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之交,社会历史发生了急遽的变化,连带学术也产生了深刻的转变。张栻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以他为代表的湖湘学派,在南宋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陆九渊与朱熹二人的哲学思想,一为主观唯心主义,一为客观唯心主义,虽然在思想体系内存在诸多分歧,但在本质上属于理学范围内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陆九渊心学作为南宋理学的主要一翼,与程朱理学共同构成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2023-08-19
两宋时期的傩百戏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呈现出“仙仗”舞队的表演特色。
1.北宋时期的傩百戏
北宋傩百戏的记载,最直接的史料就是《东京梦华录》,其载:“至除日,禁中呈大傩仪,并用皇城亲事官、诸班直,戴假面,绣画色衣,执金枪龙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用镇殿将军二人,亦介胄,装门神。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装判官。又装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共千余人,自禁中驱祟出南薰门外转龙弯,谓之‘埋祟’而罢。是夜禁中爆竹山呼,声闻于外。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3]这是南宋时期孟元老回忆北宋末年皇家傩礼状貌,虽算不上是正史,但其较强的史料价值堪比正史。其实,北宋的正史也有皇家傩礼的记载,如北宋徽宗时的郑居中等撰《政和五礼新仪》卷一六三“军礼”内编撰有“大傩仪”,看来宋人正史把“傩礼”回归“(周礼)夏官”主兵职属范畴,其载:“前一日,所司奏闻,侲子选年十二以上十五以下充。著假面,衣赤布裤褶,二十四人为一队,六人作一行,凡四队。执事者十二人,著赤帻褠衣,执鞭。上人二人,其一著假面,黄金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右执戈、左扬楯。其一为唱帅,著假面,皮衣执棒。鼓角各十,合为一队,队内有鼓吹令一员,太卜令一员,各监所部。巫师二人,太祝一员。有司预备每门雄鸡及酒,陈于宫城正门,皇城诸门,磔禳设祭。执事者瘗坎,各于皇城中门外之右方深取,足容物。先一日之夕,傩者各赴集所具器服,依次陈布,以俟。其日未明,诸卫依时刻勒所部,屯门列仗,入陈于阶如常仪。鼓吹令帅傩者案于宫外。内侍诣皇帝所御殿前奏:‘侲子备,请逐疫。’奏讫,出,命内侍伯六人分引傩者于宫门,以次入,鼓噪以进,执戈扬楯。唱帅、侲子和。……凡使一十二神追恶鬼,……周呼讫,前后鼓噪而出,诸队各取门出郭。”[4]可见北宋政和年间傩礼类同东汉禁中大傩仪。而在《政和五礼新仪·军礼》中还载有《州县傩仪》,其施行程序与《通典·开元礼纂》所载大致相同。
由此可以看出,北宋傩礼尊汉唐宫廷傩礼,这一主线并没有改变。北宋末年出现“诸班直”、“教坊使”参与宫廷大傩仪的现象,类同于汉唐宫廷大傩仪中早就有的“黄门倡”。因此,所谓傩仪戏剧化倾向,早在汉唐时甚至周礼时代就已经发生。但是,北宋傩礼嬗变成傩戏,一是表演舞台发生变化,由宫廷禁中,出南薰门外;二是表演时间发生变化,改为除夕夜举行;最重要的是表演角色出现专业队伍,由教坊乐工和皇城诸班直等装扮门神将军、判官、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初显“舞队”的表演特色。如王安中(1075—1134)诗云:“天回星斗腊将残,傩仗欢呼陛盾寒;逐疠已随三阕鼓,炼真何待五辛盘;皇居夙有仙官护,民瘼兼凭圣箓安;岁岁更修周典礼,都门耆旧喜同看。”[5]其中言及“傩仗”,即指门神将军、判官之类的装扮舞队游行。而所谓“仙官护”,即指汉唐宫廷傩仪中的“百戏”仙倡角色,由此也知“傩百戏”仙倡角色的意义了。
又,慕容彦逢(1067—1117)诗句云:“日近新正腊已残,鼕鼕傩鼓响晴寒;神资飒爽来群祀,舞节蹁跹应七盘;门磔交修邦典备,物疵销尽里民安;欲知圣主忧勤意,深拜宸章仔细看。”[6]此首诗中,言及“舞节”应“七盘”,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汉以来的百戏七盘舞,用于驱傩表演;二是北宋徽宗年间的傩礼已演变成百戏表演。而诗句中还有“新正腊”、“傩鼓响晴寒”、“神资飒爽”、“群祀”、“门磔”、“邦典”等语,说明傩礼举行的时间在年末,有送“寒”之意,且有降神“群祀”百物的“神资飒爽”的化妆表演,特别是有“七盘舞”的表演,还有在四门磔攘的规范“邦典”仪式,有繁琐的献牲祭礼等。这些仪礼,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北宋徽宗年间傩祭礼仪的戏剧化倾向。在李弥逊(1085—1153)的诗句中也提及“仙仗”一词,如《观傩》诗云:“日陪仙仗温风转,云护神驱瑞霭盘。”[7]“日陪仙仗”与“云护神驱”说明驱傩的表演中,即有“仙仗”的舞队,又有“神驱”的拟鸟兽假面驱逐表演,可以看作类似幻术的百戏假面装扮内容。
