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傩戏史：傩蜡祭仪的发展脉络

1.远古时期的“蜡祭”

现存最早的“蜡辞”，反映远古时代的“蜡”祭形态，与“伊耆氏”有关，其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郑氏注云“此蜡祝辞也。”就仅凭一条“蜡辞”，很难准确判断远古时代“蜡祭”的内容与本质，特别是“蜡辞”之外的祭仪形态等。但这条信息仍能帮助理解远古“蜡祭”的对象主体包括“土”、“水”、“昆虫”、“草木”，祭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各归其位”，吴广平先生以为：“（它）是一首具有明显咒语性质、带有浓厚巫术色彩的祝辞。它集中反映了原始先民面对地质灾害、洪水灾害、动物灾害、植物灾害等众多自然灾害侵袭时的复杂矛盾心理状态。”^[227]笔者以为无论是“土”、“水”灾害，还是“昆虫”与“草木”灾害，都与上古农业生产祈求丰收有关，“蜡祭”本质上属于国家层面意义的祈祷农业生产丰收的祭仪，即为夏代的“清祀”。对于自然灾害的祭祀，就“伊耆氏”的“蜡辞”内容来推测，驱逐作祟的“土”、“水”、“昆虫”、“草木”神灵是最重要目的。而以“伊耆氏”为首的巫师们的祭仪活动，已经具备较为成熟的仪礼形态，如考古发现的新密砦城址中心区大型浅穴建筑，即为夏代初年祭祀山川泉泽之神的遗迹，苏州大学周书灿先生认为：“它是夏代初年夏人自然崇拜的遗迹，其更为接近文献中所载古人祭祀川谷泉泽之神灵，并具有‘高而入于下’特征的‘坎’。具体而论，它可能是夏代初年人们祭祀洧水之神的场所。”^[228]就夏人祭仪川谷泉泽的考古遗迹，尚不能判断究竟是“拜”或“御”之礼。至殷商时期，这类对山川河岳昆虫草木等百物之祭，则已经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祭祀方式，即连劭名先生以为的“拜祭”与“御祭”，而“蜡辞”类的祭祀可归属于“御祭”范畴。又连氏考据殷商卜辞中对大自然的御祭，有河，如宾组卜辞中的《合》177、4055、4056、14526、14524，曾用“苟三十人”（《合》26907）；有土，即社神，如《合》32675；有方，如宾组、历组《合》14321、14322、34340、34341，主要贞御于南、西、北；有岳，但较为罕见，仅存《屯》324；有日，如宾组《合》9560，也较少见^[229]。这一系列“御祭”大自然神灵的礼仪，究竟哪些与代表国家层面的农业生产有关系呢？其实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农业丰收有关，但显然“御祭”这一系列的大自然神灵，目的却并不是纯粹为了农业生产。

2.殷商时期的“蜡祭”

宋镇豪先生考据商朝农业御灾之礼俗，发现“年”、“受年”之礼俗，以为“前后受相呼应，均是祈求神灵保佑农谷丰收。故两词每同见一辞。”“拜祈的对象，有自然神如河、岳、夔、三黾、土、方等，有先公先王先祖先臣如上甲、高祖、高、多毓、黄尹等，还有天神或气象神，如日神、风神等”^[230]。无论是“年”或“受年”，所强调的农业生产祈祷的对象是“年”，而甲骨文中的“年”字形，上面是“禾”，下面是“人”，为形声字，表示禾谷成熟，人在负禾，本义为五谷成熟，如《谷粱传·桓公三年》“五谷皆熟为有年也”。为了确保每“年”五谷丰登，商王甚至亲自主持“藉田”之礼，且象征性地参与播种及收割的农作仪程，如《合》9525正记载：“贞王立黍，受年。一月。”“总合以上辞例观之，藉田一般在上年的十二月至当年的三月间举行，也即阳气回升的春季。藉田礼的主角是王。”^[231]则可知，作为“蜡祭”之演变形态的“藉田”之礼，早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形成，且已经成为“年”的综合性仪礼内涵之一。又，甲骨文中揭示农业灾祸大致有两类，一类为祖先神灵作祟，如《合集》33337载：“庚寅卜，隹夔害禾”；另一类为大自然的山川河岳作祟，所以卜辞中多见年于岳或河等记录，如《合集》385载“贞求年于岳，燎三小，卯三牛”，又如《合集》33277载：“壬申，贞禾于河，燎三年，沉三牛”。宋氏因此说：“可见，年、求年有祀仪和祝告，向神灵献上酒及众多祭牲。”^[232]而这类祭仪和祝告，又往往伴随鼓乐和欢呼，《合》9507正记载“甲申卜，，贞乎藉，生”，“乎”通“呼”，说明在“藉田”礼中有“呼”的表演形态；而饶宗颐先生考据说：“于立春行藉田之礼时必于乐祖，瞽宗祈求丰岁，知周礼实因于殷。殷时祭瞽宗与祭亳社、河宗一同举行。”^[233]则说明殷商时的“藉田”之礼中，还有“瞽宗”祈求丰岁的祭仪形态，因此必然有“鼓乐”和“诵诗（祝辞）”的表演形式等。

殷商时期的“蜡祭”的时间，就以上卜辞显示在上年的十二月至当年的三月间举行，已演变为“藉田”之礼，且与“年”祭、祭瞽宗、祭亳社等相关联，呈现出多种祭仪叠加的状态。孙作云先生说：“藉田典礼就是始耕典礼。”也就是大量见诸清代文献中的“迎春”“鞭春牛”的始耕仪礼^[234]。

于是回到上文的“蜡辞”，就笔者初步考据为殷商时“藉田”礼的咒祝之辞，理由有三：一是“伊耆氏”为殷商官制名，即甲骨文中的“尹”，殷商时的“伊尹到下面的族尹、多尹均名尹”，文字意义为“治理”，为“商王朝内为各种政事服务”的“一般政务官”；二是“土返其宅”的“土”，并非指地质灾害的“土”，而是指殷人先公“相土”，特指作祟的祖先神灵，请“他”返回“祖庙（宅）”，即亳社的“宗庙”。王国维先生有云：“土，殷先公相土也。知土为相土者，《诗商颂》、《春秋左氏传》、《世本》、《史记》诸书皆言相土……相土可单称土，又假用杜也。然则卜辞之土当即相土。”^[235]三是“蜡辞”内容为令“土”、“水”、“昆虫”、“草木”之神灵安息归位，其中蕴涵着“始耕”的农业生产目的祈求与殷商“藉田”之礼的瞽宗祈求丰岁的思想，则“蜡辞”即为瞽宗礼乐之祝辞。

殷商时期的“蜡祭”形态，至西周礼仪中得到完整体现。《周礼·春官·籥章》载“国祭蜡，则龡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236]。其中“土鼓”、“豳颂”之类的形态即殷商“瞽宗”相关内涵传承与演化。有关“蜡”的信息，还见《周礼·夏官·罗氏》与《周礼·秋官·蜡氏》记载，如下：

罗氏：掌罗乌鸟，蜡则作罗襦。^[237]

蜡氏：蜡氏掌除骴。……下士四人，徒四十人。^[238]

“罗氏”条，郑司农注云：“蜡，谓十二月大祭万物也。”《郊特牲》曰：“天子大蜡，谓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饗之。襦，细密之罗。”“蜡氏”条注云：“蜡，骨肉腐臭，蝇虫所蜡也；《月令》曰：掩骼埋骴，此官之职也。”这两则“蜡”的信息，一指“罗襦”，表面上看发音与“傩傩”相关，萧兵先生说“罗氏确实是掌管狩猎的职官而与作为狩猎祭祀仪式的大蜡、乃至大傩相关”^[239]。一指“除骴”，为“蜡氏”职官的责任，主要负责清除与掩埋人和禽兽的腐尸，而这类清除“腐尸”的职责，自然让人联想起驱逐“邪祟”的“傩”本质特牲。因此，从《周礼》所记“蜡”相关信息可以看出，至西周时期及以后，“蜡祭”之礼已经渐趋分化，一方面沿革“国祭蜡”的仪礼形态，另一方面“蜡祭”的一些具体祭礼形态渐次向“傩”礼接近。

3.春秋战国时期的“蜡祭”

春秋时代的“蜡祭”，如《礼记·杂记下》载：“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240]则知春秋时代的“蜡祭”举国狂欢的情态，萧兵先生因此说：“所以傩蜡之风也含着毫无节制的男女狂欢与暴饮滥食。”按萧氏观点，这应该是“傩”与“蜡”混融一体的开端。春秋时代的“蜡祭”之礼，在《诗经·小雅·甫田》中也有描述：“与我牺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农夫之庆。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241]由《诗经》载“琴瑟击鼓，以御田祖”及“与我牺羊，以社以方”等句，可知春秋以后的“蜡祭”作为国家祭仪之一，将“琴瑟”丝弦乐器融入“瞽宗”的打击乐体之中，具有雅化的倾向，且开始混融“社祭”与“方祭”礼俗，成为“御祭”“田祖”的主题内涵，而“御田祖”的目的在于“祈甘雨”等。毛传说：“田祖，先啬也。”（上·474）郑笺：“谓大蜡之时，劳农以休息之也；年不顺成，则八蜡不通。”孔疏：“王者以岁事成熟，搜索群神而报祭之也。”^[242]由孔夫子所描述的春秋时代“蜡祭”特点，由于杀牲、献酒作为重要的祭礼方式，飨神之后的酒与牺牲品用以赏赐国人，故国人狂欢暴饮滥食的非礼性内容，反而成为国人一年一度的习俗，后演化为“乡饮酒”礼俗。由于春秋时代的周族实行“全民皆兵”政策，各级贵族既是封建邑土地的主人，也是当地的军事首领，担任甲士出征打仗既是一种兵役义务，也是一种政治特权，居“国人”只能担任“徒卒”之类，所谓的“一国之人皆若狂”主要指享有祭祀权力的这一部分“国人”。因此，他们在“蜡祭”仪礼之中的行为本身就是“演兵”，则所谓“御田祖”与“以社以方”的祭仪方式，也必然具有“执戈扬盾”式的“耀武”的特色。

西周至春秋中期以后，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是宗法分封制度下的封建领主经济，由于宗法制度下祭祀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主祭在宗子，他人不得染指，即庶子不祭，因此“蜡祭”作为国祭形态之一，只能发生在宗子作为封建领主的领域。至春秋中叶以后，宗子独占祭祀权渐渐被打破，作为宗法制度特色的“尸祭”“[饣逡]的仪式”也渐趋改变，至秦时“尸祭”废除，秦地处偏僻，基本遵行周制，后商鞅变法后才实行分异法，分户析居而实行小型家庭政策，彻底否定宗法制，直到汉初仍袭秦分异之风。秦日简书有“王父为祟”、“父母为祟”，各小家都有自家的“祠木”（祖先灵位，刻木为之，代替“尸”），而“父母为祟”撒给子孙病灾的现象，其气氛已与昔日不同，反映在新小家庭制度下，血缘宗亲情感的冲淡，乡田管理的利害关系变得突出了。因此，“蜡祭”的政社合一功能性得到增强，所以才可能出现“御田祖”，如毛传所言“田祖，先啬也”释解，“先啬”即春秋中叶以后“乡田”组织的管理者“田啬夫”神化的形象，为政社合一之后对“乡田”神权崇拜的遗韵。

