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成长：从现身情态到个体情绪

海德格尔的现身情态作为此在存在于“此”的源始展开或存在方式，它所揭示的是此在与其所处的世界（作为此在的生存论背景）之间生存关联的境域性特征。此在的自身展开，必定是在这个“现身情态”中展开，也就是说，特定的“现身情态”已经决定了此在的展开方式和存在命运。此在只能在其存在的一种“被抛境况”中被动地展开自身，这种“被抛境况”以一种情绪的方式规定着此在的现身方式。这种情绪，是一种先行于此在自身而“标画出来的、同世内存在者发生牵连的状态”，是一种“存在者整体的绽出的展开状态”，是此在生存的一种“基调”，此在完全是在这种基调下才会出场而得以展开自身。“现身的有情绪从存在论上组建着此在的世界的敞开状态。”^[1]因此，只有在作为此在所被抛的整个世界（此在所寓于的这个世界）的情绪中，并由这种整体世界的情绪所定调，此在才有它自己的情绪。

此在是情绪的个体。此在自身的情绪作为一种个体情绪，它直接来自世界的情绪，即此在的“现身情态”，是“现身情态”的开展。“在现身情态中此在总已被带到它自己面前来了，它总已经发现了它自己，不是那种有所感知地发现自己摆在眼前，而是带有情绪的自己现身。”^[2]此在因领会“现身情态”而带有了自身的情绪。此在的情绪“不是通过观望被抛境况开展的，它是作为趋就和背离开展的。”^[3]当“现身情态”对于此在不是具有负担性质，则此在“趋就”“现身情态”而将原本世界的情绪展开为此在自身的情绪；当现身情态对于此在具有负担性质而在展开过程中公开出来，则此在便以背离的方式展开一种属于此在自己的新的情绪。因此，人们在高兴的时候“趋就”高兴，总想把高兴保持住；在烦恼的时候就渴望“背离”烦恼，千方百计想要把烦恼丢掉。在这种对于现身情态的情绪的“趋就”与“背离”中人才得以生存着，即为“此在”。但通常情况下，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相对于仍然停留在晦暗中的存在本身（即此在的“何所来何所往”），此在在其展开和显现的过程中总是公开着存在（作为现身情态）对于此在的负担性质，而“情绪通常不趋就此在在情绪中公开的负担性质”，因此，现身“首先与通常以闪避着的背离方式开展此在”。^[4]也就是说，在首先与通常的意义上，此在在自身开展的过程中，总是从此在存在的整体情绪中逆势而来，通过“闪避”和“背离”的方式，使此在自身带有了不同的个体情绪。

个体最初的情绪，显然也必须首先到个体最初的“现身情态”中去理解，这一源始的“现身情态”应该就是在一个婴儿的诞生之际。这个诞生的婴儿就是“现身情态”中那个被抛的存在物，他在诞生之初便已经处在一种特定的情绪状态之中了。“婴儿出生时就拥有原始的情绪：恐惧，愤怒，哀伤，快乐，好奇，它们是生命出生时情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5]这种情绪状态就是家庭出身的情绪状态，它之所以是被抛给这个婴儿的，是因为它本身不是婴儿自己带来的，而是由给予这个婴儿生命的诸多相关物——他的父母家庭等——以及更为广阔的周围环境所决定的，而这一切都是决定这个婴儿命运的东西，婴儿本身却只能被动地面对和承受。比如，如果这个婴儿出生在一个富贵的家庭还是出生在一个穷困的家庭，他就会相应地承受来自于这个家庭所拥有的高傲的或自卑的情绪；如果这个婴儿的父亲是暴躁的或温和的，其母亲是懦弱的或平和的，他就会承受来自于其父母的焦躁不安的或平和安定的情绪；如果这个婴儿出生在一个战乱的或和平的时代，他就会承受来自于这个时代所普遍赋予的恐慌的或和平的情绪；还有婴儿在被生产（尤其是剖腹产）出来的过程中，生存环境的改变给婴儿带来的恐惧的情绪；等等。这些特定的情绪，会像清晨的浓雾一样，紧紧地裹紧着这个婴儿，就像襁褓裹住婴儿的身体，让这个婴儿充满着各种难过甚至窒息。我们把这些特定的情绪构成的婴儿的被抛境况称为情绪结构，高傲的或自卑的情绪结构会让婴儿感觉失去了自身的根基——或头轻脚重或头重脚轻，恐慌的与不安的情绪结构会让婴儿时刻处于警惕之中度日如年，而平和的情绪结构也会让婴儿心生叛逆或无聊。在婴儿成长的过程中，这些情绪结构日益成为他们想要“闪避”和“背离”的东西，或消极地逃避，或主动地挑战。面对家庭贫困带来的自卑情绪，孩子们倾向于用一种虚假的自负来掩盖自卑；面对温和平顺的父母所给婴儿带来的平和的情绪，他们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将自由发展起来的个性转化为一种对父母的挑战和掠夺。总而言之，被抛给婴儿的“现身情态”，既主宰着婴儿，又被婴儿所改造。尤其是当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叛逆成为对其“现身情态”最严重的“背离”。

