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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傩戏史 | 闽台地区蛇种文化遗迹与社赛傩戏

【摘要】:闽台地区,在商代前期以闽侯、福清为中心,已出现“形纹硬陶”和“彩陶”为特征的文化遗迹。《说文·虫部》曰“闽,东南越,蛇种也。”

其他地区的社赛傩戏,较具代表性的有闽台地区的“舟歌”舞队表演、广东华南“英歌”舞队表演,它们本质上均属社赛性质的歌舞戏,却作为傩戏形式遗存至今。

闽台地区,在商代前期以闽侯、福清为中心,已出现“形纹硬陶”和“彩陶”为特征的文化遗迹。《说文·虫部》曰“闽,东南越,蛇种也。”在这一地区有傩祭盛行,如旧时每年正月乡村有“迎狂”习俗,但至今保留最完整的要数闽北,其中有《跳番僧》、《跳八马》、《跳弥勒》、《跳八仙》、《跳五神》以及《舟歌》等;长汀县一带有一种司傩活动;建瓯的“八家将“是民间行傩“舟歌”的一个组成部分。

闽台地区的傩祭记载,就笔者视野最早见南宋刘克庄的《观傩》诗二首等,厦门大学郑尚宪先生说:“刘克庄诗(观傩二首)告诉我们,南宋莆仙民间尚有‘打夜狐’这种化妆成妇女神鬼,敲锣击鼓,驱逐狐狸精(当然也登门乞钱)等颇具戏剧因素的驱傩仪式。”[34]这类“打夜狐”傩俗至明代弘治四年(?)版《八闽道志》仍见有载:“十二月‘除夜’,逐疫(郡人谓之‘打夜狐’,即古者乡人傩之意也)。”[35]又见清道光年十一年刻本《罗源县志》,其载:“丐者作钟馗状,沿门乞米为戏,有驱除残年耗鬼之说,名曰‘打夜狐’。”[36]这类“除夜”逐疫的傩俗,显然是从南宋时代就一直沿革下来。

又一类傩俗,如清嘉庆十三年刻本《崇安县志》载崇安县有“禳解”祭仪,“疾病难痊,即祝神占卦,召巫禳解,亲族遗以酒菜,号曰“赠巫”,犹古者逐疫之意。”[37]这类“逐疫”的“赠巫”祭仪活动,就“赠巫”二字来看有源于“冬堂赠”或“舍萌于四方”的礼俗,但就“召巫禳解”的“祝神占卦”巫术仪式来看,与此同一时期遍布西南地区的“端公”类的“斋醮”巫术仪式是一致的,因此可以归纳为傩俗的又一种形态。此类傩俗至民国三十一年版《崇安县志》中仍有记载,内容记载得更为具体细致,其云:“‘小儿禳灾’,名为‘过关’。“病而禳之,曰‘烧路头’,曰‘骂土’,曰‘送茅船’,曰‘做狮’。出替狂而死,壮而死者追荐之,曰出坛。巫以古田陈靖姑、陈海清为师,有所为,辄于锣鼓声中红头赤脚,法衣,手持竹鞭、铜铃,角声呜呜,然降僮多来外地,邑人无业此者。”[38]显然这是一类巫觋祭仪活动,民间又称为“跳神”或“跳童”,在清末泉州一带也有记载,如清末泉州士绅吴增的《泉俗激刺篇》中有“跳童”为题的诗,其云:“跳童、跳童,裸身颠倒如发狂。睅其目,披其发,挺剑自砍肩,画符又割舌,不为国民甘流血睅,左手签刀右刺球,咬牙忍痛跳不休,似鬼非鬼恶形状,本来面目已尽丧。是何心,恶作剧,想是前世作孽来,今生过此活地狱。口中啾啾作鬼语,羞恶之心已尽”[39]“跳童”裸身颠倒如发狂,实际上就是“狂夫”身份,与周礼“方相氏”身份相同,因此或可以视为周礼方相氏类型的傩俗的异化形态。这一类型的“跳乩童”傩俗也见于民国十八年版的《同安县志》记载,其云:“凡人有病,辄向神问吉凶。神每凭人而言,谓禁鬼作祟,随口派牲醴、菜饭、冥镪祭送,可保无事。不验,仍归诸数。为乩童者,多系无赖恶少以此为恶,裸体披发,红兜白裙,手执刀剑,自?口背,血涔涔下,或割舌以血为符,或掷铁钉秋,或翻钉床,或过刀梯,或过火炭、火炉、火城,非言朱邢李,即言池王爷、五显帝、中坛帝、二大使。”[40]可见,清末至民国初期的八闽地区的“跳童”类型的傩俗颇为流行。