历经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代的进一步融合，至战国晚期已出现“腊祭”与“社祭”合二为一的状况，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载：“襄公病，百姓为之祷。病愈，杀牛塞祷。郎中阎遏、公孙衍出见之曰：‘非社腊之时也，奚自杀牛而祠社？’怪而问之。”^[243]战国晚期的文献中出现“社腊”一词并不是偶然，百姓为襄公祷祝病疫，襄公病愈，百姓以类似近世“还傩愿”的形式至“祠社”进行“杀牛塞祷”，反映出战国晚期民众驱除“病疫”的实际状况。而公孙氏等人的责备问辞，说明“社腊”作为“时令”的仪礼规范已经相当完备，即便“襄公”代表皇权者也不能轻易改变，否则也会遭到非议。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占梦”为体制的驱逐“疫疠”的仪礼，至战国晚期仍有延续，但已明显受“社腊”时令的仪礼规范约束。秦代也有两条“占梦”的记录，均见《史记·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七年，北至琅邪，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礼，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二世三年，梦白虎啮其左骖马杀之，心不乐，怪问占梦，卜曰：‘泾水为祟。’”^[244]两则“占梦”均与“水神”相关联，而“祷祠备礼”的祭祀方式，联系殷商卜辞中的祭“水神”多用“牛牲”的传统，则秦代“占梦”体系的驱疫仪礼及相关活动，仍有沿革殷周旧习的遗风，即以“占梦”为体制的“傩”礼仪活动在秦代仍有沿革。但秦始皇三十七年“博士（占梦）”对“恶神（梦）”所表达“当除去”的坚决态度，已显示出某种“法家”“刑典”的明辨“善”与“恶”思想，且“恶神（梦）”已完全没有殷周时期包含“祖先崇拜”的内涵信息，由此而延伸至“傩”礼，较之殷周时期的“占梦”体系，“始傩驱疫”的理念应当更加强硬，仪礼的强行“除去”的方式，则应当更加注重行动的武力性和咒语的威吓力等。秦代的“傩”礼虽因文献的缺乏而鲜见，但秦代“辟恶车”与“辟万鬼”的记载，或可作为佐证。《秦会要》载：“辟恶车。秦制也。桃弓苇矢，所以祓除不祥也。”“太仆令一人，在车前，执弓箭。（古今注/通典礼二十四）”^[245]可见秦制“辟恶车”礼仪中，有“太仆令”（类似“方相氏”）在“恶车”前“执弓箭”进行“引导”，特别是以“桃弓苇矢”进行“祓除不祥”的方式，在汉以后被视为“傩”礼。又，“秦制。伏日万鬼行，故尽日闭，不干它事。”^[246]秦制“伏日”，见《史记·封禅书》载：“伏祠：德公二年，初作伏祠。”“集解：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周时无，至此乃有之。索隐：服虔曰：周时无伏，秦始作之。正义：六月三伏之节，起秦德公为之，故去初伏。伏者，隐伏避盛暑也。”^[247]始于秦德公二年的“伏祠”，按夏历应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时令，此时“阳气”最盛，而“万鬼”为“阴气”盛极的表征，为什么“万鬼”会在“伏日”横“行”于街市？以至于百姓“尽日闭”，而官府则“磔狗邑四门，以御蛊灾”。这其中可能出现律历变异方面的问题。《汉书·律历志》云：“秦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248]则秦时的“九月”为“岁末”，则“六月”类推为“季秋”时令，即为“流火”的季节了，但这仅是理论上的演绎，仍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说明。《史记·封禅书》“秦德公既立，卜居雍，……磔狗邑四门，以御蛊灾”条，附见索隐案：“《左传》云‘皿蟲为蛊，枭磔之鬼亦为蛊。故《月令》云‘大傩，旁磔’，注云‘磔，禳也。将出害人，旁磔于四方之门’。故此亦磔狗邑四门也。”^[249]则将秦制“伏日”“辟万鬼”的“磔狗邑四门”礼仪，与汉以后的《礼记》“国人傩”“四门磔攘”礼制类同一体。

由上述“辟恶车”与“辟万鬼”的礼仪形态，知秦代“傩”礼的形态有“桃弓苇矢”的“远程杀伤性”武器的“威吓”手段，较周人“执戈扬盾”的“短兵相接”的武力手段及驱逐理念等有所不同。而“磔狗邑四门”的风俗传统，则对汉以后的《礼记》“国人傩”“四门磔攘”具有直接的影响。至于秦人“伏日”礼制的意义，张金光先生说：“至于在伏日以狗御蛊，其原始的意义可能是用狗血来驱恶鬼。以动物血有某种滌荡恶气的观念来愿应该很早，除了狗之外，羊和鸡是常被提到用作牺牲以逐除恶物的动物。（吕氏春秋卷三，页3B，高诱注：‘磔犬羊以禳’。风俗通义校注，页376：‘东门鸡头可以治蛊，由此言之，鸡主以御死辟恶也。’）”^[250]而现存有关秦制“傩”礼的文献记载，仅见后人传述秦始皇“坑儒”行为的一条：“方相难不能决，因发机……”用“方相氏”进行“坑儒”活动，则“方相氏”身份演变成“刽子手”角色，或符合上文所述秦制“傩”礼的强行“去除”方式，但作为直接的秦代“傩”礼形态证据，仍有进一步探索研究。

秦制“辟恶车”，或与“大丧”有关，仅有说待考；而“伏日”辟“万鬼”在“四门磔攘”的仪礼，则与战国晚期“孟冬腊门阊及先祖五祀”的风俗传承有关，已将“腊”、“傩”、“蜡（万鬼，百不祥、百神）”、“社”四者关联一体。

4.秦朝的“蜡祭”

秦朝的腊祭，始见于《史记·秦本纪》载“惠文君十二年，初腊”。至秦始皇三十一年“更名腊曰嘉平，赐黔首里米六石，二羊”。这种在“腊祭”日“赐”“米”与“羊”的行为，实为战国中后期以来“社祭”形态的演化，一般定于“孟冬举行腊祭先祖五祀”，并“劳农以休息之”，此即秦礼。而“腊祭”在秦代经皇权意识而更名“嘉平”的过程中，蕴藉着一种由上而下的推广性与仪式化的意义，对后世具有重要影响。而历经这种经过皇权意义的确立与推广，“腊祭”与“社祭”及“蜡祭”这三种原本意义不同的礼仪，便被混淆一体而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民间风俗，但在官府直至宋初仍有一定的区分，任半塘先生说：“余考《玉烛宝典》云：腊祭先祖，蜡祭百神，则腊与蜡异。蜡祭因飨农，以终岁勤动而息之也。腊者，猎也，猎取禽兽以祭先祖，重本始也。二祭寓意不同，所以腊于庙，蜡郊。唐贞观制，丑蜡百神，卯祭社稷，辰腊家庙。开元宝礼：始蜡腊同日，宋初仍分，其后依和岘议，三祭同用戌日。”^[251]可见至宋初以后，腊、蜡、社三者的融合的根本原因，是三祭的“同用戌日”。

5.汉朝的“蜡祭”

汉朝的有关蜡祭、腊祭、社祭与傩礼的记载较为丰富。

《礼记·郊特牲》载：“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祭百种以报啬也。飨农及邮表畷、禽兽，仁之至，义之尽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与水庸，事也。……八蜡以记四方。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以谨民财也。顺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兴功。”^[252]《礼记·月令》亦载：“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郑玄注：此《周礼》所谓蜡祭也。天宗，谓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杀群牲割之也。腊，谓以田猎所得禽祭也。五祀：门、户、中霤、灶、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腊，互文。孔颖达疏：此等之祭，总谓之蜡。若细别言之，天宗、公社、门闾谓之蜡，，其腊先祖五祀，谓之息民之祭。”^[253]可见至西汉以后，蜡祭，与四方、年顺、猫虎、民息、兴功等相关，为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祭百种以报啬等“仁义”思想成为主导。而腊祭，与先祖、五祀、祈年、天宗、公社、门闾、大割祠、民息、田猎等相关，为岁末祈年而杀牲献祖（日月星辰，即殷人的“上帝”，周人的“天”）的宗法体制思想为主导。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礼云》“昔者仲尼与蜡宾”时曰：“以腊先祖，故云‘亦祭宗庙’，总而言之谓之为‘蜡’。若析而言之，祭百神曰‘蜡’，祭宗庙曰‘腊’。”所以，自汉代开始“蜡”与“腊”渐趋融合。

据《汉官旧仪》记载西汉时“腊祭”之礼，“腊者，报诸鬼神，古圣贤者著功于民者，皆享之”。“常以正岁十二月命时傩，以桃弧、苇矢且射之，赤丸、五穀播洒之，以除疾殃（文选，东京赋，注）”。^[254]可知西汉时的“腊”，所祭之鬼神，包括“著功于民者”，即有功于地方及百姓的“忠义”、“贤能”之士，类似明清时配祀于社坛、城隍庙内的有功于地方的“忠勇”之士，或者范围更扩大些，还包括于地方有某种关联的“古圣贤者”，类同后世所祀“关公”者等。而“常”于“正岁十二月”命“时傩”，“常”指按旧例，“正岁十二月”指“岁末”（无闰十三月），即“季冬”，以“桃弧、苇矢且射之”与“赤丸、五穀播洒之”两类祭仪活动为主体的“傩”礼内容，其中“桃弧”与“苇矢”的祭仪形态，如前文秦制“辟恶车”之礼，而“赤丸”与“五穀”的“播洒”之礼，显然与“祠先啬”的祈祷丰收之礼有关，应属于“社祭”仪礼的范畴。因此，西汉时的“傩”礼实际上是在淆杂秦制“辟恶车”与“祠先啬”及“社祭”等仪礼形态内容基础上演化而成的。

又汉崔寔《四民月令》记载：“正月：……及祀日（元日），……百卉萌动，蛰虫启户，乃以上丁，祀祖于门，及祖祢，道阳出滞，祈福祥也。……又以上亥祠先啬，以祈丰年。”^[255]这类祀礼涉及“百卉”、“蛰虫”、“祖于门”、“祠先啬”等内容，目的为“祈丰年”的祭仪形态，主体为“社祭”形态，又混融“大蜡”遗风；又载：“十二月：腊日，荐稻雁。前期五日杀猪，三日杀羊，前除二日，齐、馔、扫涤，遂腊先祖、五祀。……其明日（指腊后二日），又祀，谓之蒸祭。……后三日，祀冢。……是月也，群神频行，大蜡礼兴。乃冢祠君、师、九族、友朋，以崇慎终不背之义。”^[256]可见，汉代十二月的“腊祭”形态，也混融“大蜡”及“社祭”之礼。