被抛入的情绪结构作为一个整体，我们称之为个体境域。个体的自我形成与发展，则通常是由个体以“闪避”和“背离”的方式从个体境域中逆势而来的个体情绪的展开过程。我们对这种个体境域（情绪）的“闪避”和“背离”，最典型地发生在儿童成长的原生家庭之中。所谓原生家庭，就是指儿童出生和成长的家庭，我们在这里用原生家庭这个概念尤其指儿童在12岁以前所在的家庭，包括长期和儿童生活在一起的家庭主要成员、家庭气氛、传统习惯、家人互动关系等，这些原生家庭中的各种因素都会对儿童长大以后的性格、语言和行为习惯等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综合发生作用，形成一种无形的情绪状态，作为“现身情态”被抛给孩子，成为其难以逃脱的个体境域。而在这所有的影响因素（情绪）中，父母（包括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对于孩子的影响尤其重要。

我们可以列举很多例子来具体说明。如果由于种种原因父母都不在（家）或只有一个人在家存在，孩子就生活在一种不健全的家庭（类似于或就是孤儿家庭或留守儿童家庭或单亲家庭）之中，或者有些家庭虽然父母健在但却家庭贫寒，这些家庭通常意味着生活艰辛，这些家庭的许多孩子也便被由这个原生家庭本身的“现身情态”所决定的孤独、自卑等消极的情绪所包围。也就是说，他们的原生家庭作为他们被抛入的境况，给予他们的现身情态就是他们所害怕的孤独、艰辛和自卑等，他们极度渴望爱和安全。如果他们在这个家庭中无法通过其他的方式得到充分的爱和安全感，他们就会努力通过其他的方式——“闪避”和“背离”的方式——去寻求和得到爱和安全感，以逃脱孤独感和自卑感对他们的包围。前述导论中那个移民加拿大多伦多的26岁的贾立天，他的父母的忙碌和分居带给他的是安全感的极度缺失，所以他最终以死亡的游戏将父母都“留”在了他的身边好永久地陪伴他；马加爵的事例也可以说明这一问题。马加爵家庭贫寒，我们可以想到，一种深深的自卑的情绪始终笼罩着他，而且他的父母也可能没有对他的这种自卑的情绪进行有效地引导。所以贫寒的家庭带给马加爵的自卑情绪越积越深，而应对这种自卑情绪的敏感性也越来越强，最终导致马加爵难以承受这种自卑的情绪，在外界的刺激下，以血腥暴力的方式克服了自卑的困扰，同时也给他人和自己带来了悲惨的结局。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人都会选择这种残忍无比的方式以“闪避”和“背离”他们的个体境域，因为绝大部分的自我只是选择了非暴力的方式，从而并没有发生血腥的悲剧，但是在我们几乎绝大多数人的自我成长的过程中，这种对于被抛的个体境域（情绪）的“闪避”和“背离”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原生家庭作为孩子们自我生存的“现身情态”对他们造成的影响甚至可以延续到他们长大成人以后甚至整个一生。很多人可能一生都在采取各种行动“闪避”和“背离”这种现身情态（情绪）对他们的影响。比如在原生家庭中孩子与父母之间的交往模式，往往转化并固化为孩子与父母之间特定的沟通姿态，美国著名的家庭治疗师维吉尼亚·萨提亚称之为“生存姿态”^[6]。除了表里一致的沟通之外，萨提亚提出了其他四种常见的生存姿态，它们分别是：讨好、责备、超理智和打岔。我们以讨好的生存姿态为例：当父母对孩子过分溺爱，事事都满足孩子的时候，父母就成了孩子不断索取的资源库，任其孩子提出任何的无理要求，他们只是满足而从不拒绝——也就是说，父母心甘情愿地无节制地讨好他们的孩子，他们因此也漠视了自己的价值感受；而与之相反，孩子则对父母采取了一种指责的应对姿态，其自我价值也就无限膨胀。当父母为孩子所带来的这种讨好式的生存姿态固定成型以后，成为孩子在原生家庭中生存的“现身情态”，一种毫无原则的爱便成为笼罩着孩子的情绪结构。然而面对这种溺爱，孩子往往并不领情，而是以指责的方式对这种“爱”表达着一种冷漠的情绪，甚至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拒绝承认父母对他（她）的这种爱和付出。以冷漠回应父母的爱，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对作为现身情态的爱的情绪的一种“闪避”和“背离”。我们在前述导论中讲到过杨丽娟女士，她为了满足自己追星的欲望，不断向其父母索取——她一直以为这是一种理所当然，最终甚至要了她父亲的命——她对此也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无动于衷，而她父亲甚至在临死之前也还执迷不悟，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去满足他的孩子的心愿。这个悲剧的教训是深刻的，然而教训远不止如此。她在疯狂地追求明星的过程中，表面看是在追求爱情，实际上她在那个时候已经完完全全丧失了理解和实施真爱的能力。她通过自己的无节制的欲求，已经彻底背叛了她的父母小心翼翼地为她营造的爱的家庭氛围——这种“爱”从其父母动机上说是真爱，但从其效果来讲则本质上是一种空虚的假爱。她也因为这种对她在原生家庭中的“现身情态”（情绪）的“闪避”和“背离”，从而丧失了对自己的本真自我可能性（能爱）的领会，而沉沦到一种常人的执迷不悟之中难以自拔。

