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且在相当程度上肯定“占梦”参与周礼“傩”的活动。“占梦”职官体系源于殷商卜梦,是关乎商王梦忧的禳除礼仪。有学者认为周礼傩制,仅是一种停留在纸上的制度总结,并未在西周以来宫廷实施,甚至有学者质疑《周礼》伪书的问题等。周礼所谓“乃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遂令始难驱疫”的原理,即源于此。......
2023-08-11
现存最早的“傩百戏”节目,是“蚩尤戏”,至今仍在西北、西南地区傩祭仪式中有节目表演。它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讲武之礼”吸收民间散乐伎艺演变而来,并成为秦代宫廷中的“戏乐”活动。至汉代宫廷流行的“胜日驾车辟恶鬼”,即见以“蚩尤秉钺”这类象征王权的先锋形象。据裘锡圭先生考证,汉代宫廷多在甘泉宫祭天神通天地、泰一诸鬼神,且“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等[4]。“驾车辟恶鬼”的习俗来源于秦代,但在汉代将“画云气车”(即“戏车”)的技艺表演更加充实和丰富,将原本用来招待域外使节及少数民族首领集宴上表演的“武功”绝技等也搬到“戏车”上来了,于是有了侲僮“跟挂”等各种高难度的特技“傩百戏”表演。
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在长安西北的甘泉山筑造的离宫,汉武帝时代即有“祭天”以治大病的“通神”功能,如顾颉刚先生说:“元狩三年(公元前一二〇年),齐人少翁得了武帝的信用,在长安西北的甘泉山筑造离宫,画了天、地、泰一诸神,时时拜祭,要使武帝和神灵通话,不幸没有成功。后二年,武帝大病。那时有一个上郡的巫在甘泉宫内祠着神君,他的通话的试验成功了,于是他传达神君的话与天子,说道:‘病是就会好的,不必怕;等您身体健旺些时,就来会见我们罢!’人竟能亲自接神,这是何等的幸福!武帝心中一高兴,病已好了一半;及到甘泉,居中然恢复了健康。”[5]也就是说,在甘泉宫的“戏车”表演本质有驱逐邪祟的傩礼意义,因此,称之为“傩百戏”名正言顺。
东汉宫廷大傩仪中的“傩百戏”表演内容,见张衡《东京赋》[6]记载:
“尔乃卒岁大傩,殴除群厉。方相秉钺。巫觋操茢。侲子万童,丹首玄制。桃弧棘矢,所发无臬。飞砾雨散,刚瘅必毙。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然后凌天池,绝飞梁,捎魑魅,斮獝狂。斩蜲蛇,脑方良。囚耕父于清泠,溺女魃于神潢。残夔魖与罔像,殪野仲而歼游光。八灵为之震慴,況鬾蜮与毕方。度朔作梗,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对操索苇。目察区陬,司执遗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韪。”
这段文赋内容,前面部分从“方相秉钺”至“逐赤疫于四裔”句,是描述宫廷大傩仪的基本程式,即《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方相氏蒙熊皮黄金四目”的周礼固定驱疫表演模式。中间部分从“然后凌天池”至“殪野仲而歼游光”句,是一系列的幻术表演,是对“逐赤疫于四裔”的具体内容进行演绎。最后一部分从“度朔作梗”至“罔有不韪”句,是巫优戴面具装扮“门神”神荼与郁垒,进行“索室驱疫”的法术程式表演。而“傩百戏”即中间部分的幻术表演和最后部分的“门神”表演。
