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相氏狂夫：是中国傩戏历史中的扮演者吗？

2023-08-1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但周礼中的“方相氏狂夫”显然是佯狂，否则如何完成“帅百隶”的职责？猜测之一是化装成熊的样子。据此两条即可佐证“狂夫”所装扮的王者身份。由此再回到《周礼》中“方相氏”职官“掌蒙熊皮”等的记载条，言方相氏狂夫“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索室求疫，帅百隶而时傩”等，就本条语句的叙述顺序而言，方相氏怪异装扮的目的是在“索室求疫”，也在“帅百隶而时傩”及大丧时如何如何，三者是并列关系。

按照巫医的诊断标准，“狂夫”属“颠疾”，“亦谓之狂獝，妄动作也。失响者，失音不能言也”^[84]。但周礼中的“方相氏狂夫”显然是佯狂，否则如何完成“帅百隶”的职责？与罪隶对歌举舞等可能是它，然而这些奇异的装扮仍然是有讲究和来历的。

学术界一般以为“蒙熊皮”是熊图腾崇拜的遗韵，如曲六乙先生所说：“方相氏驱鬼时蒙着熊头，披着熊皮，戴着‘黄金四目’的面具，这是把自己打扮成熊的形象。”^[85]但笔者以为，蒙熊皮与熊图腾崇拜并无多大关联，是狂人的占卜与预言，及入神的手段及道具。上文中有“辄表革面目，归罪有司”史料，说明上古时代的“罪隶”需要“表革面目”的程序。蒙指将脸盖住，并不是全身披着熊皮，因为后面还有“玄衣朱裳”文字表述，蒙熊皮的目的是为了通神时的入神需要，狂夫蒙熊皮后进入癫狂通神状态，如西南地区的“跳端公”即以布蒙面借以入神。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蒙熊皮呢？而且熊皮面具一定要“黄金四目”呢？

这的确是个难题。在目前还没有考古发现来印证的情况下只能猜测了。

猜测之一是化装成熊的样子。

这是学术界较普遍的看法，特别是轩辕部落下面有一个特别勇猛善战的“熊”氏族，如《列子·黄帝篇》：“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86]从而认为是上古熊图腾崇拜的遗韵，进而推论傩起源于黄帝时代。这种猜测的确有说服力，与“狂夫”为叛将的身份吻合，可能是“熊”氏族后来败落，或者在母系社会后期的“熊”氏族因为权力争夺的出走等，如洪兴祖《楚辞补注》引《淮南子》：“禹治鸿水，通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87]禹化为熊，说明夏启的父系身份为熊，而母系身份涂山氏的“石”，对熊图腾的崇拜只能是父系时代的开端，而驱傩中的“狂夫”身份显然只是仆属地位，更像是母系氏族时代在母权崇尚下对父系图腾的罔然失忆。因此，如果说“蒙熊皮”是为了化装成熊的样子呈现出熊图腾崇拜理念，倒不如说是母系氏族中“熊”图腾部落的沦落而屈从为仆隶的象征。但这里仍有一个重要问题：蒙熊皮面目上为何要“四目”？这与熊图腾又有什么关联？因此，这种猜测仍有值得商榷处。