另有一类傩俗,为“傩蜡”之风的遗存,如清道光十三年《永安县志》载:“惟二月望后三日迎观音灯,各尽工巧,金吾不禁,最为巨观,亦祈禳之意。皆古蜡腊之遗也。”[41]又见民国十六年刻本《泉州府志》载:“(正月作‘会’)盖合闾里之精虔,以祈年降福,亦遵古傩遗意。”[42]这一类傩俗沿革“社腊”风俗,融合社、腊、蜡、傩俗为一体,后演变成祈年禳祟的辞旧迎新意义,因此又结合“元宵”灯舞民俗驱祟民俗,如民国二十八年版《上杭县志》载:“(元宵)打狮子戏,盖古大傩遗意也。”[43]厦门大学郑尚宪先生认为,这类由巫师戴着面具化妆成方相氏模样驱疫逐祟的仪式,就是“乡人傩”,且在“莆仙民间普遍举行”,他说:“莆仙人元节祈年,‘自十三日起至十七日止,里民各合其闾社之人,为祈年醮。是夜以鼓乐迎其土神,遍行境内,民家各设香案候神,至则奠酒果,焚楮钱,拜送之,亦古者乡人傩之遗意也。’莆田江口风来宫,供奉田公元帅,故老云系明初从郡城头亭分灵兴建的。其碑文有‘为示期出戒,开坛拜斗,举社行傩’,‘朝服当阶,圣贤不以古礼为近戏,熊皮索室,方相犹循故事以奉行’……这种行傩的风俗,世代相沿,十分兴盛。”[44]总之,这类傩俗与新年辞旧迎新活动结合紧密,为多种民俗活动形式混融形态,但核心仍沿袭“傩蜡”风尚。

第四类傩俗,是以“城隍”为中心的驱邪风尚,如清光绪十六年刻本《龙岩州志》载:“(祈禳)一岁两傩,驱逐邪疫,以城隍神主之,元(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居然方相氏遗风。”[45]这类傩俗沿革明初洪武年间倡导的州县“城隍”祭仪体制,是周礼方相氏傩礼与明代城隍祭仪相结合的傩俗形态。

值得重点一提的是,台湾客家系斋法中的面具戏(傩)是“随着客家移民传到台湾”,[46]“斋法仪式由香花和尚(或称‘斋公’)诵读佛经,宣讲经义,帮助鬼魂求忏悔,赎去在世的罪状,亦即透过诵经宣讲,或施食给其他鬼魂的方式,为鬼魂做功德”,“斋法法事科仪的内容,以‘超度’与‘求忏悔’为主。而仪式中戏曲演出则带有劝孝劝善,移风化俗的功能。”“丧葬场合的法事科仪,依照往生者的性别差异,所施行的亦有不同。比如男子过世,多半诵念《香山宝卷》;女子过世,则往往以‘破血盆’仪式为其解苦。”[47]“台湾客家系斋法的音乐系统,以佛曲为其大宗,加入许多具有广东海丰一带地区特色的客家山歌”,还加入“乱弹戏曲之唱腔”、“客家采茶戏之唱腔”、“四平戏与潮调音乐”等。[48]这一类具有傩俗意义的面具戏,与大陆地区的寺院傩俗颇为相似,又与江苏南通一带的“香僮戏”的“唱忏”本质意义相同,因此可视为同一类型的傩俗形态。

又,台湾“面具主要运用在婆姐阵”,“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婆姐是儿童的守护神,也就是专职照顾儿童的神祇”。“婆姐阵又称十二婆姐阵,源自民间信仰的婆姐崇拜。民间信仰中本来有三十六婆姐,相传为三奶夫人之一的陈靖姑之司下,而台湾民间信仰中的陈靖姑是专责妇女生产,因此婆姐就被赋予照顾儿童的属性。”[49]这一类具有傩俗意义的“婆姐阵”,与“小儿”成长主题相关的傩祭礼俗本质一致。台湾彰化师范大学李秀娥先生说:“台湾民间的岁时节俗,主要是以闽、粤一带所流传的习俗为主,凝聚了福建省泉籍、漳籍和广东省粤籍与福建省的客家习俗。”[50]则说明台湾的傩俗仪礼也是与闽、粤客家习俗相一致的。