按许慎《说文》的说法：“腊为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则东汉以后“蜡祭”沿革以“戌”为吉日的习俗，且全面将“蜡”、“腊”、“傩”三者融为一体，如东汉廉品作《大傩赋》有云：“于吉日之上戊，将大腊于腊丞。先兹日之酉久，宿洁净以清澄，乃班有司，聚众大傩。天子坐华殿，临朱轩，凭玉几，席文弥，率百隶之侲子，群鼓噪于宫垣。”（御览五百三十）^[257]又，《后汉书》载：“季冬之月，星回岁终阴阳以交，劳农大享腊。”“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258]将“大蜡于腊蒸”而“聚众大傩”，“先腊一日大傩”等记载，正说明东汉后“蜡”、“腊”、“傩”三者已融为一个完整系列的祭仪活动。

东汉末期的傩礼，如西晋司马彪《续汉书·礼志》（后收入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载汉末傩制有云：“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褠，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259]而曹魏时的王肃（195—256）在《蜡议》中云：“礼曰‘季冬大傩，旁磔鸡，出土牛，以送寒气。’即今之蜡除逐疫，磔鸡，苇绞、桃梗之属。”^[260]而吴国孙权“用未祖辰腊”，“《丁奉传》：‘腊会有陛兵’。后孙休竟以戊辰腊会诛綝。”^[261]则知，后汉“傩礼”为“腊祭”的前奏，可视为两者高度融合的标志，至曹魏时则把“傩”混同于“蜡（腊）除”，且出现“旁磔鸡”与“出土牛”的祭仪形态，且“桃弧”与“苇矢”则演化为“苇绞”与“桃梗”形态。值得注意的是东吴孙权的“腊会有陛兵”记载，皇宫的卫兵（虎贲氏）出现在“腊会（傩）”活动中，即以宫廷卫队装扮进行逐疫活动。

6.魏晋南北朝及唐宋时期的“蜡祭”

又曹魏“大丧”承续周礼“方相氏”之仪，如《武帝哀策文》言：“卜葬既从，大隧既通，漫漫长夜，窈窈玄宫，有晦无明，曷有所穷？卤簿既整，三官骈罗，前驱建旗，方相执戈，弃此宫廷，陟彼山阿。”^[262]

西晋时期的“腊祭”记载较为详尽。标志着“士族”家庭化的倾向，是否意味着“腊祭”的一个转型期，值得深入探讨。如贺循《祭仪》载：“祭以首时及腊，岁凡五祭，将祭前期十日，散斋不御，不乐不吊。……祭前之夕及腊，鼎陈于门外，主人即位西面。宗人袒告充。主人视杀于门外，主妇视于西堂下，设洗于阼阶东南，酒醴甒于房户，牲皆体解，平明设几筵，东面为神位，进食乃祝，祝乃酌，奠拜祝讫，拜退西面立。……佐彻神馈馔于室中西北隅，以为厌祭。既设，闭牖户，宗人告毕，宾乃退。……有荐新，在四时仲月，大夫士有田者，既祭而又荐；无田者，荐而不祭。”^[263]可知，“宗人”参与“主人（士族）”的“腊祭”仪礼活动，则“大夫士”祭而又荐、“无田者”荐而不祭的“士族”家庭全部纳入“腊祭”主体地位。

魏晋南北朝及唐宋时期，蜡祭已完全融入腊祭体系，而傩祭则出现演兵与百戏化的倾向。如《北魏书·高宗本纪》载：“和平三年十有二月乙卯，因大傩耀兵，有飞龙腾蛇鱼丽之变，以示威武。”^[264]所谓“飞龙腾蛇鱼丽之变”即汉百戏的基本形态。

唐以后的傩祭，基本沿革隋制。

据《隋书》志第三载：“隋制，季春晦，傩，磔牲于宫门及城四门，以禳阴气。秋分前一日，禳阳气。季冬，傍磔，大傩，亦如之。其牲，每门各用羝羊及雄鸡一。选侲子如后齐，冬八队，二时傩则四队，问事十二人，赤帻褠衣，执皮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其一人为唱师，著皮衣，执棒。鼓角各十。有司预备雄鸡羝羊及酒，于宫门为坎。未明，鼓噪以入。方相氏执戈扬楯，周呼鼓噪而出。合趣显阳门，分诣诸城门。将出，诸祝师执事，预副牲胸磔之于门，酌酒禳祝，举牲并酒埋之。”^[265]可见隋制“傩祭”分别在“季春晦”（大约三月初或底）、“秋分前一日”（九月上旬）、“季冬”（十二月），基本上是承续《礼记·月令》所载。

唐承隋制。据《旧唐书·礼仪志》载：“季冬，帅侲子堂赠大傩，天子六队，太子二队，方相氏右执戈、左执楯而导之，唱十二神名，以逐恶鬼；傩者出，磔雄鸡于宫门、城门。（有卜助教二人，卜师二十人，巫师十五人，卜筮生四十五人，府一人，史二人，掌固二人。）”^[266]

就史书所载的隋唐傩祭仪礼，仪礼形态主要沿革《礼记》所载“禳阴气”与“禳阳气”，地点设在城四门，与秦时“磔狗邑四门”之“伏”御“盅”的巫术思想是一脉相连的，但磔牲改用“鸡”与“羝羊”。可知，隋唐傩礼与腊、蜡祭之礼有分离的迹象。

但实际生活中的“傩祭”，已出现“迎春”、“除夕”相关的“辞旧迎新”民俗倾向。如唐姚合《除夜》诗云：“殷勤惜此夜，此夜住逡廵，烛尽年还别，鸡鸣老更新，傩声方去疫，酒色已迎春，明日持杯处，谁为最后人。”^[267]

这种“辞旧迎新”民俗主题，在宋人看来就是“腊祭”内容。如宋人陈思《两宋名贤小集》载冯山诗云：“庭罢驱傩戏，门收爆竹盘；酒香添腊味，夜气杂春寒，岁序张灯守，人情遇节欢；明朝五十八，消息近休官。”^[268]

宋人刘克庄《即事》诗云：“陌上鸣钲夜向晨，缀行花锦照城闱；湔裙未免多游女，舍来深忧有惰民；史载孝娥今列祀，骚云帝子没为神；腊傩固匪儒家法，居鲁安能异鲁人。”^[269]宋人慕容彦逢《观傩》诗云：“日近新正腊已残，鼕鼕傩鼓响晴寒；神资飒爽来群祀，舞节蹁跹应七盘；门磔交修邦典备，物疵销尽里民安；欲知圣主忧勤意，深拜宸章仔细看。”^[270]可见，在南宋时代，“腊傩”一词已成固定用法，说明“腊祭”与“傩祭”已混合成一个体系之中。而在宫廷的“腊傩”祭仪中，群祀“祖先”在“傩鼓”声中用“七盘舞”进行祭祀，“七盘舞”为汉百戏独具特色的舞蹈。

宋人刘一止《苕溪集》卷二十六《傩祭文太阴神》：“刺史御天子命：有民社将寿民无妖凶，惟时季冬，日历虚危，阳郁未伸，强阴负时，百鬼凭依，幸时不虞，躁戾阴肆，跳踉上下，嘘气为疹，使人寒燠，求食呕泄，不知愧耻。刺史不得不为民忧是用。考稽礼典，索室驱疫，旁磔于四门之外，击戈扬楯，迫逐以出屏之遐陬，惟神卒相此民，其毋惠姦，刺史将究，圣天子涵养，吹嘘与物，为春之徳。”^[271]宋代刘一止所记，将“傩”依附于“民社”祭仪之中。

7.元朝的“蜡祭”

元朝时的傩与腊融合形态，见元人诗载。

元人方回《岁除次韵全君玉有怀二首》诗云：“全老忽贻寒夜句，岁阑吾党久离群；一场噩梦三千字，百载颓龄七八分；孰与挽前轩此士，端能殿后栋斯文；乡傩礼失求诸野，小鬼应犹畏灶君。”^[272]可见在元代的傩祭，与“除夕”时令的祭灶神民俗混合为一体，成为“乡傩”全面撒播在民间（诸野）的主要内涵。又，元人龚 诗《中山夜游图》载：“岁云莫矣索鬼神，九首山人生怒嗔；猎取群祅如猎犬，驱傩归去作新春。”^[273]《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五十七中专门有一节是《禁聚众》，其中引到至元十一年（1274）五月十六日的中书兵刑部禁令：“大都街上多有泼皮撕打底，跳神师婆并夜聚晓散底，仰本部行文字禁断如是。”^[274]则知，元代的“跳神师婆”（斋醮类还傩愿）已在民间较为活跃且多见。这是傩仪的另一类形态，在近现代西南地区习见。

综上可知，元代的傩蜡之风主题转向“祭灶”活动，成为“泼皮（少年）”嬉戏打闹的风尚，且斋醮跳神活动在民间活跃。

8.明清时期的“蜡祭”

明清“傩蜡”风俗逐渐开始泛滥。

明朝《大明律》：“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一应左道乱政之术，……若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社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里长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其民间春秋义社，不在禁限。”^[275]则知在明律中禁断的也包括“端公”（西南地区还傩愿的一类），由此也能理解，近现代西南地区的“端公”类还傩愿祭礼遗存较完整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朝的“傩腊”之风，延续宋元的嬗变。

明朝洪武至永乐间的“傩祭”活动，见解缙《河州正月十五夜有感》诗云：“少年行坐依慈母，送腊迎春事樽俎；自从元日说阴晴，且向岁时将十五；儿童夹路爆竹喧，高引红灯笑嫫姥；青狮傀儡动地来，歌钟彻夜兼鼙鼓……驱傩击筑斗喧呼，剪纸拈花作歌舞。”^[276]可知，在明代初年，“傩祭”与正月十五“闹元宵”关联一体，是上一年“送腊”，至新年“迎春”一系列活动的延续与高潮。“驱傩”以“击筑”为节，以“喧呼”为特征。

明人陈洪谟说：“岁除，岁将尽数日，乡村多用巫师，朱裳鬼面，锣鼓喧舞竟夜，名曰‘还傩’。二十四日，扫舍宇，祀灶。除日，易门神、桃符、春帖……”^[277]可见，在明代嘉靖年间，“腊月”期间进行“还傩”的民俗活动，已经成为百姓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还傩”即“还傩愿”，指一年中有病灾人家请神除疫，病况好转而延请巫师进行酬神“还愿”的民间风俗。

明末崇祯年间邓原岳《夏日杂兴》诗其四云：“朝来忽听采莲歌，别浦龙舟竞渡多；社里平安无个事，不须巫媪为驱傩。”^[278]说明在明末之时，除了“傩腊”之风处，仍保存有夏日五月（赛龙舟）的“社日”，有请巫婆“驱傩”的习俗。