猜测之二。蒙熊皮与占梦的占卜有关。

占梦主导着王梦，而方相氏驱傩之一便是冬季禳除凶梦，如《占梦》说：“冬季，聘王梦，献吉梦于王，王辞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遂令始难殴疫。”问题是为什么一定要蒙熊皮？如：“在印度，在很久以前的时代，占优势的雅利安人记载下了国内的低级的土著，说他们是‘精通魔法’、‘随意变形’的人。[原注：麦克斯·缪勒：《语言学讲演集》，1870，Ⅱ，435页。]住于焦达讷格布尔和新布姆的印度人坚信，蒙太奇达人[译注：印度奥里萨邦的一个部落。]精通魔术，他们能变成老虎和其他猛兽，吃掉自己的敌人；他们能够用魔术夺去人和兽的生命。这种能力一般都归于这一部落中的最粗野而蒙昧的人。[多尔顿（Dalton）：《乔塔—那格波尔的科尔斯》，5页；参看《民族学会会刊》（伦敦）]”^[88]又如：“在西北美洲的另一地区，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些印第安人，他们相信，死人的灵魂转移到熊的身上。旅行者们听说，一个部落恳求饶恕一只嘴脸皱起的老灰母熊的性命，因为这只老母熊被看作是某位跟这只动物相似的曾祖母的灵魂的教母。[斯库克拉夫特：《印第安人的部落》，Ⅲ，113页—原注]”^[89]印度与中国同为古老的东方文明，而印第安人与中国人同样作为黄种人等因此三者之间有可比性。借鉴这两则原始部落对熊的信仰记载，大致可推测“蒙熊皮”的意义在于复原某个“死人”的灵魂并装扮成“熊—人”合一的体貌去用魔力吃“吃掉敌人”。

笔者以为第二类猜测更合理些，而“黄金四目”则是施展的“魔法”重要手段。问题是在装扮谁呢？也就是那个“狂夫”在装扮谁的“灵魂”呢？只能是“王”，那个“赠恶梦”于四方的“王”。这从狂夫的衣着等可以判断出来。因为“玄衣朱裳”的装扮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的，这是夏代皇帝燕乐的服饰，承续周礼制度而来，据《读书纪数略》载：“周九服。……天子四服：皮弁[同上四服非朝燕故不入九服]，素衣素裳[蜡祭之服臘祭先祖息田夫之服]，黄衣黄冠，玄衣朱裳[燕居之服]”^[90]而“黄金四目”的“黄金”为商周时的青铜之精品，只有王权者才有资格享用。据此两条即可佐证“狂夫”所装扮的王者身份。有关“黄金四目”的“黄金”是指青铜，还是真正意义的黄金，或者是指赤丹炼成的“液体”（也称黄金），甚至类似黄金色的玉（璆）等，有待进一步考证。就目前学术界普遍趋向的面具上有“黄金四目”的指向性来看，是朝着青铜器方向思考的，有四川三星堆的诸多铜面具眼四周涂黄金的实物考古发现，仍值得商榷，因为这些面具或涂黄金色的技术无法在“狂夫”身上实际应用。笔者以前曾述文以为“四”字为史家误笔，也仅是一种猜想。今不妨再作另一种猜想，“黄金四目”是指类似黄金色的玉璆，因为玉为礼器有通神的作用。《康熙字典》解曰：“《广韵》巨鸠切，《集韵》渠尤切，音求。与球同。玉磬也。《晋语》籧篨蒙璆。《注》蒙，戴也。璆，玉磬也。《前汉·礼乐志》璆磬金鼓。”可见，璆是可以用来“蒙”的，这样便与“蒙熊皮”连同起来，即方相氏掌蒙熊皮与蒙黄金四目了，然后才是玄衣朱裳等等。如果说“蒙熊皮”是装扮某类魂灵的话，那么“蒙黄金四目”则是四个类似眼球状的“玉磬”佩戴在一块而产生的“环珮玉声璆然”（《史记·孔子世家》）“魔法”节奏的效果，即孔子所言“佩玉之傩”的本真含义了。究竟如何？有待进一步考证。

由此再回到《周礼》中“方相氏”职官“掌蒙熊皮”等的记载条，言方相氏狂夫“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索室求疫，帅百隶而时傩”等，就本条语句的叙述顺序而言，方相氏怪异装扮的目的是在“索室求疫”，也在“帅百隶而时傩”及大丧时如何如何，三者是并列关系。或者解读“索室求疫”为“帅百隶而时傩”的倒装句关系，则“时傩”的内容为“索室求疫”。两种不同的语句叙述方式，意味着两种不同的“傩”本质内涵。