目前,就笔者研究视野,对闽台地区的“傩戏”研究颇有成就的学者是福建南平的杨慕震先生,他对闽北傩祭有较好的调查研究,其《闽北的傩舞及傩文化活动》一文中说:“……紧接着是舟歌队,舟歌队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唱队,由一长者打鼓兼领唱,二十多人伴唱,演唱者手执纸糊船桨,作划船状。唱词内容有杨家将、薛仁贵、桃园三兄弟等24位历史名将,以威慑鬼怪。……行傩队伍绕城一周后回到庙门口,由会首在天后像前掷爻,……顿时空气变得紧张起来,行傩队伍的前半部分除舟歌唱外,立即解散,各自回家,关门闭户,鸦雀无声,这时将扮八大将的恶鬼拖往城外,舟歌继续高唱历史英雄,以恐吓恶鬼,并把原先放在庙门口的纸船抬往城外河边。唱队必须掌握演唱速度,队伍走出城门口时,唱最后一句必须是“家家户户得平安”,然后不得再出声。”[51]杨先生对闽北傩祭中以“傩歌”威慑鬼怪的祭仪方式有较详细的论述,这是建瓯舟歌的形态风貌特色,但并没有对这类“舟歌”所唱的二十四位历史名将(历史英雄)具体内容进行记录和研究,他在另一篇文章中稍微具体地作了解释,他说:“‘舟歌’表演是整套复杂的驱傩活动。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起,便由会首召集有关人员在奶娘庙排练(其它时间不能练,否则“鬼会割舌头”)。……五月初五演出。“舟歌”队又分为两部分,一是唱队,由一嗓音响亮者打鼓兼领唱,二十多人伴唱(号子)。歌的内容是唱杨家将、薛仁贵、桃园三兄弟等二十四名历史名将以威慑鬼怪。二是舞队,由“无常”、“八大将”、“五路神”、“张天师”组成。……唱队里领唱者要计划好领唱速度,正好当队伍走到城门口时唱最后一句“家家户户得平安”,然后就不得再出声,人们继续把“恶鬼”拖向河边丢在水里。”[52]如此看来,杨先生所论述的建瓯“傩戏”是在农历五月初五端阳节民俗礼仪形态,以“舞队”形式进行“绕城”驱逐,且以一人“领唱”、二十多人“伴唱(号子)”的“唱和”形式,所唱内容涉及“杨家将”、“薛仁贵”、“桃园三兄弟(刘关张三结义)”等二十四名历史英雄人物,因此这类以歌舞演二十四名历史英雄人物的故事的赛社傩戏,已具备戏剧的基本要素。

社赛性质的傩戏,另一个较具代表性的班社,见岭南“英歌”舞队。

据黄镜明先生研究,岭南地区的傩礼记载始见《汉书·郊祀志》载“粤人信鬼”的习俗,至唐昭宗间(889—904)广州司马刘恂作《岭表录异》中有:“枫人岭中,诸山诸枫树。树老则有瘤瘿。忽一夜遇暴雷骤雨,其树赘则暗长三数尺,南中谓之枫人。粤巫去:取之雕刻神鬼,则易灵验。”说明唐代岭南“粤巫”从事神鬼活动颇为活跃[53]。黄先生的这个论断实际上只能说明“粤巫”用“面具”驱鬼魅的情况,准确地说还不能算是“傩礼”。就笔者视野,最早记载岭南傩俗的史料是明嘉靖十四年(1535)版《广东通志稿》卷十八“风俗”条载:“十月,傩数人衣红服,持锣鼓,迎前驱入人家,谓逐疫。”[54]这类“舞队”性质明显的傩戏,社赛意义已十分明显。

黄镜明先生说“英歌舞是华南古代傩文化的遗响”。“从祭祀除灾、驱鬼逐邪的民间风俗方面来看。有‘英歌之乡’的粤东普宁县,过去当地老百姓认为‘英歌一唱,便能驱鬼神,镇邪恶,保平安,呈吉利……’”[55]黄先生认为“英歌”作为傩文化内涵,主是是从粤北师公戏传承而来,而粤北师公戏是粤北“乡村民间迎神赛会、红白喜事活动中,在酬神、打蘸、冲傩、还愿时唱的戏,由古朴的傩巫祭祀歌舞衍变而成。明清以来流布于韶州、连州、雄州三府十二个县”[56]。可见,“英歌”属迎神赛会的祭仪形式,是典型的社赛傩戏。

据黄镜明先在广西傩戏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华南英歌舞与傩文化》论述,“华南英歌舞,由于流行地区的差异,在民间有‘唱英歌’、‘扣英歌’、‘秧歌’、‘鹰歌’、‘鹦歌’等多种称谓。其表演的舞队颇大规模,由‘前棚’、‘中棚’、‘后棚’级成。”其中,“前棚”是主体部分,由12名或24、36至106名壮汉装扮《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攻打“大名府”的故事,乐器用小鼓小锣,“过去传授表演的同时是边唱边舞,唱词内容既有歌颂梁山好汉攻打‘大名府’的壮举,也有宣传‘二十四孝’的小故事及劝世贤文的内容。例如‘丁兰哥,南山去牧羊,见羊儿,跪乳报母恩;丁兰念母心悲伤,刻木奉祀孝道,早晚茶饭敬亲娘’等”[57]。而“中棚”表演的说唱节目多以民间生活故事或趣闻轶事为题材,如《佛公佛母》、《洗佛》、《牵猪》、《双摇鼓》、《农夫扶犁下地》、《徐大江拖车》、《钓鱼》、《纺织歌》、《和尚戏尼姑》、《闹花灯》、《妇女卖艺》、《京城会》、《桃花过渡》、《杨子良讨亲》、《周不错》、《卖豆腐》、《盲公卖卜》、《采茶歌》等。“后棚”是由武士队伍组成,主要表演各式武术套路或器械,其中以南拳武功为特色。

岭南“英歌”社赛傩戏,其中结合民间生活故事的节目,多借鉴地方曲艺形式表演,同样具有浓厚的粤剧风貌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