傩戏：探寻方相氏的记载

2023-08-1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方相氏角色的记载，最早见《周礼·夏官第四》：“方相氏狂夫四人。”[63]本文因此框定周礼同时代的这一概念则兼融两方面论述，相对宽泛地定为先秦时期，主要侧重对上古时期的文献关于“方相氏狂夫”的相关记载等作一梳理，因为这一时期可能才是诠释“方相氏狂夫”最接近原貌的史料。孟子有关“狂”者的观念承续孔子，具体释解为有大志而行为不掩者。

方相氏角色的记载，最早见《周礼·夏官第四》：

“方相氏狂夫四人。”^[60]

“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61]

就《周礼》视阈而言，傩戏的主角是方相氏，因此诠释方相氏狂夫本质与渊源等，便能揭开傩戏的发生与源流的秘密。然而，《周礼》记载的信息非常简约，不足于洞开其中诸多的奥秘，所以从周礼同时代的其他文献入手（当然还有同时代的考古发现等）便是一条重要途径。

由于《周礼》成书的年代有较大争议，故如何框定周礼同时代便成为首先需解答的问题，诚如康保成先生所言：“《周礼》一般认为是汉人伪托”、“是否周制值得怀疑”。^[62]但随着新的考古文物不断发掘，越来越多的证据趋向于《周礼》为西周制度说，如丁进先生博士论文《周礼考论》论定：“由此可以说《周礼》不是对两周制度资料的汇编、拾遗、补编，而是为中央政权制作制度的创作。”^[63]本文因此框定周礼同时代的这一概念则兼融两方面论述，相对宽泛地定为先秦时期，主要侧重对上古时期的文献关于“方相氏狂夫”的相关记载等作一梳理，因为这一时期可能才是诠释“方相氏狂夫”最接近原貌的史料。

由于西周以前的文献资料匮乏，考古文物之中的商周青铜器铭文和龟卜所载便成为重要的内容。

如殷商卜辞求雨每每提到的“焚尪”的“尪”，“尪”即“狂”。“辞例一般作‘某日卜，（焚尪）某（巫名），雨或未雨’，有些还提到‘乍（作）龙’，学者考证，应即古书所说的‘焚巫尪’和‘作土龙’。焚巫求雨（或暴巫求雨）在古代是重要习俗，……古书讲‘焚巫尪’（如《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和《礼记·檀弓下》），‘巫’指女巫，‘尪’则包括男巫。但卜辞所焚之巫，名从女旁，应是女巫，其中是否有男巫，还不能肯定。”^[64]显然，殷商时的“尪”为“妇”，而东周以后如《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传说鲁国大旱“欲焚巫、尪”，这里的“尪”，则包括男巫，这大约是最早的“狂夫”记载，为东周时代，西周时期的“巫”在古文献中记载较少，没有“尪”的记载，但所言“巫”者也大多如殷商之法。^[65]又《荀子·正论》“伛巫跛匤（尪）”，《鹖冠子·环流》“积往（尪）生跂，工以为师”，是以“巫”、“尪”并称。“巫”往往是驼背老太婆，“尪”则是身材矮小、突胸后仰、脸面朝上的瘸子。后者是患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的残疾人，其中包括男性，所以“跛尪”与称“跛击（觋）”。^[66]可见，“狂夫”的出现最晚不过东周时期，且时以“狂妇”为多，“狂夫”实为祈雨驱旱等有巫身份的跛瘸残疾人。

而战国时代出现的《尚书》载有“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67]之言，则把“狂”与“圣”作为本质一致，只是“罔念”与“克念”的差异，以为“狂夫”是有超常智能的人。同时代的《国语》也有载：“是故使申生伐东山，衣之偏裻之衣，佩之金玦。仆人赞闻之曰：‘大子殆哉，君赐之奇，奇生怪，圣生无常，无常不立。……危自中起，难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68]这是史料较早提及“狂夫”一词，及对“狂夫”体貌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以为“狂夫”衣妆“偏”与“裻”，且佩以“金玦”。偏衣即裻衣，指衣背缝制的衣，特指为狂夫“阻”时的穿戴形象。“阻”通“诅”，《释文》解释为以祸福之言相要，请神加殃等。如此，则在战国时代的“狂夫”体貌与精神本质等概念渐趋成熟，在巫狂的性质基础上渗入“圣贤”与“狂勇”理念，更重要的是“佩之金玦”等属“礼”范畴的意识与“狂夫”相关联一体，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为后来的《周礼》“狂夫”列入周礼范畴等奠定了基础。