我们还可以举出与上述讨好式的生存姿态相反的生存情形——用萨提亚的说法或可称为指责式的生存姿态的案例。比如美国明星“小甜甜”布兰妮·斯皮尔斯，从两三岁开始就在她妈妈的带领下转战美国各地进行演唱，并最终在演艺事业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她的成功不是她本人的意志的胜利，而是她妈妈的意志的胜利，所以成名之后，布兰妮本人的精神却几乎陷于崩溃。她不断地公开拒绝承认自己的成功，总是说自己是骗子，是冒牌货！她一直想要“闪避”和“背离”凌驾在她的意志之上的她的妈妈的意志，她为此痛苦不堪。与此相似的还有美国著名的摇滚歌手迈克尔·杰克逊，他在其父亲粗暴的意志控制之下，为了事业的发展而失去了宝贵的童年时光。所以，当他事业成功之际，却曝出了恋童癖的丑闻。他之所以迷恋男童，乃是因为他渴望拥有快乐的童年的经验。他以这种病态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其父母抛给他的不要童年生活的现身情态（情绪）的“闪避”和“背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对于来自原生家庭中尤其是父母的压力——一种笼罩或捆绑着孩子的家庭情绪——的“闪避”和“背离”并不一定能够顺利而彻底地实现，当有些孩子——甚至当他们成人以后——没有能力实现成功的“闪避”和“背离”时，在他们的生存情绪中就会出现“趋就”与“背离”的矛盾与冲突。比如在孩子的学业问题上，中国的很多父母都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思想，他们采取各种高压的方式督促甚至逼迫孩子疯狂地学习，以至于牺牲了孩子全部的休息和娱乐时间。在烦闷枯燥的学习生活中，孩子天真活泼的本性被囚禁起来，生活暗无天日。但同时，父母又通过情理说教成功地让孩子接受了残酷的社会竞争的道理和在学业上不进则退的紧迫感。孩子最终在他的本真“能在”的领会问题上陷入了迷茫：按照其被父母所代表的原生家庭抛给的“现身情态”，孩子可以选择的“能在”只是单一地集中在学业发展这一条道路上，他不得不“趋就”父母为他（她）规划的这个单一的“能在”方式，其他的“能在”则在这种家庭的情绪中被遮蔽了；而按照孩子的本性，他却希望以“闪避”和“背离”的方式去寻找（领会）更多其他的“能在”之途。当“趋就”与“背离”深深地纠缠在一起，并且相互之间互相打架，难解难分，作为“此在”的孩子就会陷入一种非常痛苦的情绪之中无法自拔。我们在前述导论中列举的很多孩子因为学习的痛苦而自杀的案例，无一不是这种原因所致。