总结北宋中后期的诗人所记傩礼,可归纳出如下几点:
(1)时间:驱傩时间在每年岁末的除夕之夜,活动从除夜一直延续到元旦清晨。
(2)地点:皇宫、长安街巷、荆楚与巴蜀之郡的街市等。
(3)角色:里正、有司、毕方、祟鬼、蚕神、傩师、雕冠、乡人、仙仗、神驱等。
(4)相关风俗内涵:腊祭,迎新,送年梅,祷蚕,池荇牵衣、海榴火树,颂豳诗,乡人傩朝服立阼阶,日陪仙仗、云护神驱,以如意击壶,韦戟载祉、桃弧射祟,旁磔四门、索室驱疫、执戈扬盾,铸鼎驱毕方,国殇,群祀(百神)。“威容曾许云中见”神魔幻术。
(5)法器:鼓、雕冠、桃弧、韦戟、鼎、戈盾。
(6)舞蹈:仙仗(舞队)、神驱(舞队)、七盘舞。
综上可知,从北宋末年开始,傩礼已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化的趋向。一是除日禁中的“大傩仪”,二是除日的“乡人傩”,三是季冬(腊日)州县府卒“逐除傩”。本质上仍尊崇汉唐旧制,但在北宋末出现“教坊使”装扮“将军”、“镇殿将军二人”装扮“门神”、“教坊(官)”装扮“判官”,又有装“钟馗小妹”、“土地”、“灶神”等千余人的化装扮演神灵角色,可见北宋末年的东京皇宫盛行装扮民俗生活类神灵角色进行驱傩活动。结合《东京梦华录》载“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条有“假面”鬼神的百戏表演,这些“假面”鬼神“或执刀斧,或执杵棒之类,作脚步蘸立,为驱捉视听之状”,[8]可知也与驱邪逐祟的傩礼相关,或者说本质为一体。笔者有一个观点,百戏为体,傩礼为本,两者合而为“傩百戏”,侲僮是傩礼与百戏的最重要交汇点。而正是因为这些充满着浓厚生活气息的“假面鬼神”角色,到州县与乡间走门串户进行驱傩活动,如苏东坡诗云“府卒来驱傩,矍铄惊远客”、“爆竹惊邻鬼,驱傩聚小儿”等,所以傩礼民俗化、娱乐化、分类化等成为北宋傩礼嬗变的三大特征。而北宋政和年间“大傩”需到“桂府”购进“面具”,一副傩面具就有八百枚,且老少妍陋无一相似者,此事见陆游《老学庵笔记》载[9],说明北宋时期宫廷傩舞队的规模丝毫不比汉唐时期小。
2.南宋时期的傩百戏
南宋时期的“傩百戏”表演出现几种变化:一是民俗坊间(州县)的驱傩活动越来越“市俗化”,表现在原来是娱乐性质的驱傩活动,而演变成以金钱物质为目的“乞讨”活动。如周密《武林旧事·驱傩》载“市井迎傩,以锣鼓偏至人家,乞求利市。”[10]又,《梦粱录》载:“(十二)自此入月,街市有贫丐者三五人为一队,装神鬼、判官、钟馗、小妹等形,敲锣击鼓,沿街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傩之意也。”[11]二是侲僮驱傩形式发生变化,出现“女童”驱傩体制,如元代周密《乾淳岁时记》所说南宋后期傩制,只有“女童驱傩,装六丁、六甲、六神之类”[12]。且驱傩时间也改在腊月二十四日夜,如“禁中以腊月二十四日为小节夜,三十日为大节夜,呈女童驱傩,装六丁、六甲、六神之类,大率如《梦华》所载”[13]。三是宫廷大傩仪所装扮的角色更加丰富多彩,潜在的故事性在增强,如《梦粱录》卷六及《武林旧事》卷三所载:“禁中除夜呈大傩仪,并系皇城司诸班直,戴面具,著绣画杂色衣装,手执金枪、银戟、画木刀剑、五色龙凤、五色旗帜,以教乐所伶工装将军、符使、判官、钟馗、六丁、六甲、神兵、五方鬼使、灶君、土地、门户、神尉等神,自禁中动鼓吹,驱祟出东华门外,转龙池湾,谓之‘埋祟’而散。”[14]四是乡村驱傩与社祭相结合一体,体现出迎春的民俗风尚,如宋人刘克庄诗作《湘潭道中即事》有云“不记今朝是立春”、“傩鼓咚咚匝庙门”、“别有山歌侑桂尊”[15]。出现用“山歌”伴随傩鼓迎春民俗的现象。
南宋中后期的傩戏形态,见苏泂(约1200年前后在世)《梅口遣兴》诗云:“桥幻僧伽佛,桁传岭海囚;舞傩群画鬼,唱牧和村讴。饤坐初尝蠘,比邻递解牛;门符矜鸷诡,馆泊佐倡优。诘朝才婺女。曷日到衢州。”[16]这是叙浙江境内的傩俗,“舞傩群画鬼”指在脸上画成各种鬼怪模样,“唱牧和村讴”则指傩歌借用“牧”与“村”之“讴”,即山村牧歌与民谣。又,周去非(生卒年不详)《代答岭南》对岭南民俗的记载:“桂林傩队自承平时名闻京师,曰静江诸军傩。而所在坊巷村落,又自有百姓傩,严身之具,甚饰进退,言语咸有,可观视,中州装队仗似优也,推其所以然,盖桂人善制戏面,佳者,一直万钱,他州贵之,如此,宜其闻矣。”[17]可见南宋中后期的岭南地区傩俗相当浓厚,有“静江诸军傩”、“百姓(乡人)傩”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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