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傩戏史：揭秘面具考古发现与傩脸谱

2023-08-1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77]可见，方相氏傩戏初以皮革为面具饰以“黄金”。方相氏“蒙熊皮黄金四目”的脸谱意识，与上古时代的鬼魂思想分不开。上古时代的鬼魂思想产生，相伴随着“占梦”巫术体系的兴起，在上古岩画与墓葬的考古中发掘中，遗存着某些相关的信息。人头与兽头雕塑之外，上古先民以为具有相等巫术功能的，便是人头或兽头面具。这些面具的保存形态，一是岩画，二是依附于陶、骨与石制品的墓葬考古发现。

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的装扮，学界多以为“蒙熊皮黄金四目”是面具妆饰，如任半塘先生考证云：“按王氏引《周礼》夏官司马蒙皮之文后，曾曰‘似已为面具之始’，甚确。因既曰‘玄衣、朱裳’，足见上文所谓‘蒙皮’，必仅蒙及头部，于皮上附黄金四目，成为套头之具，非若弄狮子者，蒙及全也。”^[177]可见，方相氏傩戏初以皮革为面具饰以“黄金”。这种以皮革为面具的传统，至晚唐时代仍见，如罗隐《市傩》中有“皮革其面目”的记载，但唐代时宫廷傩仪中“木制”面具已盛行，有在宫廷驱傩之后以木制面具赐以贵族公侯的风俗。

方相氏“蒙熊皮黄金四目”的脸谱意识，与上古时代的鬼魂思想分不开。

上古时代的鬼魂思想产生，相伴随着“占梦”巫术体系的兴起，在上古岩画与墓葬的考古中发掘中，遗存着某些相关的信息。诚如爱德华·泰勒所言：“灵魂是不可捉摸的虚幻的人的影像，……它能进入另一个人的肉体中去，能够进入动物体内甚至物体内，支配它们，影响它们。”^[178]按泰勒的观点，灵魂的显示形态可能是动物或另一个人体。当灵魂或鬼魂以另一个人体的显性形态出现时，另一个人体则是通常所说的巫，巫是通神的代言体，因此，上古鬼魂思想的一个存在形态便是巫；另一个则是动物神，或以先民的半人半兽的装扮形态出现，或以图示的动物夸饰形态出现，前者的演绎在先秦文字中有流传记述，后者则在岩画与石刻甚至玉器等中直接显示。

然而，早期人类表达鬼魂思想的重要形态是人头（包括半人半兽的头），而人头中以眼睛最为突显。在原始的先民看来，鬼魂或者说死者的灵魂的主要保存位置就是在头部，如《黄帝内经素问》曰“头者，精神之主也”；《春秋元命苞》曰“头者，神所居”。同样，突出眼睛的图示在上古新石器时代也较为普遍，但眼睛的图示除了表达情感色彩之外又往往具有避邪的内涵。美国艾兰在她的书中说：“眼睛本身是一种有威力的形象。”^[179]眼睛的艺术所具有的避邪内涵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火眼金睛”。

人头，成为鬼魂思想的重要内涵。如麦克斯·缪勒说：“（原始人）死人的头骨经常保存起来，并待之以宗教的敬意。”^[180]原始人对死者头骨的宗教敬意，或者相信死者的灵魂居留在某种动物身上的观念，更深层次的意义解释就是人死后的鬼魂或以动物的形态呈现，或者把头骨的模拟形态即人头塑像与人面具等视为鬼魂象征，继而赋予它们某种“神秘的力量”，正如德国人类学家利普斯所说：“从死人崇拜和头骨崇拜，发展出面具崇拜及其舞蹈和表演。刻成的面具，象征着灵魂、精灵和魔鬼。”^[181]由此，可见上古时代面具的巫术意义。

以“熊皮”为面具的意义，在流传至今的白马藏族傩面具中，仍有某些信息遗存，如：“白马藏族有一种面具，称黑熊神或面具神。传说，各种鬼神都怕熊，所以巫师也就以熊头为面具武装自己。”^[182]由此，推测方相氏蒙熊皮黄金四目的意义或与此类同。