明清时期的“傩腊”之风，在全国各地风俗遗存，呈现各自不同的内涵特色。据地方文史志史料记载，明清及近代的“傩腊”风俗大约分为如下几类：

（1）以腊月二十四至除夕为时令的“傩”礼。主要是华北地区的天津市、河北省；华东地区的山东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等。其中以华东的江浙地区为主要区域，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带。如：

华北地区的记载见三例：

据天津市庆云县志（清光绪二十五年版）载：“（十二月）二十三日，送社君庙。次日，扫舍宇，儿童击锣鼓，饰鬼面傩戏。”^[279]这类以“儿童”戴“鬼脸”且“击锣鼓”方式，到各家各户进行逐除的“乡傩”（或称傩戏），也见河北省盐山县（民国五年刻本）、交河县（民国五年刻本）等地方志记载。

西南地区的记载见五例：

据四川省康藏区的《里塘志略》（清抄本）载：“十二月腊月晦日，喇嘛跳布扎，毕言跳神也。众喇嘛齐集大招中庭，击鼓、鸣金、吹角，先扮护法神灵开场，次扮菩萨度世，次扮鬼王登殿，次扮鬼卒捉耗。……预用酥油和糌巴并耗鬼像，众鬼率争舁而出，菩萨讽经驱遣，鬼王监祝而屠之送于荒郊。堪布率众喇嘛讽经，土司率士兵施救枪炮，架火焚之。云行之时和年丰，夭厉不生也。按，此即《周礼》方相氏司傩遗意，番人亦知大礼如此。”^[280]其他四例，见贵州省的遵义府、思南府、沿河县、麻江县等。如《贵州通志》（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之“遵义府”中载：“跳端公：今民间或疫或祟，即招巫祈赛驱逐之，曰‘禳傩’。其傩必以夜，至冬为盛，盖先时因事许愿，故报赛多在岁晚。”^[281]又1965年贵州省图书馆油印本《思南府续志》、民国二十年版《沿河县志》、民国二十七年版《麻江县志》等均有相类似记载。

江浙地区的记载也较多见，其中上海共五例：

据明万历三十三年刻本上海市《嘉定县志》载：“（十二月）至后三戌为腊，……是月始傩，又有敲金瓶之祝，皆以逐疫鬼。二十四日，指梁柱间尘。”^[282]又《松江府志》（清嘉庆二十二年刻本）载：“十二月朔日，傩于街市，饰为鬼神，揭竹枝，鸣锣跃舞，至二十四日止（丐者为之）。”^[283]其他见《上海县志》（清乾隆四十九年刻本）、《蒲溪小志》（1961年上海史料丛编本）、《金山县志》（清乾隆十七年刻本）、《青浦县志》（清乾隆十七年刻本）、《外冈志》（1961年上海史料丛编本）等。

江苏省的记载共十三例：

据民国二十二年版《吴县志》载：“（十二月）十二月朔，乞儿作男、妇装，称灶公，灶母，执竹杖嗓于门，曰“保平安”（俗云“跳灶王”），至二十四乃止；又有涂面扮钟馗逐鬼者，“除夕”乃止，盖即傩之遗意。”^[284]据明嘉靖版《昆山县志》（1963年上海古籍书店据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影印）载：“（十二月）腊月二十四日，扫房舍，庖湢之所，名为“打尘”。丐者傩于市。“除夜”插麻萁于檐，画白灰于地以象弓矢，用祛邪祟。”^[285]又《江阴县志》（1963年上海古籍书店据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影印）载：“（十二月）二十四日，“祠灶”…是日扫屋尘，曰“除残”。丐者二人傩于市，花面杂裳，傩翁傩母偶而逐。”^[286]其他见《昆新两县志》（清道光六年刻本）、《太仓州志》（清康熙十七年补刻本）、《太仓州志》（民国八年刻本）、《茜泾记略》（清同治九年增补抄本）、《璜泾志略》（民国抄本）、《昭文县志》（清雍正九年刻本）、《常昭合志稿》（清光绪三十年活字本）、《震泽镇志》（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本）、《东台县志》（清嘉庆二十一年刻本）、《无锡县志》（清隆十六年刻本）、《江阴县志》（清道光二十年刻本）、《靖江县志》（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等记载类同。

浙江省的记载共六例：

民国十一年版《杭州府志》载：“（十二月）二十四日，夜以灯照于卧床下，谓‘照虚耗’。是日扫屋尘，名曰‘除残’。（《梦粱录》）……是日，市井迎傩，以锣鼓遍至人家，乞求利市。（《乾淳岁时记》）丐春涂抹变形，装成鬼判，叫跳驱傩，索乞财物。（《西湖游览志余》）”^[287]据《嘉兴府志》（明万历二十八年刻本）载：“十二月：‘大寒’逢戌立腊，戌是宋腊，大明腊是辰日。……二十四日祀灶，曰‘送灶’。乞儿朱墨涂面，跳舞于市，即古傩也。”^[288]其他见《钱塘县志》（清康熙五十七年刻本）、《严州府志》（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嘉兴县志》（清光绪三十四年刻本）、《秀水县志》（民国十四年印本）、《平湖县志》（清光绪十二年刻本）、《海宁县志》（清康熙十四年刻本）、《桐乡县志》（清嘉庆四年刻本）、《石门县志》（清光绪五年刻本）、《双林镇志》（民国六年印本）、《乌青镇志》（民国二十五年刻本）、《武康县志》（清乾隆十二年刻本）、《湖州府志》（清同治十二年刻本）、《长兴县志》（清嘉庆十年刻本）、《象山县志》（民国十六年印本）、《余姚县志》（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会稽县志》（民国二十五年印本）、《诸暨县志》（清宣统二年刻本）等有类同记载。

山东省的记载共二例：

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乐陵县志》载：“十二月俗呼‘腊月’。腊者，猎也，围猎取兽以祭也。八日为腊。是日杂五谷，果实合而煮粥。二十三日，俗传灶君朝天，设糖果饯之，名曰‘送灶’。扫屋舍不择日，俗云无禁忌也。儿童击锣鼓，饰鬼面，有傩戏逐疫之遗。”^[289]其他见《商河县志》（清光绪十二年版）、《无棣县志》（民国十四年印本）等。

安徽省的记载见一例：

《直隶和州志》载：“十二月：二十三日，饴果送灶神，厨媪拜而祝之，不及举者以次日。街市丐儿跳灶（古之傩礼也）。”^[290]

江西省的记载共二例：

见《上高县志》载：“十二月：岁暮，人家多召巫祝，披赭色衣，率幼童鸣锣击鼓，跳舞神前，祈福免灾，亦乡人傩之意。伏腊报赛，不演梨园，多用傀儡，或提或挈，相与为乐。”^[291]又《建昌府志》载：“十二月：扫屋尘，名曰‘除残’。……戏舞：小儿辈戴面具戏舞于市，似古傩礼。”^[292]

福建省的记载见一例：

《八闽通志》载：“十二月：除夜，逐疫（郡人谓之‘打夜狐’，即古者乡人傩之意也。）”^[293]

中原地区的河南省、湖南省也有记载。

河南省的记载见五例：

据《郑县志》载：“十二月：二十三日，谓之‘交年’。……乞者涂抹面目，装成鬼判，跳叫驱傩，借以索食。”^[294]其他见《尉氏县志》、《获嘉县志》、《林县志》、《河南府志》、《新安县志》等。

湖南省的记载共四例：

据《平江县志》载：“十二月：东北乡多迎来岁傩神，奉香火。”^[295]又清道光八年刻本《永州府志》载：“丧礼：宁俗游手之徒扮演狮子，遇丧家伺至昏夜，鸣锣击鼓，哗然撞门，名曰‘送傩’。丧主跪接入门，跳舞为戏。”^[296]又《直隶澧州志》载：“十一月，冬月‘冬至’，合族祭先祖于祠。……始傩，击鼓铙锣，以迎傩神，逐疠疫。舞者歌孟姜女故事，飨以牲醴，馂其余乃罢。”^[297]其他见《古丈坪厅志》、《永绥厅志》、《常德府志》等相类同。

岭南的广东省见两例：

据《龙山乡志》载：“十二月：腊月，召男巫送火神。谨按：各坊之送火神，男巫仗剑持炬，率里中儿童数十人沿门咒送，麾剑运炬。旋以纸船敛各户鸡毛、油盐、米豆、香烛、楮帛一副，谓之‘下程’，焚祝而弃其灰于河，谓能祛除火灾。……则此殆大傩之遗制，而失其意者。”^[298]又见《重修电白县志》载：“十二月行大傩礼，官绅礼服迎神，选壮者赤帻、朱蓝其面、衣偏裻之衣，执戈扬盾，索厉鬼而大驱之，于古礼为近。”^[299]

广西壮族自治区见一例：

据《灵川县志》载：“十一月：冬月打醮，以道巫为之，设幡诵经，散饭超祭孤饿枉死各魂，凡三日而罢。（按：此即古大傩逐疫之意，所以宣阳气，安幽灵，使不为厉也。）”^[300]

（2）以正月初一至初十五前为时令的“傩”礼。

山西省共见一例：

据《临县志》载：“正月——送春首吉，迎喜神于郊。……立春先数日，纠巫觋、倡优等。各逞所能于普化寺，谓之‘演春’；妆饰整齐，当于官及各绅衿家，谓‘过堂’，而傩义也。”^[301]

四川省共见两例：

据《荣县志》载：“正月人日后，各祠庙皆燃火树，各门首皆点红灯，谓之‘天灯’，宴人寿年丰之意，兼仿古人傩礼。鸣金执梴，以驱瘟疫，谓之“狮灯”。场市人中春设清醮，建火醮；田家季春有谷花醮，即赛田祖意也。”^[302]另一例见《三台县志》。

甘肃省共见三例：

据《山丹县志》载：“（正月）初五、六日，乡民行傩礼，扮演故事。”^[303]又《镇原县志》载：“今迎春之礼，久已废除；而镇原八镇，由正月初以至灯节后，农村扮社火，锣鼓喧闹，旗帜飘扬，各有固定三里居结合之团体，所以联情谊，逐时疫也。乡党所谓方人傩，其即兴此类也乎。”^[304]其他见《和政县志》等。

安徽省见一例：

据《怀宁县志》载：“正月：‘立春’……先一日，郡县迎春于东郊。本日鞭春，盖鞭土牛以送寒气至岁而止。……前数日微贱者装狮子、狮奴引趺之状闹于人宅；旧俗以数人衣朱饰面，执戈蒙皮，入室旋绕，大约皆逐疫之意，古之傩之遗也。”^[305]

江西省见两例：

据《萍乡县志》载：“‘立春’先日，乡人舁傩神集于城，俟官迎春后逐疫于衙署中及各民户。”^[306]又《高安县志》载：“逐疫：初三日侵晨，执杖欢噪以逐鬼，即傩之遗意也。”^[307]

山东省共见一例：

据《曹县志》载：“（正月）‘立春’前数日演春，先日迎春、游春，士女填街，食春饼。十三日赛城隍神，新弁服，有傩事。”^[308]

