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傩戏史：解析占梦职官的起源与作用

2023-08-1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说明西周“占梦”体制已成为重要的例行仪礼。因此，原始巫术的“占梦”在它发生时，已具备氏族社会某种“集体无意识”的象征意义，而这种象征意义，显然是“灵魂信仰”的体现，更是作为氏族内部意识形态统一和神权崇尚思想的潜在礼仪规范的体现。因此，殷商时期的“占梦”活动的主控权是“商王”，这是毫无异议的，群巫包括“占梦”职官只是协助商王进行“卜梦”相关事宜而已。[120]即直接言明“占梦”协助商王“占卜”的职能与地位。

以研究方术见长的李零先生说：“（占梦）在《数术略》杂占类中是列在最前面，其小序说：‘众占非一，而梦为大，故周有其官……’，是把占梦看作重要性仅次于卜筮而且与卜筮有关的一种占卜。”^[107]《数术略》小序所言“周有其官”，指“占梦”在西周时期已被设置为职官，且在“众占”之中排列在最前面，足以见证其重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周礼》“占梦”体系内容有源于西周礼制。《左传·哀公十六年》载有“卫庄公的占梦官嬖人”等字句，也同样可佐证西周有“占梦”官一职^[108]。所谓“季冬，聘王梦”，即每年年终，占梦之官“都要为王迎祈吉梦和禳除凶梦”^[109]。说明西周“占梦”体制已成为重要的例行仪礼。姚伟钧先生说：“周人是十分看重梦与占梦的，凡遇国家大事都须占梦而定。”^[110]则进一步说明这种例行仪礼关乎着国家层面的政治意义。但也应该看到，西周时期的“占梦”体制仍处在进一步的发展与不断的融合之中，在商周时期融合了龟卜与筮占，到春秋战国时期则又融合了星占等内容，所以李零先生有言：“从考古发现看，龟卜、筮占兴盛于商代西周，而星占、式占则发达于战国秦汉，占梦、厌刻、祠禳与原始巫术一脉相承。”^[111]则把“占梦”溯源至远古时代的原始巫术，且说明了“占梦”在历经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容并包特征，这从《周礼》对“六梦”分类的细化程度及对“献吉梦”、“赠恶梦”操作方法的巫祝技能发展程度上，都可以得到证明。

周承殷礼，殷续夏制，夏礼有源于原始巫祀成分。

原始巫术的“占梦”与祖先灵魂崇拜具有密切的关系，它是原始人类从自然神崇拜向祖先神崇拜过渡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氏族社会部落群体的生命意识和宇宙观念。王小盾先生认为：“灵魂观是最早的梦幻观，是成熟形态的灵鬼观念。原始人为睡眠、梦境、幻觉这些生理心理现象所困惑，把梦幻中的自我看作第二自我，进而认为一切事物都有一个第二自我，并赋予这些第二自我以超人的特性，这样就产生了灵魂观。”^[112]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原始部落中的“占梦”已具有代表群体（氏族上层）的社会意义，正如瑞士学者荣格在东非的一个原始部落调查时发现，普通人或否认有梦的存在，即便承认有梦的经历，但也否认自己的梦并不意味着什么，“值得重视的是酋长和巫医的梦，它们关系到部落的福祉。这样的梦被高度重视”^[113]。因此，原始巫术的“占梦”在它发生时，已具备氏族社会某种“集体无意识”的象征意义，而这种象征意义，显然是“灵魂信仰”的体现，更是作为氏族内部意识形态统一和神权崇尚思想的潜在礼仪规范的体现。正是因为氏族领袖（酋长）具有这种“超人的特性”，“灵魂观念”的吉与凶两面性与辨析解惑权便自然而生。

原始人类对于“梦”的认识，历经“混沌”向“灵魂”与“鬼魂”层次的渐进，英国学者奥顿奈尔说：“他们在梦中搭上他们的灵魂之旅，与祖先谈话，与化作动物的守护神相遇。”^[114]当原始的酋长们以“梦”的形式沟通“祖先”和“守护神”，代神而言的“占梦”也就在原始宗教的“巫感”中应运而生。因此，当原始人类（酋长）的“梦”被作为部落群体的某种“征兆”时，“梦兆”便自然地转化为“梦占”，“其转化过程，只要把梦兆的外延扩大，变成无梦不兆就行了”^[115]。所以，当原始部落（酋长）作为神权象征的“梦占”巫术，发展到殷商时代，就演变成“王梦”，只有商王才有资格代表国家进行“卜梦”（这在“卜辞”中可以得到证实），且在渐趋的演变过程中不断成熟，最后衍化为殷商作仪礼的重要内涵。