幻术表演中,包括“凌天池,绝飞梁”、“捎魑魅,斮獝狂”、“斩蜲蛇,脑方良”、“囚耕父于清泠,溺女魃于神潢”、“残夔魖与罔像,殪野仲而歼游光”等五组表演节目。“捎”、“斮”、“斩”、“脑”、“囚”、“溺”、“残”、“殪”、“歼”等动词,均指捉杀各类恶鬼的法术手段,而“魑魅”、“獝狂”、“蜲蛇”、“方良”、“耕父”、“女魃”、“夔魖”、“罔像”、“野仲”、“游光”等代指各类“赤疫”(恶鬼),其中“方良”是《周礼》所载的方相氏所逐的疫鬼,可见其他疫鬼类同“方良”,属傩礼范畴的“疫”类。据张震泽先生校注,“魑魅”为山泽之神;“獝狂”为恶戾之鬼;“方良”指草泽之神;“蜲蛇”其大若毂、其长若辕、紫衣而朱冠;“耕父”见《山海经》中的“丰山”之神、常游于清泠之渊、出入有光。笔者对应“女魃”旱神被“溺”于“神潢”(水名)句,推测“耕父”因“出入有光”特点,它应该同属“旱神”之类,兼有“火神”特色;“夔”指木石之怪、“魖”指耗鬼、“罔像”为水之怪、“野仲”与“游光”指专在人间作怪害的恶鬼,传说有兄弟八个。还有“鬾”指小儿鬼,“蜮”指水中含沙射人使人生病的怪,“毕方”如乌状神常衔火在人家作怪灾。
就文赋中描绘的幻术状况来看,有“凌天池”(北海)、“绝飞梁”(高危桥梁)的表演,显然是高空特技和幻术相结合的表演节目,它表现的是“通天”本领,正是“巫(优)”的本质特点,“巫优”在历经艰难“通天”之后,即开始对“天”边作祟的各类“赤疫”(恶鬼)进行一一清除,使“天”重新得以安宁而庇佑四方。结合上文“作画云气车”记载来看,“画云气”的意义即为“通天”,再结合侲僮在“戏车”高空特技表演来看,侲僮的攀沿与跟挂等特技表演,正吻合“凌天池”与“绝飞梁”的表演技艺,所以,笔者认为这段“傩百戏”的幻术表演,均在“戏车”上完成,只有“戏车”(魔术道具)具有完成这一系列表演的物质基础条件。
有关“戏车”表演,见文赋中记载[7]:
“尔乃建戏车,树脩旃。侲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挂,譬陨绝而复联。百马同辔,骋足并驰。橦末之伎,态不可弥。弯弓射乎西羌,又顾发乎鲜卑。”
这是描绘侲子在戏车上的绝技表演,包括:倒——就是在竿上做各种倒立造型动作。挂——就是跟、手、腿挂,其中:腿挂——用小腿挂竿;手挂——用手攀竿,挂于竿上;跟挂——用脚跟倒挂,以跟挂最为惊险。无论何种挂,均可利用身体做各种造型。腾——在双橦和多统橦之间,做跳跃动作。旋——伎人在橦顶的转盘上做各种旋转动作,古称腹旋,可音乐节奏而变换旋转动作。舞——指艺人在高竿上表演舞蹈。“突倒投而跟挂”,也就是说表演者在竿上突然倒投下来,好像要高空坠地,但却巧妙地用足钩挂在竿上,实属惊险无比!这类绝技,在现代杂技中常见,则“傩百戏”在现当代的流变可窥一斑。侲子是汉代宫廷大傩仪中驱疫的主角,因此,这段有关侲子的“戏车”表演,无疑具有“傩礼”目的意义,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傩百戏”表演节目。
又,张衡《西京赋》中有一大段关于西汉时“百戏”的描述,看似写天子游猎,实际却是对大傩仪的描写,如:“于是蚩尤秉钺,奋鬣披般。禁禦不若,以知神奸,魑魅魍魉,莫能逢旃。”“蚩尤秉钺”与“方相氏秉钺”形象重叠,“奋鬣披般”与“蒙熊皮”的扮相,一为虎皮,一为熊皮;所驱“魑魅魍魉”,正与“方相氏”职责一致;因此,汉代时的“蚩尤”有被视为“方相氏”形象。有关“蚩尤戏”论述详见下文。再,《西京赋》中有“东海黄公”的角抵与幻术表演描写,也是“傩百戏”的重要节目内容(详见下文)。
魏晋南北朝的“傩百戏”继续吸收民间散乐伎艺而得到进一步发展。
东汉兴起的“傩百戏”,一直传衍到魏晋南北朝而声势不减。傅起凤先生说:“魏之杂技完全继承了汉之百戏传统,与张衡《西京赋》所描写的场面及《沂南百戏图》所刻绘的情景相仿,内容仍不出‘角抵、奇戏表演,及展览诸怪物’的格局。”[8]至南北朝时期“傩百戏”得以吸收民间伎艺而呈扩大化状态,“特别是北周的宣帝,广召杂伎,增修‘百戏’,并征集散乐在长安演出。”[9]这是将民间“杂伎”融入“百戏”并扩大化的一证,“傩百戏”也随之受到影响。北齐是我国戏剧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北齐后主高纬对“见鬼人”(驱疫之巫优)“以能见鬼得幸”[10]。“傩百戏”表演受重视程度也可见一斑。