贵州县共见三例；

据《贵州通志·大定府》载：“（正月）九日，俗谓‘九皇生日’。先夜张彩灯，至十六夜方止。又择日合邻右修醮，谓以祈年逐疫。至醮日，以竹及纸制船遍历市巷，送之水际而焚之，盖以傩之意也。”^[309]又《安顺府志》载：“（安平）初八日，东门迎傩神、雷神。”^[310]又《平坝县志》记载十分详细：“自初八县城迎傩神起，至二十日前后南方迎关帝止，此十许日中，如羊场河、大小王下、林下、界首、尹官新寨，各皆有所迎之神（神或有名或无名，无名者泛称某公。以意推想，所谓某公，必当日开辟之初，捍卫一方有功德之人物）。沿途旗帜鼓乐，铁炮，纸炮；供鸡牲，行跪拜，远近男女观者如堵（各地迎神皆筹有不动产之底金，惟沿途人家之鸡牲、烛炮则自备）。此十许日中，城方各地跳神（跳法：每组以数人击鼓锣，数人扮演《封神》或《三国》中等类人物，戴面具，执戈矛，作不规则之唱跳，近戏剧。每剧呼一堂，接神人家以堂数计，每堂酬些微金钱。扮者多为方人，亦含有迷信中之游戏意味，并非谋利）。”^[311]

云南省见一例：

据《定远县志》载：“正月内建太平清醮。新年保境禁屠素食，以五日为期，街市洁城设坛起醮。次日，迎龙舟，讽文昌洞经。散醮日或装神像，绘以五采，仿古傩礼祛疫遗风。”^[312]

湖北省见两例：

据《蕲州志》载：“正月：三日后彼此宴会，谓之‘春酒’。各携具，祭奠先墓，又迎傩赛，民家有世沿为例者。”^[313]又《黄冈县志》载：“傩：人朱衣，花冠，雉尾，执旗鸣锣，俗名‘急脚子’，比户致祝，大抵祛沴祈福之语。”^[314]

海南岛省见一例：

据《琼山县志》载：“（正月）六日后，坊间落行傩礼，设醮迎神，悬符逐疫。”^[315]

（3）以正月十五“元宵节”为时令的“傩”礼。

陕西省共见三例：

据《澄城县志》载：“正月十五日，蒸面茧，盖袭古卜茧之遗。又粉米，以果、腐、杏仁、麻豆煮和为面茶。蒸荞面为灯盏，注油燃灯，次早食之。前后三夕，遍户牗、几榻、罂釜间，皆设灯盏。乡人多以是日傩。”^[316]其他见《蒲城县新志》、《靖边志稿》等。

山西省共见三例：

据《大同县志》载：“‘上元’，俗名‘灯节’。乡下多扮灯官，唱插秧歌，来城内相征逐，仿傩礼。成中大南街，设相同递三官，火神各木主，于其中献戏三日。”^[317]其他见《翼城县志》、《临晋县志》等。

内蒙古共见一例：

据《丰镇厅志》载：“‘上元’——俗名‘灯节’。乡下多扮演灯官，唱秧歌，互相征逐，仿傩礼。城中各大街设相同，迁三官柱于其中，或用鼓乐，或扮秧歌，或献戏。”^[318]

四川省共见两例：

据《阆中县志》载：“（正月）‘上元’‘灯节’。沿街之灯，鱿曼街，或狮灯相往还，如古傩礼。”^[319]又《渠县志》类同。

辽宁省共见一例：

据《兴京县志》载：“（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家家供献元宵，通衢悬灯结彩；乡人作剧，曰‘太平歌’，谓可驱逐邪疫，与古之傩略同。”^[320]

吉林省共见两例：

据《辉南县志》载：“（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城中灯烛连宵，聚青年子弟彩衣傅粉演杂剧，沿户行歌，曰‘太平歌’，犹古傩驱疫之意。”^[321]又《辑安县》类同。

山东省共见一例：

据《寿光县志》载：“（正月）‘上元’，赛紫姑，放灯，作火树银花，陈百戏，以三日夜为度。或子弟戴鬼面，舞彩棒相戏于座，盖古傩之遗意，即《汉书》所谓逐疫用侲子也。”^[322]

云南省见一例：

据《续修玉溪县志》载：“及晚，张灯鼓乐，火树星桥，络绎街途，名曰‘闹元宵’。三日会（后）毕傩。后北城改期于十六日；亦如是。（民国初，此风偶革，未几复旧。）是夕，村民携游，插香道旁，谓可祛疫。”^[323]

安徽省见三例：

据《池州府志》载：“‘上元’观灯，……逐疫（凡乡落自十三至十六夜，同社者轮迎社神于家，或踹竹马，或肖狮象，或滚球灯，妆神像，扮杂戏，震以锣鼓，和以喧号。群饮毕；返社神于庙。盖《周礼》逐疫遗意。）”^[324]又《贵池县志》（清光绪九年活字本）、《石埭县志》（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等类同。

江西省见一例：

据《宜黄县志》载：“上元前后，各于保甲内士神庙作‘年规会’，建醮祈年禳灾。壮士擎纸船，锣鼓引道士沿户入门洒净，祓除不祥，男妇惟虔，如古傩礼。”^[325]

福建省见一例：

据《上杭县志》载：“元宵：又有打狮子戏，盖古傩遗意也。”^[326]

湖北省见一例：

据《竹溪县志》载：“元宵前数日，张灯于市，群少年装饰狮子、龙灯跳舞，谓之‘逐疫’，亦傩意也。”^[327]

湖南省见一例：

据《耒阳县志》载：“上元：街市迎灯，各色不一；鼓乐喧阗，刀棒交舞，殆仿古傩遗意。”^[328]

广东省见两例：

据《龙川县志》载：“正月：自十日至十五日，则舞狮子、斗牛，行乡人傩礼。夜则赛扮故事，以赏‘元宵’。”^[329]又《雷州府志》载：“正月：自十二日起，曰‘开灯’，连至十五夜，每夜彩灯或三四百为一队，或五六百为一队，放爆竹，烧烟火，妆鬼判诸色杂剧，丝竹锣鼓迭奏，游人达曙。城中为最，各乡墟间有之。是日傩，谓之‘遣灾’，亦有至二十八日，或二月十二日乃傩者。”^[330]

（4）以二月“春社”为时令的“傩”礼；

四川省共六例：

据《汉州志》载：“（二月）‘春社’后，设坊建醮，作纸龙船坐瘟，火二神像，周巡四隅，众扮执役，呵导前行，一道士仗剑随之，鼓乐齐鸣以逐疫，谓之‘平安清醮会’，是古傩遗意。”^[331]其他见《绵阳县志》、《中江县新志》、《合江县志》、《忠州直隶州志》、《定远县志》等类同。

贵州省共见一例：

据《兴义府志》载：“二月。二月初，行春傩，以逐疫。……三月。二十日散花。二十一日，行大傩于东岳庙，谓之‘出会’。或以小木采楼顶之于首，曰‘顶案’，或作乞丐状，或作罪人状，以酬神愿，喧阗盈途。至二十八日止。旧俗顶案者，或作昏迷状，至民家为作神语，怒击毁物令酬愿，谓之‘发案’。□守郡弗禁行傩严禁案。”^[332]

云南省见两例：

据《普洱府志稿》载：“（三月）择日行古傩礼，延僧道设醮，扎龙船，扮方相，以逐疫。”^[333]又见《大理县志稿》类同。

安徽省一例：

据《南陵县志》载：“（二月）‘社日’，官绅致祭忠义节孝等祠，各慈善家捐施冥镪野祭孤魂。……‘春分节’，黄昏时村童争击铜铁响器，声达村外，东乡曰‘逐妖氛’，北乡曰‘逐疫气’，南乡曰‘逐毛狗’，西乡曰‘逐野猫’。事虽近戏，亦古傩礼。”^[334]

浙江省见两例：

据《德清县新志》载：“赛社：寒食夜，城乡十里内武装戴侯、叶侯、柳侯像，四人肩之，灯笼火把，锣鼓外加以纛旗、帅旗、三军司命旗巡行街巷间，并以天坛、地坛、迎春坛、焦山、丁山、上下兰山为经由之地，至清明前一夜止。《周礼》：乡人傩，方相氏掌之。傩，所以逐疫也。后之仿者，礼是形非矣。”^[335]又《松阳县志》载：“二月：乡俗于‘清明’之前卜吉设醮于城隍庙，斋戒极诚，鼓吹呼拥，迎城隍神、温太保神周巡城乡，所以逐疫。装扮台阁前导，颇极巧妙。男女云集竟观，仿佛古傩遗意。”^[336]

湖北省见一例：

据《通城县志》载：“三春之月，迎傩神演戏，谓之‘还香火’。市中建醮，谓之‘太平醮’。”^[337]

广东省见一例：

据《茂名县志》载：“二月：入社后，田功毕作。自十二月至于是月，乡人傩，沿门逐鬼，唱土歌，谓之年例。”^[338]

（5）以五月、六月和七月的夏日为时令的“傩”礼。

河北省共一例：

据《张北县志》载：“娱乐（蒙族）：蒙人每年于六月间择定吉日，均到各大庙内，男女聚会，带假面具装扮鬼神，鼓乐喧天，按音乐节奏动作，一切游戏，谓之‘跳鬼’。会毕，会餐一饭，亦取以神道设教之义也。”^[339]

山西省共见一例：

据《浮山县志》载：“七月念二日，婆婆神会以及圣王庙、济渎沟，各有多社，轮流迎神，至前后社交接待，备尽其礼。迎神用锣鼓、旗伞外，并有扮乡傩，抬阁故事往迎之者，以天圣宫二十八社为最焉。”^[340]

江西省共见两例：

据《大宁都志》载：“五月——二十八日‘城隍诞辰’，先期二日，扮土地、驛丞诸故事出巡，曰打扫街道。数日内有雨，谓之‘洗街雨’。神诞前一日出会，扮杂剧，抬游街市，曰‘亭子’。扮鬼卒者，多至百余人；又有无常，鸡爪神等类，例皆乡人许愿为之。每至闹市，排列成行，以铁叉交互击刺，口中咸作胡哨声，俗谓必如此始能还祟，殆亦方人傩意欤。”^[341]又《宜黄县志》载：“端午节前，士人舁龙船头，锣鼓导至各户洒净，如上元。（上元作‘年规会’，建醮祈年禳灾，壮士擎纸船，锣鼓引道士沿户入门洒净，祓除不祥，男妇惟虔，如古傩礼。）”^[342]

贵州省共见两例：

据《余庆县志》载：“祭祀：…（民）疾稍重，则延巫党于家，推罗击鼓，装潢杂剧，歌舞娱神，谓之‘还愿’，亦谓之‘冲锣’。亦有制纸船、扎茅人，请巫至河坝焚香楮祈祷，牵羊砍之者，谓之‘打替代’，然知义（天）命者不道也。春间醵金，延僧道逐疫，曰‘打清醮’，是则与古傩为近。此祀外神之习俗也。”^[343]又《兴仁县志》载：“七月：二十五日为‘兰盂会’，迎魔王像游巡，即古秋傩逐疫之义也。”^[344]