其一“索室求疫”与“时傩”及“大丧”为并列关系，则“时傩”并不包括“索室求疫”与“大丧”的内容；其二则“时傩”的本质内容为“索室求疫”。目前学术界并未对这个问题引发歧义的阐述与论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认知“时傩”究竟是什么。

仍然先从《周礼》本身来解读。

在《周礼·夏官·司马》中载“方相氏”掌“帅百隶时傩”的仪礼之前，有一条“春官”“占梦”遂令始傩殴疫的记载：

“春官。占梦，季冬，遂令始难殴疫。”^[91]

还有一条似乎与驱傩有关，但没有直接言“傩”字，也记录如下：

“男巫冬堂赠，无方，无算。”^[92]

就周礼视阈的记载来解读“索室求疫”内容，倒是很简单，即“索室求疫”为占梦季冬时令始傩殴疫，或男巫“冬堂赠”为“索室求疫”的内容。因此，“索室求疫”的解读便只能局限于“季冬”时令，原因是占梦“乃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意味着“索室求疫”的“疫”为“恶梦”，而“男巫冬堂赠”则是“赠恶梦”于“四方”，即请神加殃于“四方”（未知的敌对诸侯）。如此，狂夫“始傩殴疫”仅为驱逐来自四方（未知的敌人）的“男巫冬堂赠”或“占梦”请神加殃的“凶梦”，故“狂夫”在“季冬”时令的直接对手便是“冬堂赠”的“男巫”。

这是一个有趣的互逆问题。一方面“王”“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通过“占梦”或者“男巫”；另一方面“王”需要“狂夫”“始难殴疫”驱“恶梦”。显然这是“季冬”“时傩”的主要内容。因此，“索室求疫”只能算是“时傩”之“季冬”的内容。那么，其他时令有无“傩”呢？这在《周礼》中无记载，因此不能算是周礼视阈中的傩礼问题。

另据《礼记·月令》载：

“季春之月，命国傩，九门磔攘，以毕春气。”

“仲秋之月，天子乃傩，以达秋气。”

“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93]

月令作为“时傩”的解释：季春国傩于皇城九门，磔攘以毕春气；仲秋天子傩，达秋气；季冬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送寒气。如果这是所谓“时傩”的解释的话，那么与《周礼》中“占梦”“遂令始傩殴疫”的“季冬”时令内容完全不同。另外，周礼中“占梦”只言“始傩”，而非“时傩”，这与前者方相氏“帅百隶时傩”是不同的，就文字音韵训诂而言，“始”与“时”是否可假借值得进一步考证，倘若两者相通，则“时傩”仅为“季冬”时令，又与后世汉人的“时傩”观念相差甚远，或作“始傩”解，则“占梦”和“狂夫”仅在“季冬”时令为“王”需要之时进行驱“恶梦”的活动，而这种活动时间可能是经常性或间歇性，这两种解读，后者似乎更符合逻辑。仅就逻辑性而言，周礼视阈中的“帅百隶时傩”应该解读为“狂夫”为“王”驱“恶梦”的“帅百隶始傩”。进一步延伸则可知，周礼时代并没有季春、仲秋、季冬的“时傩”活动，至少《周礼》中没有直接的记载，所谓“时傩”仅为需要“时”，主要是在“季冬”时令。就“季冬”时令“傩”仪礼的比较来看，《礼记》与《周礼》并不是同一体系，或者说《礼记》是汉人在前人基础上的充分完善，显得更加完整与规范且具体有可操作性。而如前文所考《周礼》为西周中央政权制作制度的创作，“例如《周官》设有占梦、视祲、占人等职，可是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他们怎样操作，他们职文中言之凿凿的方法，对我们来说不亚于天书，已经永远不能复原了。”^[94]则周礼中的“占梦”“遂令始傩殴疫”的具体操作方法如何，便不得而知，且是否为汉人以为的“季冬”“时傩”的最初形态等也不得而知。

