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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成长与教育:意向性与现象学的任务

【摘要】:胡塞尔把这种现象称为“欧洲科学的危机”。胡塞尔提出了意识的意向性构成理论,并因为这一理论,重新丰富了自我的内涵,并在自我的统摄范围内,将已被分裂的主体与客体、个体与普遍、现象与本质重新构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连接意识活动和意识对象的就是意向性。胡塞尔认为,人的意识总是指向某个对象并以其为目标,意识活动的这种指向性和目的性即“意向性”。意向性问题是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分析的重要主题。

胡塞尔之所以提出著名的现象学的口号“面向事实本身”,主要是要解决西方传统哲学里面主客体二元分离的问题。在胡塞尔看来,这个分离开来的主体与客体,实际上将完整的“事实本身”人为地肢解开来了,因为原本的主体与客体应该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伴随着这个二元分离,传统西方哲学同时也把个别与普遍、现象与本质割裂开来了。因此,在我们现代人眼中的世界越来越变成了脱离现实生活情境滋润的干瘪枯燥的世界,变成了可以任由现代人(主体)随意把捏和加工的机械性的玩偶对象,世界被概念化和课题化,同时却失去了原本包含的丰富的境域意义。在西方世界,这个问题愈演愈烈,主体与客体分裂的鸿沟越来越大,丰富活泼的个别和现象越来越被溟灭,世界的抽象普遍化和片面本质化越来越肆无忌惮,与此同时人们内心的空虚却越来越严重,各种虚无主义盛行,科学丧失了生活世界的根基,流于各种巧取豪夺与排挤压榨的理性工具,常识被放逐,信仰无意义,生活充满危机。胡塞尔把这种现象称为“欧洲科学的危机”。胡塞尔说:

“哲学的危机就意味着作为哲学的多方面性的诸环节的一切近代科学的危机,这是一种最初是潜伏的,但后来就越来越显露出来的欧洲人性本身在其文化生活的整个意义方面,在其整个‘实存’方面的危机。”[1]

“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2]

胡塞尔提出哲学现象学的任务,就是要重新将分离的主体与客体结合起来,重新将被割裂的个别与普遍、现象与本质缝合起来。怎么结合呢?胡塞尔提出了意识的意向性构成理论,并因为这一理论,重新丰富了自我的内涵,并在自我的统摄范围内,将已被分裂的主体与客体、个体与普遍、现象与本质重新构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我们知道,胡塞尔的现象学从来源上讲受到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的深刻影响。笛卡尔是西方近代哲学发生认识论转向的奠基人,他通过运用普遍怀疑的方法,提出了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的基本命题,从而为近代哲学找到了确定无疑的认识论主体,即自我。胡塞尔认为,“笛卡尔的这个独特成就就是塑造了‘一种转向主体自身的哲学’,一种转向意识主体、转向‘自我’、转向‘我’的哲学”。[3]这是一种“朝向自我的回归”,它开创了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先河。胡塞尔的自我意识现象学也正是在笛卡尔开创的这一个起点上开始的。但是,在对“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的具体分析和理解上,胡塞尔却超越了笛卡尔。在胡塞尔看来,笛卡尔把“我思”仅仅当作一个经验式的“我思”,并最终归结到经验式的“我”上。这个经验式的“我”(“我思”)本身虽然具有“直接的自证性”,但是没有任何先行说明的内容。“它是一个绝对的个别,它没有自己的认识对象,没有普遍的东西。所以这个‘我’作为思想的‘我’虽然有潜在的普遍性,但它很难实现出来,个别和普遍没有真正地结合。这样他就需要上帝来保证很多东西。”[4]这样的经验式的“我”在胡塞尔看来是不行的,因为真正的问题已经早溜走了,而这些溜走了的问题则是胡塞尔要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思”之中的“思”的内容。胡塞尔“接过笛卡尔的‘我思’里边的‘直接的自证性’,把它扩大到思维的各种认知行为之中去,把这种‘自证性’扩大到思维参与其中的各种直接认知行为之中”。[5]如果说笛卡尔试图从“我思”推出一个实体的“我”存在,这里已经运用了逻辑的证明方法,因而已经是一种逻辑推理的自明性了;胡塞尔则是从“我怀疑”(也就是“普遍的怀疑”)推出并直接自明性地构成“我思”,——我的怀疑不能怀疑我在思想,因而“我思”由我的怀疑直接自明性地给出,或“我思”的“自身被给予”——从而实现了“我思”的自我构成,并为其随后的其他现象学分析(即意识分析)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直接自明性的基础。在这里,胡塞尔忽略了“我思”中“我”的实体性,而是通过“我思”去关注“思维”亦即“意识”的问题,在他那里“我思”成了意识问题的最基础性构成。