江苏省共见一例：

据《阜宁县新志》载：“巫觋之风，在昔颇炽。男曰觋，俗呼为‘童子’（接，续汉书：大傩逐疫，选黄门子弟十岁以上，……张平子《东京赋》谓，侲子万童，丹首玄制。童子之称，或即本此，附以待考），盖祝由科之流巫也。乡村五六月间必当社（一名太平会）一次。农民醵资聚饮，召童子设坛场，击 鼓而讴，率鄙俚不足道。既末，一童子装束诡异袒跣，手利刃斫臂流血，历各家跳舞一周（船户则以正月初五六日行之，名曰‘砍刀’，以驱恶鬼），犹有方相秉銊之遗意耶。遇民有疾，每不信医而信鬼，亦召童子祈祷，有过关、安宅、烧保状、顺星辰诸名目，每自称为巫医。女曰巫，俗呼为仙奶奶。为人治病，恒谓邪祟演，剧可止；或指邻里咒诅，勒令解禳，尤为怪诞。”^[345]

福建省见一例：

据《泉州府志》载：“《温陵旧事》：三吴人谓之‘社’，谓之‘会’……吾温陵以正月，谓之‘朝拜’，亦曰‘会’，盖合闾里之精虔，以祈年降福，亦遵古傩遗意。……”假面盛饰，高擎其座及于楣檐，正神八座端拱。其前行者称某将军、某元帅，则选长躯伟干者，亦八抬挺立，结束不亚正神。……神之前为道士，又前为鼓吹，又前为巡逆，岂即‘逐疫’二字之讹乎！虎冠假面为历鬼之形，筛金、执桃茢，古傩遗式也。”^[346]

湖北省见一例：

据《沔阳州志》载：“沔俗五月节作‘急脚子会’，三十六人蒙面具，朱碧辉煌，形状诡异，执旗鸣金，遍走城乡，仿古傩礼之遗。”^[347]

广东省见一例：

《阳山县志》载：“（五月）仲夏集神庙，行傩享毕领福，曰‘乐田家’。”^[348]

（6）以九月为时令的“傩礼”。

浙江省《湖州府志》载：“九月初三日，乡人傩。”^[349]

浙江省《长兴县志》载：“九月：三日，乡人傩。”^[350]

广西《灵山县志》载：“八九月各村多延师巫、鬼童于社坛前赛社，谓之‘还年例’，又谓‘跳岭头’。其装演则如黄金四目，执戈扬盾之制，先于社前跳跃以遍，始入室驱邪疫瘴疠，亦古乡傩之遗意也。”^[351]

（7）以民俗需要的不定时令的“傩”礼。

四川省共见三例：

据《新繁县志》载：“岁遇日月食，则寺观鸣钟化鼓，以救护之。春夏之交，则有清醮会，驱疫、弭火灾，此犹存者傩之意。”^[352]《合川县志》载：“跳端公：又装土地者，有装师娘子者，有装四季功营者，有装灵官者，种种怪诞，悉属不经，多者十余人，少者七、八人，统谓之‘跳端公’。《田居蚕室录》云：按，端公见元典章，则其称古矣。今民间或疾、或祟，而招巫祈赛驱逐之，曰：‘禳傩’。其傩必以夜，至冬为盛，盖先时因事许愿，故极赛多在岁晚。谚云：‘三黄九水蜡端公。’至夜深，大巫舞袖挥袂，小巫戴鬼面随扮土地神者导引，受令而入，受令而出，曰‘放五猖’。大巫乃踏阈吹角作鬼啸，侧听之。”^[353]又见《绥靖屯志》载：“（信仰民俗）疾病：颇信禳祷；（《金川锁记》）：‘佫尤信鬼。人患病，延喇嘛诵经咒，复捻酥油肖病人形为替身，送诸荒野，或舍身为僧；其宅家殿实者，辄雇人作替。岁时旁磔，先立土坛，设纸供数事，厚叠薪刍。选两长人蹑肩矗立，高及丈许，蒙以大衣，伟状殆如尺郭，盖取食鬼之义。人各执弓矢，鸣钲鼓，四处寻索，追至土坛，将积薪焚之，俗称‘得尔布斯’，犹有《月令》大傩遗意也。”^[354]

贵州省共见五例：

据《平越州志》载：“小儿病，疾稍重，则延巫跳神，曰‘冲锣’，又曰‘背星辰’。然知义（天）命者不道也。醵金近僧道逐疫，曰‘打清醮’，此刻与古傩为近。”^[355]又见《玉屏县志》载：“祭礼：外如里社有祭，祈禳有祭，傩赛有祭，多用糍饼、豚蹄、鸡鱼等类。…惟染时疫，信鬼野祭，此为楚人相传之陋可矣。”^[356]又见《沿河县志》载：“信仰民俗：凡人有疾病，多人信医药，属巫诅焉。谓之‘跳端公’。跳端公：跳一日者，谓之‘跳神’；三日者，谓之‘打太保’；五日至七日者，谓之‘大傩’。城方场梁此可，冬季则无时不有。胡端《禁端公论谓》：黔蜀之地，风教之至恶者，其如端公，不恶禁，必为大害。是亦宜禁也。”^[357]又见《施秉县志》载：“还愿、冲锣：愿有消愿、傩愿之别。许者必还，如履债务，然有一年一还，有三年两还者。还时，延巫多人，作剧于家，然言辞必极亵淫，两神乃喜乐。所供之神，曰‘圣公’、‘圣母’。”^[358]又见《桑梓述闻》载：“医巫：有小疾患辄以水饭泼之，曰‘泼水饭’，送以香钱，曰‘铺花盘’。疾稍重，则延巫跳神，曰‘冲锣’，又曰‘背星辰’。然知命者则不道也。醵金延僧道逐疫，曰‘打清醮’，此则与古傩相近焉。（按，桑梓指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区）”^[359]

浙江省见一例：

据《遂安县志》载：“斋醮——斋醮亦以时举行。春有春斋，夏有夏斋，云以驱疫，盖古方人傩之义。”^[360]

福建省见一例：

据《龙岩州志》载：“祈禳：岩俗，春秋里社意主祈年报赛，风既近古，费亦不奢。一岁两傩，驱逐邪疫，以城隍神主之，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居然方相氏遗风。”^[361]

湖北省见两例：

据《武昌县志》载：“社日，乡人设牲醴以祀土神，少长咸集饮焉，春秋再举，今亦寝废矣。傩以逐疫，一人朱衣花冠，雉尾执旗，俗名‘急脚子’，众鸣锣随之，比户致祝，皆《荆楚岁时》之遗也。”^[362]又见《来凤县志》载：“每岁春夏之交，城内外醵金斋醮，地方官亦诣坛上香，为民祈福，即古者国人大傩之意。”“村民颇信巫觋，疾病不服药，多听命于神，方邑侯《竹侬诗》所谓‘女萝山鬼纷勾惹，长奉巫师不信医’是也。一曰‘还天王愿’。……一曰‘还傩愿’。……延巫屠豕，设傩王男女二像，巫戴纸面具，饰孟姜女、范七郎，击鼓鸣锣，歌舞竟夕。”^[363]

湖南省见十例：

据《巴陵县志》载：“傩案：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必使巫觋作乐以娱神。……今邑中又有傩案，刻神甚伙。乡村聚族而居者轮年供奉，一岁而迁，名曰‘坐案’。水旱、疾疫皆祷于神。春夏有游傩之戏，秋成有钞化之事，以为祖传香火，不可废也。迎傩之俗，大抵媚神徼福。其初起于愚民一念谜，乡例既成，延及子孙而不可免。谚曰‘丁差傩案’，盖喻其事若差役之可容缓云。”^[364]其他类同“治病”、“冲傩”、“祈禳”的，见《醴陵县志》、《宁远县志》、《道州志》、《辰溪县志》、《续修永定县志》、《凤凰厅志》、《保靖志稿辑要》、《龙山县志》、《慈利县志》等。

广东省见一例：

据《阳江县志》载：“正、二月及十一、二月，各乡多建平安醮，或数年一举，并演剧赛会，谓之‘万人缘’。（按，今之许福、酬福，皆于社行之，亦祈报之意）制纸花船，家家以麻豆、鸡毛、火炭置船弃河中，或焚之，谓之‘遣花船’。又拥神疾驱，壮者赤帻朱蓝其面，执戈跳舞，入室索厉鬼，而大殴之（按，此即古所谓傩也。）大氐皆祈丰乐，弭疵疠之意。”^[365]

广西壮族自治区见一例：

据《平乐县志》载：“跳庙：跳庙为古乡傩之变相，即满洲俗岁时祭如来、观音，献糕酒。鸡铃鼓，巫舞进牲祭，三日乃毕，谓之‘跳神’。延道士戴假面具以肖神，冠其冠，服其服，歌唱舞蹈，如颠如痴，多操土音相问答，诙谐百出，不习其语者听之茫然也，各乡村向多有之，今亦寂然。”^[366]

综上所述，可知明清及近代的傩祭、腊祭（蜡祭）、社祭（迎春）等多种民俗融合的基本状貌。虽然各地有一定差异，但总体上有共同的特点：一是时间大致在岁末年初、夏日（五、六、七月）、九月三日（秋），不定时（多在春夏之交、秋冬之季）；二是内容大致为驱邪逐疫（治病）；三是仪式程式基本相近，大约为请神、迎神、娱神、逐疫、辞神等程式，由此可以总结明清及近代傩礼的民俗化演变状态。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南地区广泛流传的以“傩歌”作为治病逐邪的还愿傩活动。

【注释】

[1]项阳撰：《礼乐·雅乐·鼓吹乐之辨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3页。

[2]叶长海撰：《插图本中国戏剧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8页。

[3]项阳撰：《礼乐·雅乐·鼓吹乐之辨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5页。

[4]项阳撰：《礼乐·雅乐·鼓吹乐之辨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3页。

[5][秦]吕不韦撰：《吕氏春秋》（卷五仲夏季第五），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转引自李纯一著：《先秦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第1页。

[7]许兆昌著：《先秦乐文化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7页。

[8]胡新生著：《中国古代巫术》，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9页。

[9]许兆昌著：《先秦乐文化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8页。

[10][清]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全二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1679页。

[11]黄厚明撰：《中国史前音乐文化区及相关问题初论》，《华夏考古》2005年第2期，第36页。

[12]黄厚明撰：《中国史前音乐文化区及相关问题初论》，《华夏考古》2005年第2期，第39页。

[13]黄厚明撰：《中国史前音乐文化区及相关问题初论》，《华夏考古》2005年第2期，第45页。

[14]王克芬著：《中国舞蹈发展史》（增补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页。

[15]余甲方著：《中国古代音乐史》（插图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页。

[16]余甲方著：《中国古代音乐史》（插图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页。

[17]李纯一著：《先秦音乐史》（修订版），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18]黄厚明撰：《中国史前音乐文化区及相关问题初论》，《华夏考古》2005年第2期，第46页。