在上古墓葬考古中，有诸多“人头”或“面具”文物的发现。

最早见于仰韶文化时代出土的诸多人头塑像，如陕西扶风姜西、宝鸡北首岭，甘肃天水柴家坪、永昌鸳鸯池等遗址出土的仰韶类人面塑像，学术界多以为与祭祀巫术活动有关，反映出新石器时期黄河中上游的原始宗教信仰形态。此外，在陕西西安半坡、四川巫山大溪64号墓、山东藤具岗上村、山东潍坊姚官庄、浙江余姚河姆渡等遗址，也出土有石质或陶质人面塑像，说明在新石器时期的人头塑像已普遍存在。更有甚者，骨雕、玉雕、木雕的人头塑像与动物塑像也多有出土发现，如陕西榆林神木县高家堡镇铜川沟发现的石峁玉器人头雕像与玉鹰、虎头雕像^[183]、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出土的兽形陶埙^[184]与骨雕鸟及人面骨雕像^[185]、甘肃泾川刘家沟发现的半胸式兽头塑像的陶哨^[186]、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发现一件陶钟上雕饰饕餮兽头纹^[187]、新疆吐鲁番与罗布淖尔三角洲地区出土的史前人形木质雕塑^[188]，等等。

值得关注的是，把人头或兽头雕刻成乐器形态，说明在新石器时代的人头或兽头已被作为某种“神秘力量”赋予陶哨、陶埙等而使之具有巫术法器功能，即人头或兽头被视为具有驱“疫疠”的强化力量。这种能发出响声的巫术工具，在澳洲土著居民信仰中可得到证明。“就以下面这件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画骨’（Pointing bones）为例，它是一件专门用来杀死敌人的巫术工具，用于巫术祭礼。它上面虽然有装饰花纹，但这种装饰却并具有它自身的目的，它只是为了强化巫术工具的力量。”^[189]“珠灵卡”本来是澳洲中部土著居民中盛行的一种贮存祖先灵魂的灵牌。“正因为在原始部族中盛行这类对新生婴儿灵魂的看法，所以珠灵卡的一种特殊类型是‘牛吼器’（bull-roarer），它被认为能产生出一种具有神力的声音在严峻的成年礼的考验中去威胁那些期望投胎的鬼魂和远族妇女和儿童的鬼魂。”^[190]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把饕餮形象雕刻在陶钟上（属龙山时代遗存），这是殷商青铜时代常见的“食人神兽”的最早考古源流发现，则陶钟也同样被赋予威慑力量，或者具有更强的驱“疫疠”的“神秘力量”，甚至可以解释为，在新石器时代的荆楚地区已率先进入由驱鬼的声音威吓转化为吃鬼的图腾威慑的境地。清华大学的黄厚明先生说：“龙山时代，乐器的功能再一次发生衍化，并逐渐由巫术时代事神致福的原始宗教活动所使用的‘法器’和‘祭器’而演变成象征人伦与社会政治关系的宗教仪式用品——‘礼器’。”^[191]则在江苏、甘肃、湖北境内发现的人或兽形雕塑乐器是否也意味着“驱疫时代”进入“声”与“像”交融的“多元时代”？而这正是后世驱鬼的两种重要的媒介手段，也说明上古先民驱除鬼魂的思想成熟与逐渐定型，在华夏境内较具有普遍性。

人头与兽头雕塑之外，上古先民以为具有相等巫术功能的，便是人头或兽头面具。

这些面具的保存形态，一是岩画，二是依附于陶、骨与石制品的墓葬考古发现。面具成为巫术驱鬼的重要工具，在西方也具有相同的观念，如希腊的陶器面具便如此，“面具逐渐转换成巫术驱鬼的重要工具。希腊制陶工人把面具放在烧窑上，用以吓退魔鬼。”^[192]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谈面具的用处》中说：“另一不应该忽略的例证是很多民族所使用的面具。我们还未搞清所有民族中这种习惯的起源，不过面具的使用很容易分成若干典型的类型。它们被用来蒙蔽鬼神，使其不知道佩戴者的真面目以免受攻击。面具也可以代表佩戴者所想象的一切鬼神，以这种方式来吓走神通广大的妖怪。还有的面具是纪念性的，佩戴者以其象征一个去世的朋友。面具也被用于戏剧表演中来表现神话故事。虽然我们完全不必由此而推定佩戴者所作的这些解释真就代表了这一习俗的实际历史发展，但这些解释本身却表明了这一习俗不可能具有一个唯一的起源。”^[193]面具的起源具有多元性，也表现在上古先民的生活方式的不同，以狩猎为主要生活来源的部族也许以兽皮为面具，而以采集为主的部族也许以陶器为面具，甚至有以树皮为面具等。“但是，不管什么种类的面具，其基本的构造保持了共同性，比如眼睛就都是用两个圆柱体木块做成，嵌刻或附加在主体上，使之在眼窝之外有力地凸突出来。看着这些面具，我会用同一个问题不停地向自己发问：……为什么眼睛要凸突出来，而且成为所有类型毫无例外的特征？”^[194]实际上根据旧石器时代岩画中的形象来判断，面具最早的起源可能与狩猎巫术有关^[195]。