再返回至“帅百隶时傩”问题上。狂夫究竟如何“时傩”？

从《周礼》描述的所有官职中，只有“方相氏掌”下的职员装扮最为奇怪，“狂夫”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怪民”：一是服装穿得怪，二是行为方式怪，三是思想意识怪，四是职官设置怪。狂夫“执戈扬盾”按武士装扮应该“胄甲”，却颠倒裳衣，把作王燕居服“玄衣朱裳”打扮，其为一怪；“黄金四目”借“佩玉之傩”等至今仍有巨大争议的行为方式驱疫，其为二怪；狂夫四人“蒙熊皮”以“死魂灵”的理念转借，其为三怪；方相氏职官既“巫”又“优”兼“勇士”身份，无官阶爵数，其为四怪。诸多怪异集一身的“狂夫”却为“王”担负着驱“恶梦”的职责，按“狂夫”的装扮特征，用当今时尚的话语来说纯粹“瞎搞”，本身就有违周礼传统，是典型的“怪民”，诚如汉蔡邕所言：“凡民为怪，皆皇极道失，下或谋上，此灾异也，谁能禁之，愚谓怪民执左道者，汉之方士，周之怪民也。”^[95]为什么一个僭越周礼的“怪民”却在充当着“王”精神世界的“清道夫”角色？这难道就是周礼中以“怪”制“怪”的理念，或者以“怪”与“勇”制约“邪”与“恶”的理念吗？而这种理念的渊源又在哪里呢？仍需进一步探讨。

另一个问题是：百隶指什么？

作为驱傩的主力军“百隶”，至少这样称谓不会有问题。按《周礼》载“秋官贾四人，又罪隶百二十人，蛮隶百二十人，闽隶百二十人，夷隶百二十人，貉隶百二十人，凡五千五百有五人，通计二万一千七百有三人”^[96]。那么“百隶”指罪隶、蛮隶、闽隶、夷隶、貉隶的哪一类呢？钱茀先生以为：“蛮、闽、夷、貉四隶是外族人，罪隶则是周族内部因罪被贬为奴的人，叫隶民。他们平时在百官府从事轻微劳动，在傩礼中，120名罪隶跟随方相氏进入宫廷索室驱疫。其余四隶则不能。”^[97]因为前者有以“怪”制“怪”理念前提，笔者以为，需以“占梦”的“凶梦”来源的方向进行判别，则驱“恶梦”的“隶”应当是来源于东西南北某个相对应方向的“隶”，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正如狂夫身上的“玄衣”随东西南北方位而变换。而“狂夫四人”代表四个方向（并不是每一次“恶梦”会从四个方向同时来，按常理应该是一个“恶梦”为一个方位，因此方相氏狂夫实际只需出一个代表就可以的，这也是汉以后方相氏仅为一人的沿革所在），而每个方向平均25人，按周礼夏官兵制“二十有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98]，则每个方向的狂夫实际上充当“两司马”的中士角色，并不需要每次出动100人（或百隶仅是个概况），事实上让一百个隶同时到宫廷里“索室求疫”还有个宫廷安全问题，后世就有借宫廷傩政变的史料记载等。因此，面对四方来的“凶梦”，真正的驱傩主角便是四方的“隶”。

而“百隶”驱傩的装扮如何？也似狂夫吗？未必。《周礼》中虽然没有记载，就“隶”的贱性身份特点来看，再结合国内诸多傩的穿着简陋甚至祼体（如彝族“余莫拉格舍”：驱鬼的小豹子）的状态，则推测“百隶”的装扮应该是本色的，甚至戴有手脚桎梏类的刑具等也是有可能的。而狂夫与百隶之间的驱傩行为，按上文“以武为舞”的歌舞对举的比照，则驱傩的行为应该有歌舞形态，或请神加殃的诅辞类，貌似汉以后的咒语等，究竟为何种歌舞形态或诅辞等就不得而知了，待考。

方相氏狂夫：是中国傩戏历史中的扮演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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