[19]孟慧英著：《中国原始信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15页。

[20]李纯一著：《先秦音乐史》（修订版），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21]余甲方著：《中国古代音乐史》（插图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22]许兆昌著：《先秦乐文化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01页。

[23]许兆昌著：《先秦乐文化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86—287页。

[24]黎国韬著：《古代乐官与古代戏剧》，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61页。

[25]卢边成著：《青铜文化的宝城》，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3页。

[26]郭沫若著：《郭沫若全集》（第三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4页。

[27]王震中撰：《先商社会形态的演进》，《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12页。

[28]裘锡圭著：《甲骨卜辞中的逆祀》，《出土文献研究》（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7页。

[29]连劭名撰：《商代的拜祭与御祭》，《考古学报》2011年第1期，第45页。

[30]王克芬著：《中国舞蹈发展史》（增补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页。

[31]夏野著：《中国音乐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7页。

[32]李纯一著：《先秦音乐史》（修订版），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第66页。

[33]李纯一著：《先秦音乐史》（修订版），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34]李纯一著：《先秦音乐史》（修订版），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第48页。

[35]余甲方著：《中国古代音乐史》（插图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36]李纯一著：《先秦音乐史》（修订版），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第51页。

[37][清]孙希旦撰：《礼记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1页。

[38]李纯一著：《先秦音乐史》（修订版），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第42页。

[39]余甲方著：《中国古代音乐史》（插图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40]姜亮夫撰：《傩考》，《民族杂志》1934年第2卷，第1591页，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

[41]李纯一著：《先秦音乐史》（修订版），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第41页。

[42]李纯一著：《先秦音乐史》（修订版），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第88页。

[43]褚斌杰，章必功撰：《<诗经>中的周代天命观及其发展变化》，《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6期，第51页。

[44]褚斌杰，章必功撰：《<诗经>中的周代天命观及其发展变化》，《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6期，第55页。

[45]徐公持撰：《“礼乐争辉”与“辞藻竞骛”》，《文学遗产》2011年第1期，第15页。

[46]叶长海著：《插图本中国戏剧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9页。

[47]余甲方著：《中国古代音乐史》（插图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页。

[48]夏野著：《中国音乐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5—26页。

[49]余甲方著：《中国古代音乐史》（插图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50]余甲方著：《中国古代音乐史》（插图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页。

[51]叶长海著：《插图本中国戏剧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4页。

[52]许兆昌著：《先秦乐文化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5页。

[53]章启群撰：《论<乐论>与<乐记>的根本区别——兼论占星学对于先秦儒家礼乐思想的冲击与整合》，《中国哲学》2011年第5期，第127页。

[54]黎国韬著：《古代乐官与古代戏剧》，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1页。

[55]黎国韬著：《古代乐官与古代戏剧》，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5页。

[56]黎国韬著：《古代乐官与古代戏剧》，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7页。

[57]王子今著：《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39页。

[58]王子今著：《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24页。

[59]王子今著：《史记的文化发掘》，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60—462页。

[60][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946页。

[61][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043—1044页。

[62]康保成著：《傩戏艺术源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63]丁进著：《周礼考论——周礼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0页。

[64]李零著：《中国方术续考》，中华书局，2006年，第40页。

[65]李零著：《中国方术续考》，中华书局，2006年，第42页。

[66]李零著：《中国方术续考》，中华书局，2006年，第31—32页。

[67]见《四部丛刊·初编·经部·尚书》卷第五。

[68]见《四部丛刊·初编·史部·国语》卷第七。

[69]见《四部丛刊·初编·经部·论语》卷第七。

[70]见《四部丛刊·初编·经部·孟子》卷第十四。

[71]见《四部丛刊·初编·经部·毛诗》卷第五·东方之日二章五句。

[72]见《四部丛刊·初编·经部·毛诗》卷第四·有女同东二章六句。

[73]见《四部丛刊·初编·子部·墨子》卷第五。

[74]见《四部丛刊·初篇·经部·别雅》卷三：吕氏春秋大乐篇。

[75]见《四部丛刊·初编·史部·华阳国志》卷第四。

[76]孙星衍辑：《汉宫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第104页。

[77]曲六乙、钱茀著：《东方傩文化概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51页。

[78]白庚胜等主编：《追根问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6页。

[79][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044页。

[80][清]惠士奇撰：《礼说》（卷二），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1]吕思勉著：《中国制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461页。

[82][清]惠士奇撰：《礼说》（卷二），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3]康保成著：《傩戏艺术源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10页。

[84]见《四部丛刊·初编·经部·急就篇》，卷第四，汉史游撰，唐颜师古注。

[85]曲六乙等主编：《傩戏——少数民族戏剧及其他》，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第50页。

[86]转引江林昌著：《中国上古文明考古》，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6页。

[87]转引江林昌著：《中国上古文明考古》，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88]转引自（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重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1页。

[89]转引自（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重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14页。

[90][清]宫梦仁撰：《读书纪数略》（卷五十一），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1][清]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全二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807页。

[92][清]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全二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809页。

[93][清]孙希旦撰：《礼记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3页。

[94]丁进：《周礼考论——周礼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4页。

[95][清]惠士奇：《礼说》（卷二），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6][清]惠士奇：《礼说》（卷二），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7]钱茀著：《傩俗史》，广西民族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2页。

[98]吕思勉著：《中国制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461页。

[99]丁进著：《周礼考论——周礼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100]丁进著：《周礼考论——周礼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101]张一兵著：《明堂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第200页。

[102]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卷四十八，中华书局，1987年，第1968—1976页。

[103]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卷五十九，中华书局，1987年，第2493—2495页。

[104]四部丛刊·三编·子部·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三十）“傩”条，其中无“占梦”记录。

[105]黎国韬著：《古代乐官与古代戏剧》，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63页。

[106]饶宗颐撰：《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二卷，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1631页。

[107]李零著：《中国方术正考》，中华书局，2006年，第52页。

[108]路英著：《中国式解梦》，团结出版社，2010年，第3页。

[109]李零著：《中国方术正考》，中华书局，2006年，第53页。

[110]姚伟钧著：《神秘的占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6页。

[111]李零著：《中国方术正考》，中华书局，2006年，第68页。

[112]王小盾著：《原始信仰和中国古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32页。

[113]（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储昭华等译：《象征生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第151页。

[114]（英）凯文·奥顿奈尔著，宋作艳、胡斌译：《从神创到虚拟：观念的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页。

[115]姚伟钧著：《神秘的占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页。

[116]陈梦家著：《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35页。

[117]饶宗颐撰：《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一卷），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113页。

[118]晁福林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页。

[119]陈梦家著：《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1936年第20期，第68页。

[120]饶宗颐撰：《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一卷），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112页。

[121]姚伟钧著：《神秘的占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页。

[122]宋镇豪著：《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63页。

[123]姜亮夫著：《古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08页。

[124]宋镇豪著：《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5页。

[125]饶宗颐撰：《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二·甲骨》，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111—112页。

[126]蔡邕撰：《独断》（卷上），见四部丛刊三编子部，常熟瞿氏藏明弘治癸亥刊本。

[127]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整理：《康熙字典》（标点整理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第1334页。

[1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第321页。

[129]连劭名撰：《甲骨刻辞中的血祭》，载《甲骨文献集成》，第三十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45页。

[130]（法）莫斯/昂利著：《巫术的一般理论/献祭的性质与功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9—210页。

[131]韩高年著：《礼俗仪式与先秦诗歌演变》，中华书局，2006年，第327页。

[132]姜亮夫著：《古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15页。

[133]饶宗颐撰：《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266页。

[134]杨树达著：《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6页。

[135]章军华撰：《傩与日祭——从乡人禓说起》，《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

[136]饶宗颐撰：《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345页。

[137]饶宗颐撰：《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445页

[138]饶宗颐撰：《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520页。

[139]饶宗颐撰：《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889页。

[140]连劭名撰：《甲骨刻辞中的血祭》，《考古学报》2011年第1期，第445页。

[141]宋镇豪著：《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64页。

[142]连劭名撰：《商代的拜祭与御祭》，《考古学报》2011年第1期，第23页。

[143]连劭名撰：《商代的拜祭与御祭》，《考古学报》2011年第1期，第50页。

[144]陈克明著：《群经要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4页。

[145]连劭名撰：《商代的拜祭与御祭》，《考古学报》2011年第1期，第45页。

[146]许进雄著：《古文谐声字根》，（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80页。

[147]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整理：《康熙字典》（标点整理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第526页。

[148]夏曾佑撰：《大学丛书·中国古代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5页。

[149]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7—38页。

[150]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整理：《康熙字典》（标点整理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第933页。

[151]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整理：《康熙字典》（标点整理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第668页。

[152]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整理：《康熙字典》（标点整理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第43页。

[153]王文耀主编：《简明金文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485页。

[154]何秀芝，杜拉尔·梅著：《我的先人是萨满》，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51页。

[155]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83页。

[156]饶宗颐撰：《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1631页。

[157]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整理：《康熙字典》（标点整理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第381页。

[158]李零著：《中国方术正考》，中华书局，2006年，第69页。

[159]王文耀主编：《简明金文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90页。

[160]王文耀主编：《简明金文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201页。

[161]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整理：《康熙字典》（标点整理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第752页。

[162]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整理：《康熙字典》（标点整理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第111页。

[163]王连龙撰：《“三事”考》，《史学集刊》2005年第2期，第93页。

[164]杨树达著：《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中华书局，1997年，第7页。

[165]张一兵著：《明堂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第58—59页。

[166]张一兵著：《明堂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第59页。

[167]张一兵著：《明堂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第59—60页。

[168]张一兵著：《明堂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第116页。

[169]张一兵著：《明堂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第132—133页。

[170]张一兵著：《明堂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第200页。

[171]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整理：《康熙字典》（标点整理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第724页。

[172][秦]吕不韦编，高诱注，毕沅校正：《吕氏春秋新校正》（卷十二），收入《诸子集成》六册，上海书店，1986年，第114页。

[173]孙作云著：《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第11页。

[174][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85年，第315页。

[175]转引裘锡圭著：《文史丛稿：上古思想、民俗与古文字学史》，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04页。

[176]见《四库全书·史部·前汉书》（卷三十）。

[177]任半塘著：《唐戏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86页。

[178]（英）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1页。

[179]（美）艾兰著：《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14页。

[180]（英）麦克斯·缪勒著，金泽译：《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9—80页。

[181][德]利普斯著，汪宁生译：《事物的起源》，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346—347页。