在原生家庭中，父母之间的生存沟通姿态——作为被抛给子女的“现身情态”——也会深深地影响子女到成人直至一生，并会在其子女中形成一种“背离”与“趋就”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导致悲剧事件的发生。比如在一个父亲经常虐待和施暴于母亲的原生家庭中，孩子可能对他（她）的父母的生存姿态十分深恶痛绝，并一生都在极力地“闪避”和“背离”这种生存姿态，但是，在现实中他们又往往不自觉地一遍遍重演着这种他们所排斥的生存模式，尤其是在他（她）的婚姻关系中，往往会重现这种家庭暴力的悲剧。可见，作为被抛状态的“现身情态”（情绪），原生家庭在本原的意义上规定了一个人的生存背景，用胡塞尔的话讲就是构成了一个人的视域结构。根据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此在（自我）天然地对这种“现身情态”有一种“闪避”和“背离”的趋向，但是，作为一个人的原本生存背景或视域结构，这种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却又是根深蒂固的，它总是让人无法真正从中摆脱出来。这里便呈现出一种“背离”与“趋就”的矛盾和冲突，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矛盾和冲突，往往会演变为难以理解的悲剧事件。比如国内心理学者武志红便在其博客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40余岁的女子，已是第三次结婚。她的前两次婚姻都堪称不幸，两任丈夫都有严重的暴力倾向，她常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去上班。熟悉她的朋友和同事都为她鸣不平，因为她不仅漂亮温柔，而且非常能干。当她第三次结婚时，她的朋友们认为，她的不幸可以结束了，因为第三任丈夫苦恋她多年，终于如愿以偿和她走到了一起，还发誓说会一直疼她，绝对不会令她再受苦。

然而，刚结婚两个星期后，他们就发生了战争。她给几个朋友打电话，哭着求他们过来，因为她又挨打了，这个自称会爱她一辈子再也不受苦的男人，居然这么快就违背了自己的誓言，难道男人都是这么不可靠，难道她的命就是这么不好……

几个朋友立即赶到了她的家。到了她家后，发现她坐在电话旁呜呜地哭，而他则蹲在身边，边流泪边求她原谅，并对纷纷谴责他的朋友们说，他绝对不是有意打她，只是当时突然失控了，一拳打在她脸上。但把她打倒后，他又心疼，又惶恐，惶恐自己怎么也变成了坏男人。

赶来的朋友中有一位女子是心理医生，她没加入谴责他的队伍，而是耐心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请讲一下整个事件的细节，越详细越好。

当两人把事件过程讲出来后，赶来的朋友都惊讶地停止了对丈夫的谴责。

原来，因一件很小的事，他们发生争吵。争吵到最激烈的时候，妻子质问丈夫说，你是不是想打我，像×××（她爸爸的名字）打我妈妈一样？

丈夫说，怎么会，我不会打你的，我承诺过的，而且我从不打女人。

妻子说，你就是想打我，我早看出来了，你和他一样，你和他们（她的前两任老公）一样，你们男人都一样，你打我啊，你打我啊，你不打我，你就不是男人……

她这番话重复了很多次，突然，他失控了，挥起了拳头，等醒过神来，就发现她已躺在地上。

如只看表面现象，这个男子绝对错误，因为他是暴徒。但是，这个过程一梳理出来，赶来的朋友立即明白，这个女子，真的是在讨打。当然，不是意识层面上的讨打，而是潜意识层面上的讨打。^[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