隋代宫廷大傩仪受北齐影响最大,隋炀帝继位后营建东都洛阳,“炀帝下旨‘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每岁正月,都举行规模宏大的‘百戏’盛会”[11],无疑再次把宫廷百戏(包括“傩百戏”)演出推向高潮,而至唐代达到鼎盛时期,“玄宗时,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居新声、散乐(即百戏)、倡优之伎。’又在长安洛阳,各设左右教坊二所,‘隶散乐、倡优、曼延之戏’,并以中官为教坊使”[12]。唐代增设教坊,扩大演出的专业队伍,又“以中官为教坊使”,提高百戏管理机构的职官地位,从而全面把百戏(包括傩百戏)演出推向鼎盛。正是在这种机制运作之下,“傩百戏”开始从单纯的技艺表演,发展到“科白”融入状态,如盛唐时的《击囚出魃》(即“蚩尤戏”类属)一戏,即“以问答见义”[13]。又有“歌演戏”形式,如《灌口神队》(演二郎神故事的傩戏类属)以武打见长,兼有歌舞表演。而唐代“套头”或“假头”表演也相当盛行,这是汉代“魌头”傩戏的延续。又,“唐文宗时的八九岁的‘五女’着‘五色衣’,于百尺竿上张弓弦五条,令五女各据一条之上,衣五色衣,执戟持戈,舞《破阵乐》”[14]。其中可以看出汉代阴阳五行学说的傩礼观念及汉傩仪侲僮特技表演的影子。晚唐五代时“傩百戏”表演已出现情节故事,如《灌口神队》“乃以龙与龙斗、人与龙斗为情节,亦必然为俳优之伎,而非纯粹角抵之伎也”[15]。综上可见,“傩百戏”已逐渐成为具有科白、歌舞、故事情节表演的真正意义上的戏剧。
北宋时期的“傩百戏”朝着两个方向进一步发展:一是沿革宫廷傩仪的发展方向,二是融入宋金杂剧体系。
宋代每年郊祭时,必演出“百戏”。先立金鸡竿,由“百戏”艺人承应上竿抢金鸡。“抢金鸡毕,照例演出‘百戏’,有‘打筋斗’、‘踢人’、‘踏跷上索’、‘打交’、‘辊脱索’、‘索上担水’、‘索上走’、‘装神鬼’、‘舞判官’、‘刀斫蛮牌’、‘过刀门’、‘过圈子’等节目(见《梦粱录》)”[16]。其中的“装神鬼”、“舞判官”等为传统的傩戏节目,至今傩班中仍有遗存,“过刀门”等特技表演,在至今西南傩特技表演中常见,而“寻橦”(侲僮程材)节目更是极为普遍,“‘又有跟挂腹旋,皆因橦以见伎。’这是指伎人在橦上表演双足倒挂,身子飞速旋转的一个惊险动作,叫做‘跟挂腹旋’”[17]。由此可见“傩百戏”在宋代的发展。
需要重点一提的是“舞判官”节目,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叶大兵先生说:“‘舞判’,就是‘跳钟馗’。舞者戴假面、假口须,身穿绿袍,脚穿靴,手拿靴简(古代写字用的竹片),扮成钟馗模样出场。旁边有一人用小锣相招,并和着舞步敲锣。”[18]这类“舞判官”戏,后来逐渐融入宋元杂剧体系之中,成为“傩百戏”向宋元杂剧甚至南戏发展的一个重要媒介节目,如任半塘先生说:“宋官本杂剧名目内有《钟馗爨》。昆剧、京剧、川剧内,均有《钟馗嫁妹》或《送妹》,亦有用钟馗之舞作戏中穿插者(如京剧大闹天宫内,有戏蓝二判官守宫对舞)。”[19]钟馗形象的这种“长髯阔臆、短发圆颅之体,蓝衫竹简、斜领危冠之服,蹲身呀口之容,虎跳龙跃之势,乃至起落应节,烟云遁迹,与后世戏中所见,殆无不合”[20]。孙楷第《傀儡戏考原》也说:“今之跳判、火判,亦如是作。由此知今之鬼神戏,其作始亦仿宋之百戏。”[21]明代郑之珍传奇《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中,也融入了“傩百戏”的因素,如“度索”、“翻梯”等均有侲僮程材的影子,此剧在当时扬州一带每逢清明节其间演出,作为佛教消灾法会的仪式剧形式,也具有傩礼的本质。由此,“傩百戏”发展已完成它的最初使命,全面融入宋金元杂剧、南戏与明清传奇及各地方戏之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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