质就是坚持文化发展要多样化。这一方针既尊重了精神生产的客观规律和知识分子的劳动特点，又保护了学术和与艺术的自由发展，既真正体现了文化发展的规律性和开放性，也体现了毛泽东对待科学文化的开放包容的态度。

“双百”方针“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30]也是从唯物辩证法关于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提出来的。1956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宣告基本结束，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变化。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迫切任务。而我国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极度缺乏。在科学文化领域普遍存在过多地用行政权力强力干涉科学文化具体工作的现象，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等错误做法屡见不鲜，大量孰是孰非、谁对谁错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阻碍着科学文艺事业的发展。因此，如何发展和繁荣科学文化事业，如何正确处理不同艺术形式的发展以及不同学派、学术观点之间的争论，成为摆在毛泽东和党中央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与此同时，“双百”方针也是对立统一规律在科学文化领域的创造性运用。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在社会主义社会，香花与毒草、真理与谬误的矛盾总是存在的。“百花”包含不同性质的花，不一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花”；百家争鸣里也包括唯心论。对立的双方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当然，文艺是精神产品，更带有复杂性，更难掌握。”[31]这需要采用民主的讨论的说理的方法，在长期的思想斗争中，批判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见，“双百”方针既立足于我国当时的基本国情，满足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需求，又是在遵循科学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第二，“双百”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32]首先，明确了辨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马克思主义认为，除了不涉及阶级利益的自然科学外，观念形态的文化一般都带有某种程度的阶级性。“双百”方针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贯彻落实过程中必然出现大量思想上政治上的是非问题。孰是孰非，辨别香花和毒草，应当有客观的判断标准。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辨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限定了“开放”和“争鸣”的社会主义前提，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为了便于正确理解和贯彻落实，毛泽东特别说明：“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33]在不超出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的自由讨论，绝不是要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文化艺术界的领导地位，相反，而是要加强它的领导地位。可见，“双百”方针不是没有任何政治前提的，更不是体现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方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道路，这些都是政治前提。只有在这些前提下，“双百”方针才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方针。笔者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六条标准”，作为判断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言论行动的是非标准，是无可非议的，一定时期对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作为区分“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则不妥当。容易夸大一般认识问题和行为问题的性质，给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前提或依据。其次，论述了关于“放”和“收”的问题。“双百”方针一经提出，极大地鼓舞了科学界、文艺界提出问题和讨论问题的积极性，促进了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各领域一系列问题的探讨和争论。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明显错误的思想观点和政治观点。有些同志主张“收”，担心出问题，出乱子。针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强调就是要“放”，而不是“收”。营造一种敢于讲意见、敢于争论和批评的良好氛围，在争论中提高认识，达成共识，真理就可以愈辩愈明。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和发表错误的意见，是扩大矛盾而不是解决矛盾的做法。显然，毛泽东当时对我国的学术领域和思想政治领域是很有信心的，认为有一点毒草和牛鬼蛇神成不了气候，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批评不倒的，并且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毛泽东指出，“双百”方针不仅是指导科学艺术繁荣发展的工作方针，也是包含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针，必须长期坚持，而不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权宜之计。在毛泽东倡导下，“双百”方针以其科学性、包容性、时代性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科学文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的生动景象。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当时极少数人借口“百家争鸣”，发表了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激言论，致使毛泽东对形势作了错误判断，掀起了反右派运动，使仅仅实行了一年时间的“双百”方针遭到严重挫折。尽管毛泽东后来也曾强调要坚持“双百”方针，但强调的是“双百”方针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使“双百”方针的性质和方向发生了歪曲。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双百”方针就名存实亡了。尽管其执行中的一波三折曾经给我们留下过深深的缺憾乃至损失。然而，其思想是珍贵的，恰恰正是这种缺憾，为我们进一步深入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不竭动力，从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百花齐放，实践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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