[182]徐华龙著：《中国鬼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231页。

[183]王炜林等撰：《石峁玉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4期，第41页。

[184]南京博物院撰：《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第9—34页。

[185]张学海等撰：《大汶口文化的新发现》，《华夏考古》2009年第4期，第59页。

[186]吴诗池撰：《中国原始艺术》，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第140页。

[18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13—114页。

[188]刘学堂撰：《新疆地区史前人形雕塑像的发现与初步研究》，《华夏考古》2008年第3期，第86—87页。

[189]（英）雅克·马奎特撰：《审美人类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aesthetic anthropology），载《麦凯莱布模数人类学》（McCaleb Module in anthropology），雷丁1971年，第8页。

[190]朱狄著：《原始文化研究——对审美发生问题的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337页。

[191]黄厚明撰：《中国史前音乐文化区及相关问题初论》，《华夏考古》2005年第2期，第46页。

[192]（希腊）斯蒂芬·F.梅森著：《自然科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193]（美）博厄斯著，项龙、王星译：《原始人的心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102页。

[194]（法）列维-斯特劳斯著，知寒等译：《面具的奥秘》，见刘魁立主编：《原始文化名著译丛》，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215页。

[195]朱狄著：《原始文化研究——对审美发生问题的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507页。

[196]陈梦家撰：《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1936年第20期，第569页。

[197]康保成著：《傩戏艺术源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20页。

[198]顾朴光撰：《方相氏面具考》，《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第49页。

[199]康保成著：《傩戏艺术源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14页。

[200]康保成著：《傩戏艺术源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22页。

[201]（奥地利）弗洛伊德著，彭润金译：《梦的解析》，中国社会出版社，第259页。

[202]（英）吉尔伯特·赖尔著，徐大建译：《心的概念》，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34—135页。

[203]（英）麦克斯·缪斯著，金泽译：《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9—80页。

[204]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页。

[205]宋镇豪著：《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50页。

[206]孙作云著：《<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第11页。

[207][晋]郭璞注，[清]毕沅校：《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6页。

[208]萧兵著：《傩蜡之风——长江流域宗教戏剧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页。

[209]黎国韬著：《古代乐官与古代戏剧》，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85、187、188页。

[210]见《山海经·大荒东经》。

[211][南朝宋]范晔编撰：《后汉书·志第五》，中华书局，1965年，第3128页。

[212]王元化主编，裘锡圭著：《文史丛稿：上古思想、民俗与古文字学史》，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5页。

[213]钱茀著：《傩俗史》，广西民族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19—220页。

[214]萧兵著：《傩蜡之风——长江流域宗教戏剧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90、494、498、501、503、509、510、521、526、541、556、561页。

[215][汉]王充撰：《论衡·解除篇》，《诸子集成》（第七册），上海书店，1986年，第245—246页。

[216][汉]蔡邕撰：《独断》卷上，见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明弘治本。

[217][晋]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中华书局，1979年，第189页。

[218][清]毕沅：《新校正序》，见郭璞注、毕沅校：《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页。

[219]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整理：《康熙字典》（标点整理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第1059页。

[220]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整理：《康熙字典》（标点整理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第952页。

[221][南宋]叶适撰：《水心集》（卷二十六前集），四部丛刊影印旧抄本。

[222][南宋]刘克庄撰：《后村集》（卷二十一），四部丛刊影印旧抄本。

[223]任半塘著：《唐戏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21页。

[224]萧兵著：《傩蜡之风——长江流域宗教戏剧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

[225]覃光广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上册，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编印，1983年，第449页。

[226]萧兵著：《傩蜡之风——长江流域宗教戏剧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63页。

[227]吴广平撰：《一首远古先民消灾祈福的巫咒歌谣<蜡辞>的文化人类学阐释》，《文化学刊》2008年第4期，第61页。

[228]周书灿撰：《新密新砦城址中心区大型浅穴式建筑的性质再思考》，《华夏考古》2011年第1期，第70页。

[229]连劭名撰：《商代的御祭》，《考古学报》2011年第1期，第55页。

[230]宋镇豪著：《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65—366页。

[231]宋镇豪著：《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63页。

[232]宋镇豪著：《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67页。

[233]饶宗颐撰：《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二卷），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1615页。

[234]孙作云著：《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第167页。

[235]王国维著：《王国维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619页。

[236][清]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809页。

[237][清]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881页。

[238][清]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884页。

[239]萧兵著：《傩蜡之风——长江流域宗教戏剧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57页。

[240][清]孙希旦撰：《礼记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31页。

[241][清]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473页。

[242]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整理：《康熙字典》（标点整理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第1059页。

[243]《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4]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232页。

[245][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127页。

[246][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116页。

[247]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整理：《康熙字典》（标点整理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第1067页。

[248][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183页。

[249][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130页。

[250]张金光著：《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02页。

[251]任半塘著：《唐戏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14页。

[252][清]孙希旦撰：《礼记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1页。

[253][清]孙希旦撰：《礼记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3页。

[254][汉]卫宏：《汉官旧仪》，见清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第104页。

[255][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729页。

[256][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732页。

[257][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833页。

[258][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礼仪志第五》卷九十五，百衲本景宋绍颐刻本。

[259][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礼仪志第五》卷九十五，百衲本景宋绍颐刻本。

[260][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1180页。

[261][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1454页。

[262][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1092页。

[263][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一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1972页。

[264]《北魏书·高宗本纪》，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5][唐]魏征撰：《隋书》（一），中华书局，1999年，第117页。

[266][唐]刘煦：《旧唐书·礼仪志》，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7][唐]姚合撰：《姚少监诗集》卷第六，四部丛刊影印明抄本。

[268][宋]陈思撰：《两宋名贤小集》卷七十六，安岳吟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9][宋]刘克庄撰：《后村集》卷二十一，四部丛刊影印旧抄本。

[270][宋]慕容彦逢撰：《摛文堂集》卷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271][宋]刘一止撰：《苕溪集》（卷二十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272][元]方回撰：《桐江续集》（卷二十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3][元]龚 撰：《存悔斋稿》（一卷），元至正五年抄本，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4]转引自葛兆光著：《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0页。

[275]转引自葛兆光著：《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1页。

[276][明]解缙：《文毅集》卷四，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7][明]陈洪谟：（嘉靖）《常德府志》卷一，地理志，明嘉靖刻本，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8][明]邓原岳：《西楼全集》（卷十），明崇祯元年邓庆采刻本，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9]清光绪二十五年版《天津府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46页。

[280]清抄本里塘志略；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412页。

[281]贵州省志遵义府，民国三十七年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423页。

[282]明万历三十三年刻本《嘉定县志》，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54页。

[283]清嘉庆二十二年刻本《松江府志》，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4页。

[284]民国二十二年版《吴县志》，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383页。

[285]1963年上海古籍书店据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影印。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401页。

[286]1963年上海古籍书店据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影印。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457页。

[287]民国十一年铅印本《杭州府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589页。

[288]明万历二十八年刻本《嘉兴府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645页。

[289]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乐陵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132页。

[290]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直隶和州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955页。

[291]清同治九年刻本《上高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1108页。

[292]1964年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本《建昌府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1130页。

[293]明弘治四年刻本《八闽通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1193页。

[294]民国五年刻本《郑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7页。

[295]清同治十三年刻本《平江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485页。

[296]清道光八年刻本《永州府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570页。

[297]清同治八年刻本《直隶澧州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658页。

[298]清嘉庆二十三年刻本《龙山乡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735页。

[299]清道光六年刻本《重修电白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847页。

[300]民国十八年石印本《灵川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995页。

[301]清康熙五十七年刻本《临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606页。

[302]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荣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134页。

[303]清光绪三十四年修宣统元年刻本甘肃《新通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164页。

[304]民国二十四年兰州俊华印书馆铅印本《重修镇原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191页。

[305]清康熙二十五年张君弼增订刻本《怀宁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955页。

[306]清同治十一年遵敬堂刻本《萍乡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1067页。

[307]清同治十年刻本《高安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1106页。

[308]清光绪十年刻本《曹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307页。

[309]民国三十七年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贵州通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423页。

[310]清光绪十七年刻本《安顺府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506页。

[311]民国二十一年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平坝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560页。

[312]民国抄本《定远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850页。

[313]清光绪八年麟山书院刻本《蕲州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364页。

[314]清光绪八年刻本《黄冈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354页。

[315]清咸丰七年刻本《琼山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1112页。

[316]清咸丰元年刻本《澄城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52页。

[317]清道光十年刻本《大同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548页。

[318]民国五年铅印本《丰镇厅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763页。

[319]清咸丰元年刻本《阆中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300页。

[320]民国抄本《兴京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101页。

[321]民国抄本《辉南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300页。

[322]清嘉庆五年刻本《寿光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195页。

[323]民国抄本续修《玉溪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798页。

[324]1962年上海古籍书店据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影印《池州府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1039页。

[325]清道光五年刻本《宜黄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1127页。

[326]民国二十八年上杭启文书局铅印本《上杭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1341页。

[327]清同治六年刻本《竹溪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455页。

[328]清光绪十一年刻本《耒阳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542页。

[329]清嘉庆二十三年刻本《龙川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735页。

[330]清嘉庆十六年刻本《雷州府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848页。

[331]清嘉庆二十三年刻本《汉州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67页。

[332]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兴义府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464页。

[333]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普洱府志稿》，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811页。

[334]民国十三年铅印本《南陵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1018页。

[335]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德清县新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745页。

[336]清乾隆三十四年刻本《松阳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930页。

[337]清同治六年铅印本《通城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377页。

[338]清光绪十四年刻本《茂名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823页。

[339]民国二十四年刻本《张北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161页。

[340]民国二十四年刻本《浮山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678页。

[341]清光绪十一年刻本《大宁都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262页。

[342]清道光五年刻本《宜黄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1127。

[343]民国二十五年石印本《余庆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447页。

[344]1965年贵州省图书馆油印本《兴仁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480页。

[345]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阜宁县新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548页。

[346]民国十六年刻本《泉州府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1295页。

[347]清光绪二十年刻本《沔阳州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403页。

[348]民国二十七年铅印本《阳山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726页。

[349]清乾隆四年刻本《湖州府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734页。

[350]清嘉庆十年刻本《长兴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762页。

[351]民国三年铅印本《灵山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1077页。

[352]民国三十六年铅印本《新繁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71页。

[353]民国十年刻本《合川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215页。

[354]清道光五年刻本《绥靖屯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401页。

[355]民国三十七年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贵州通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440页。

[356]1965年贵州省图书馆油印本《玉屏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456页。

[357]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沿河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462页。

[358]1965年贵州省图书馆油印本《施秉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603页。

[359]1964年贵州省图书馆油印本《桑梓述闻》，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660页。

[360]民国十九年铅印本《遂安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634页。

[361]清光绪十六年张文治补刻本《龙岩州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1329页。

[362]清乾隆二十八刻本《武昌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382页。

[363]清同治五年刻本《来凤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448页。

[364]清同治十一年刻本《巴陵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487页。

[365]民国十四年刻本《阳江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842页。

[366]民国二十九年铅印本《平乐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10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