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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与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的融合

【摘要】: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劳动与智慧的结晶,是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的肥沃土壤。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使毛泽东深受民本思想的影响。他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把它上升为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传统文化推崇的“民本”思想主要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旧文化思想,人民民众依然是被统治的地位。

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既源于马列主义的浇灌,又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劳动与智慧的结晶,是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的肥沃土壤。

民族忧患意识。民族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集中体现。孔子讲“君子忧道不忧贫”,将忧患意识从个人生活水平上升为解救社会苦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孟子说:夫天“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抒发他“忧以天下”“忧民之忧”的情怀。从贾谊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司马迁的“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都说出了古人为国家、社会、历史而肩负起历史责任的雄心壮志,无不激励着后人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奋斗。千百年来,知识分子正是怀着这种忧患意识,体现出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及对现实政治的关心和忧虑。正是这种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孕育了毛泽东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促使他投身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可以说,民族忧患意识是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础,其文化思想中的很多主张,都是从民族忧患意识和救世济民的伟大抱负出发的。

民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孟子为后人提供的对待君臣关系的重要价值尺度,通过比较突出了民众的地位,可以说是儒家民本主义思想的经典论述。此后历代思想家都对民本思想进行了阐述或发展,贾谊认为“国以民为本,君以民为本,吏以民为本”,王夫之则提出了“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的思想。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流变,民本思想已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使毛泽东深受民本思想的影响。还在少年时,毛泽东就已经初步认识到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和巨大力量。他写道:“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这种民本思想的信念伴随了他的一生。他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把它上升为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他关于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伟大论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等等,无不渗透着浓厚的民本思想。当然,这种民本思想同传统文化推崇的“民本”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传统文化推崇的“民本”思想主要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旧文化思想,人民民众依然是被统治的地位。毛泽东的民本思想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文化观,与剥削阶级旧文化观是相对立的。

传统辩证思维。中国传统的辩证思想不仅极其丰富,而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周易》中的阴阳概念,认为事物内部包含着阴、阳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阴阳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相互包容等。老子的“祸福相依”观点,不仅认识到矛盾双方是相互依存的,而且认识到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孔子《论语》中的名和实关系,韩非的矛与盾思想等,无不折射出中国传统辩证思维的光芒。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辩证思想的合理要素,并对其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升华和改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辩证思维方法的核心就在于对矛盾的认识、把握与解决。在批判继承中华民族传统辩证思维的基础上,毛泽东创立了矛盾学说,他把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使中国的古代哲理现代化,其本质同西方哲学的“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这个命题是一致的。在文化思想方面,辩证思维主要体现他对文化创作的方法和标准上,主张在继承和创新、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民族和世界、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的有机统一。

湖湘文化。毛泽东生在湖南,长在湖南,求学在湖南,湖湘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影响深远的流派,对毛泽东的影响是直接而重要的。湖湘文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强调经世致用。从早期湖湘学派推崇“经济之学”、王船山以“言必征实”“义必切理”为要义的哲学观,到近代陶澍、贺长龄、魏源等人提倡经世致用之实学,再到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人付诸治国兴国的实践,无不诠释着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毛泽东正是在经世致用这一湖湘文化的影响下,怀着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从家乡走向省城、走向全国,直至领导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与建设。其次,毛泽东文化观中注重实践、实事求是的特点,也有着深远的湖湘文化渊源。从王船山的履践笃实精神,到杨昌济的不要空谈理论的教导,充分体现了湖湘文化注重实践、提倡力行的鲜明特征,也无不对毛泽东的思想和言行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求学期间,毛泽东就笃志实践,重视实地调查,主张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有读无字之书。他以“游学”方式多次深入湖南农村展开调查研究,“穷源探本”,切身体会人民疾苦。青年毛泽东的这种力行践履的文化品格,随着后来的革命与建设不断得到发挥和发展,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2]的科学论断,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用“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克服了传统知行观的片面性,这既是对注重实践、实事求是这一湖湘文化传统的批判与继承,又是对它的发展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