在“我思”的基础上,胡塞尔继续讨论意识的意向性问题。他指出,意向性是所有意识活动(包括想象、知觉、回忆、情绪等等)都具有的一个基本特征,也就是说,任何意识活动都是一个意向性的活动,即任何意识都必然指向一个意识对象,“任何意识都是对某个东西或对象的意识”,这成为现象学的一句名言。当我们感到高兴或痛苦时,则必然有一个令我们高兴或痛苦的对象,因而没有任何无对象的高兴或痛苦的意识。连接意识活动和意识对象的就是意向性。胡塞尔认为,人的意识总是指向某个对象并以其为目标,意识活动的这种指向性和目的性即“意向性”。意向性问题是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分析的重要主题。在胡塞尔看来,外在的世界本来是一个没有意义也没有秩序的混沌世界,只是当人的意识的意向性投射于这些外在世界中的事物,从而使外部事物成为意识的对象时,这个外部世界及其事物才有了意义和秩序。因此,意向性是意识的本质和根本特征。胡塞尔试图用意向性将以往西方传统哲学中互相分裂的主体与客体结合起来,结合的方法是意向性的构成,即人们的意识活动通过意向性接受外界事物的性质,并将这些性质组织成统一的意识对象,从而主动地认识和构造世界。这种意向性的构成,除了是人的意识活动主动性的构成以外,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构成是意向性的当场构成。比如,当我们看某物的时候,这个看的活动就当场构成着我们意向性所投射到的那些东西(即被看的东西),那些被看的东西因为这一“看”的意向性行为,而一下子活泼泼地朝我们涌现出来。反之,如果我没有实施“看”的行为,也就不会有任何活生生的世界向我们显现出来。正如中国古代思想家王阳明所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这种当场构成性,也就是一种“活生生的被给予性”,那个活生生地被给予的意向对象就是那些被意向行为当场激活的感性材料。这种意识对象的呈现是作为整体的方式一下子呈现出来的,而且是以与对象的本质一致的形态呈现出来的,因此,这种意识对象既具有个别的、活生生的特性,也同时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和一般性,是个别与一般的整体性统一。这里有一个在自我的内在领域的超越的问题,即意识的意向性具有一种内在的生育力,他能够让进入意向性范围的零碎的感觉材料变成一个被意向性所把握的统一的意象对象。那么,这个超越(也就是意向性的内在生育力)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也就是说,我们究竟是怎么将意识对象的个别性与一般性结合起来的呢?

胡塞尔说,我能在直观中看到一般、一般性的东西:“我们看一下一般之物的被给予性情况,这种情况就是:一个纯粹内在的一般性意识根据被观察和自身被给予的个别性改造自身。”[6]这里讲的“纯粹内在的一般性意识”胡塞尔称为内时间意识,正是这个内时间意识将进入我们意识里的感觉材料进行改造、加工和综合,从而使其朝向我们意识本身呈现出本己的特征。也就是说,外在世界作为个体的客观对象一旦进入意识活动中,也就是进入到了意向性的结构中,就不可避免地接受原本的内时间意识的改造和综合,而与内时间意识的纯粹一般性特征紧密结合在一起了。这时候,原本意向性之外的个别事物,经过意向性结构中的内时间意识的被动综合,而被动地被构成为意识对象。正是经过这么一个被动的综合过程以后,胡塞尔便成功地在意识内部实现了一般与个别、主体与客体的结合,从而也消解了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世界的绝对界限。在这里,被构成的意识对象对于意识本身来说成为被给予的客观对象(这里也实现了在意识内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也是我们真正的认识对象,而最初外在的客观世界中的事物,则因为其混沌性而作为无意义的假设被胡塞尔以现象学的名义还原(或悬搁)掉了。

以上我们所论述的就是胡塞尔的意向性构成理论,即我们自我的意识通过意向性将外在事物通过内时间意识构成意识对象。在这个理论中,内时间意识起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内时间意识,则我们意识中就不可能出现被给予的意识对象,从而,我们的认识也便从根本上不可能实现。所以,我们可以说,人的意识从根本上是内时间意识。但是,这个内时间意识究竟是什么,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我们理解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核心和关键,也是我们理解整个现象学的秘密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