殷人对“卜梦”的记载，在殷墟甲骨卜辞中有诸多遗存，绝大多数是商“王”的“卜梦”记录，少数为王族成员和贵族，也证明“卜（占）梦”是商王的神权象征。陈梦家先生认为：“殷墟卜辞所包含的时代应是纪元前1300—1028年，即盘庚迁殷至纣王末年。”^[116]则殷商“卜（占）梦”的鼎盛时期亦在此期间，且现多见于武丁时期。据饶宗颐先生考证，武丁时期的“占梦”与“占卜”并用^[117]，说明卜辞中的“占梦”已具有明显的占卜（龟卜、筮占）意义，而“占梦”体制的不断扩大和体系化，成为决定商王行为和国家未来行为的指南，已具有国家层面的社会政治意义。武丁时期为殷商的鼎盛时期，为什么这一时期的王“占梦”活动如此频繁？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武丁时期的“占梦”活动已成为重要的皇家巫仪礼制，可视为殷礼的一部分，体制比较完备，是一种较为成熟的礼仪形态；二是武丁时期的“占梦”具有国家层面的神权政治意义。晁福林先生说：“殷墟甲骨卜辞的材料表明，当时商朝的统治者几乎是每日必卜、每事必卜，许多重要的军国大事都需要神意来决定。商王武丁及其稍后的时期，人殉、人祭达到鼎盛，大量的人牲被杀掉祭祀神灵，显示了神权的特殊尊贵。对神权的高度重视，在我国古代社会中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够和商朝相比拟。”^[118]由此，武丁时期“占梦”礼仪可视为“神权”特质下的一个典型。陈梦家先生说：“商王为群巫之长，由精神领袖而上升为政治领袖。”^[119]则商王包括武丁作为“群巫之长”的“占梦”活动，其讨论国家大事的政治意义，属于朝政的内容范畴，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殷商“占梦”的意义具有关乎国家命运及四方安宁的实际掌控作用。因此，殷商时期的“占梦”活动的主控权是“商王”，这是毫无异议的，群巫包括“占梦”职官只是协助商王进行“卜梦”相关事宜而已。至于“占梦”协助的具体内容为哪些，这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就殷商时期“占梦”与“占卜”并用的事实来看，“占梦”职官协助负责的内容或许仅与“卜梦”的释解有关，而“占卜”的结果（重要意义）等这类关乎国家秘密（神权象征）则只有商王才有资格知道，应该是由商王直接进行操控。正如《书·泰誓》言：“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120]即直接言明“占梦”协助商王“占卜”的职能与地位。

另一个问题，商王“占梦”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祖先魂灵（上帝），且有一个特点，就是着眼于消极方面的因素较多，“因为殷王凡遇鬼梦总是问有没有祸乱，有没有灾孽。其它梦景、梦象，一般也是这样占问”^[121]。而每当问及“祸乱”和“灾孽”情况时，则有相应的祭仪手段。因此，从殷商卜辞的“王梦”记录中，可以大致了解殷商武丁时期的“占梦”体制，特别是“赠恶梦”的仪礼内涵，包括“傩”的某些内在因素等。宋镇豪先生说：“赠恶梦即禳除恶梦，逐恶梦于四方，与殷人在外祭场所亳社禳除梦忧，颇相类似。”“御除梦忧，有时还有杀牲梦等祭祀仪式。”^[122]宋先生的这段论述，主要源于《甲骨文合集》22145条“……梦，御亳于妣乙鼎……”“亳”为“亳社”，是殷商时期的一个重要的郊社祭所，因为“亳”为殷前期的一个王宫所在地，所以常借以象征殷商的江山社稷。在“亳”进行“御祭”，即是商王禳除梦忧的重要仪礼形式，也是商王朝政的重要内容，因此，“御亳于妣乙”指“在亳社（宫）对妣乙魂灵进行御祭”，其中有国家层面的政治意义，但在巫祝的技术层面而言，有包括“索室驱疫”的内在意义，且“杀牲梦”的祭仪手段，或成为殷商时期“傩”的重要信息。

纵观原始巫术“占梦”至殷商的“御除梦忧”体制，可以看出“王”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而“王梦”关乎国家政治安危，所谓“赠恶梦”就是以“御祭”方式禳除梦忧，且与“王社（废弃的王宫）”关联一体。然而，商王“占梦”体制的具体情况，仍需综合卜辞中的“王梦”记录进行具体分析。

在上文中，宋先生把“御毫于妣乙”视为“在外祭场所”进行“禳除梦忧”，且“有时还有杀牲梦”等祭仪活动，此说值得重视。即商人以祭祀王社（废弃的前王宫）的方式“御祭”作祟的“妣乙”，也就是在“妣乙”曾经居住的“王宫（社）”之地进行“郊祭”活动，因为殷人以为祖先灵魂在“天”，且“以石为社”^[123]，象征殷商社稷的神权天授。

又据郑州商王城遗址考古发掘发现，“在郑州商城内城东北部的北城垣东段内侧，有一片平坦高地，即是一处以立石堆为主体的社祭遗迹，其西南约150米处就是宫室区”^[124]。王宫与大石社仅距150米之遥，则“御祭”活动可能不仅仅局限于“在外祭场所”，或者说“禳除梦忧”关联着“王社（大石碑）”与“王宫（废弃的宫殿）”两部分内涵和体制。

中国傩戏史：解析占梦职官的起源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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