中国上古先民的彩陶绘人面和兽面，见于距今约八千至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最早且最完整保存下来的面具，如河北易县北福地祭祀场所考古发现的十余件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刻陶面具，其中有人面和兽面，面具大小与真人面部相似，距今约八千年至七千年之间。其他的较具特色的，如西安半坡仰韶文化“人面鱼纹”特色形态的面具，在黄河中上游仰韶文化遗址中多有发现，它由多孔的面具加装饰物组合而成，口部插有羽状物或鱼类，额边插物为鱼类、树枝条或弯条类装饰，顶部或有带毛刺的三角形尖顶物状等。

殷商时期的面具意识仍有较大争议。

殷商时期的“面具”记载，在甲骨卜辞中可以找到一些痕迹。如甲骨文中的“魌”字，即可视为戴面具的形状，且被视为“傩”字的源头之一。

“畏”字——陈梦家：“卜辞鬼作魌，像头上魌魌然盛大，即方相氏之蒙魌头；卜辞金文畏字像鬼持干戈状，即方相之执戈扬盾也。”^[196]

殷商时期的面具意识，最具代表意义的是青铜器上的“饕餮”图案，在四川三星堆发现的“黄金”面饰，在江西新干发现的青铜双面人头像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殷商时代以“黄金”（青铜）为面具的意识，以及面具狰狞凶恶的审美形态。

周礼方相氏蒙熊皮黄金四目的状貌，其中“黄金四目”究竟如何，学界争议较大。康保成先生以为四川三星堆中的“纵目”即为黄金四目，有三件柱形目“面具”，眼睛上套以圆箍，可能就是“黄金四目”。戏曲中的净、丑往往在眼睛周围绘一圈黑或白，形似一双假目。一双眼睛加一双假目，仿佛四只眼^[197]。按康先生观点，“黄金四目”是傩脸谱意识的初始形态。又如孙诒让先生言：“云‘黄金四目’者，铸黄金为目者四，缀之面间，若后世假面具也。”顾朴光先生考证说：“一副完整的方相氏面具，由假面和假头两部分组成。方相氏驱鬼逐疫时，先用假头（即皮倛）罩住头部，然后在假头上面佩戴假面。”^[198]方相氏的“脸谱”装扮形态，至汉代演变为“魌头”装扮特色，均体现出以“丑”为美的审美心理特点，方相氏傩脸谱的演变轨迹，正如康先生言：“上古驱鬼逐疫的方相氏、魌头，后来又有诸多名称，如戏头、胡公头、假面、鬼面、笑面、傩面、大面等，但万变不离其宗，总是一副丑恶的面貌；到宋代，江淮一带增添了一副可笑的嘴脸。任中敏说：清厉荃《事物异名录》引《事物原始》：‘季威造‘胡面子’，即假面也。‘胡’乃丑恶之意，仍是人面。’”^[199]由此可见，傩脸谱意识的本质特征是以“丑”为美，以从梦魂“祖先灵魂”祭仪演变而来，历经汉唐文化修饰，由拟兽化的脸谱形态逐渐向拟人化的脸谱形态转化，“胡面子”的脸谱成为主流，至宋代出现“面部化妆”艺术的“将军”“门神”等，直至南戏《张协状元》中的“丑”角，“无论从化妆到表演，都还带有方相氏、鬼、傀儡的痕迹。例如第八出，‘丑’扮强人，身蒙熊皮……”^[200]而明清时代的神魔小说《西游记》的主角孙悟空，他的“火眼金睛”即有源于方相氏的“黄金四目”因素。

从周礼所戴的方相氏蒙熊皮，采用皮倛的脸谱化妆形态，至汉末出现木刻面具“能兽”形态，傩脸谱的材质发生根本变化，意味着傩脸谱的刻板固化时代的到来。北齐大傩出现木刻彩绘戏头，则将傩脸谱艺术推向高潮。唐宋时代是傩脸谱木刻艺术的高峰时期，如陆游《老庵游记》所记桂林府进傩面具八百枚为一副，且面具装扮丰富多彩无一雷同。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已出现纸糊面具、竹篾面具、笋壳面具等各种材质的面具艺术，这是傩脸谱与民间技艺相结合的新动向。明清及近现代的傩脸谱，占主导地位的仍是木刻面具艺术形态，而各地乡间傩班所表演的剧目不同，受戏曲的影响或因戏曲化进程影响，角色分工或简约或丰富，但基本的生、旦、丑行当特色已初显，傩脸谱意识已开始融入戏曲体系，或渐趋与戏曲脸谱意识融合。

中国傩戏史：揭秘面具考古发现与傩脸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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