诸子文献中将“狂夫”视为礼范畴的解读影响最大的为孔子，《论语》载的“楚狂”讲“德”与“政”，即是个合乎礼教规范且具“美刺”功能的方外“圣贤”，他能洞察世界却又超然物外，他能抨击时政却又不愿介入时局。孔子对“狂夫”的解释为“狂者，进取”^[69]。而孟子又进一步拓展为“何以谓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70]。孟子有关“狂”者的观念承续孔子，具体释解为有大志而行为不掩者。而后世的儒学典籍中有关“狂夫”的解读，如《朱熹集注》所云“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代表儒家的理论主张倾向，包含了周礼规范的内在精神。儒家经典所载的“狂者”除着重其强大的精神层面内涵者之外，还有一类名“狂夫”与“狂且”者，如《毛诗》载“东方未晞，颠倒裳衣。倒之颠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则莫。”^[71]又：“山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72]狂夫，指看管奴隶的齐国勇士，瞿瞿指眼目惊视不安貌；狂且即狂诅，指能请神加殃与言祸福的狂丑之人，郑玄笺：“人之好美色，不往覩子都，乃反往覩狂丑之人”。纵观儒家典籍所言的“狂者”、“狂夫”、“狂且”等概念是不同的，一为罔念的圣贤，一为监管奴隶的勇士，一为丑陋的巫觋。而诸子中的老子、墨子等所言的“狂”，则概念有又所不同，如《老子》“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等的“狂”，指的是人心理的变化而癫狂，而《墨子》“狂夫反商之周，天赐武王黄鸟之旗”^[73]中的“狂夫”，实指殷商的“反叛将士”，加盟西周而被武王赐“黄鸟之旗”，即被赋予类似诸侯国的统帅身份。因此，就诸子文献的相关记载而言，与《周礼》所载的“方相氏狂夫四人”及“帅百隶”的身份等的比较来看，把《毛诗》中的“狂夫”与“狂且”以及《墨子》中的“狂夫”等三者的结合起来系统考量，则似乎更为接近些。而后世所传的《吕氏春秋·大乐篇》又有“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歌舞对举，似亦以武为舞也。”^[74]则对狂夫与罪隶歌舞对举、以武为舞等传统风俗解释得更为清楚。《华阳国志》也有“狂夫”与“罪隶”相关联的记载佐证，以为“狂夫”即不达礼教的勇帅、“罪隶”有“表革面目”的刑罚措施等，如：“太安元年秋，……猛笺降曰：‘生长遐荒，不达礼教，徒与季雄和光合势。虽不能营师五丈，略地渭滨，兾北断褒斜，东据永安。退考录符，晋德长久，诚非狂夫所能干，辄表革面目，归罪有司。’毅恶其言，遂诱杀之。”^[75]进一步说明“狂夫”有“帅百隶”且以“革面目”“歌舞对举”“以武为舞”的兵制传统等。

至此，“狂夫”与驱傩的渊源与脉络便基本清晰了。其源于殷商之后的“巫尪”，历经春秋战国的“狂且”而后“狂夫”的巫身份淡化与勇帅身份的强化之后，“狂夫”“衣偏”“佩金玦”以“诅”等请神加殃为手段的驱逐功能，便由原来祈雨驱旱的目的转化为驱逐与兵事相关的不祥方面来，而“狂夫”作为兼有监管奴隶的勇士与丑巫的双重身份也渐渐明朗，并最终被纳入周礼视阈而被塑造成“方相氏狂夫四人”的职官爵差形态。

不妨再回归《周礼》中两则有关“方相氏”的记载（如前）。

从表面上看，两则史料的结合考量可呈现出三个基本事实：一方相氏职官是狂夫四人；二狂夫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索室求疫；三狂夫帅百隶时傩。但是，这两则史料的结合也呈现出几个疑难问题：一索室求疫是否为时傩内容？二“大丧先柩入圹戈击四隅驱方良”等是否为时傩的范畴？三狂夫的装扮有什么特殊讲究及它究竟代表什么人？为什么要如此装扮才能索室求疫以及帅百隶时傩的具体形态如何等？

对《周礼·夏官·司马》载“方相氏狂夫四人”的解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向，其一以为方相氏即由四个狂夫组成，其二以为方相氏属下有四个狂夫。前者表示方相氏是四人组合，后者则表示由五人组合。但从汉代宫廷傩仪的史料“方相帅百隶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谷播洒之”^[76]及东汉张衡《东京赋》等记载来看，驱傩的方相氏似乎只是一个人。究竟又是哪里出现差错呢？

笔者以为这是因为对“方相氏狂夫四人”的解读出现差错。上述之一表示方相氏等同狂夫即四人组合，而其二表示方相氏大于狂夫，即1+4的组合。显然，从汉代开始的认同为后者。但是，目前学术界普遍趋同前者，如曲六乙与钱茀先生合著《东方傩文化概论》便直言：“方相氏一共有四名，他们都具有‘狂夫’的特点。”^[77]曹琳先生也说：“在西周大傩仪式中，方相氏由四位狂夫担任。”^[78]那究竟是汉代史料错了，还是现代学者错了？笔者以为，错在汉代宫廷傩承续周礼的偏差，或者说《周礼》诚如上文丁进先生所言仅是为西周中央政权制作制度的创作，由于《周礼》的方相氏驱傩礼仪仅为一种理想制度的创作而并没有被践行，故历经春秋战国的乐崩礼坏及秦代坑儒（诸生）对周礼的僭越后，汉代宫廷傩用方相氏一人，便是因为选择方相氏“1+4”组合方式的理解，只是不见了“狂夫四人”的形象。更为惊叹的是，狂夫”形象似乎从汉以后的宫廷傩仪史料记载中给生生地抹掉了。为什么“狂夫四人”这么重要的驱傩首领角色在汉以后突然被省略呢？一方面固然是汉代对方相氏的解读偏差，另一方面则是“狂夫”驱傩身份没有得到确认。因此，解读“狂夫”在《周礼》中的驱傩身份及“怪民”形象装扮意义等，便是还原方相氏狂夫生态内涵的必然选择。

仔细比照周官系列及职官内涵的一般表述规律，特别是夏官司马中“方相氏”前后职官的语言表述，可以发现一些微妙处。如：

虎贲氏，下大夫二十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

旅贲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节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

方相氏，狂夫四人。

大仆，下大夫二人。

小臣，上士四人。

祭仆，中士六人。

御仆，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隶仆，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79]

如上，虎贲氏与旅贲氏等均为勇士性质的职官系列，属下有下大夫、中士、府、史、胥、虎士等四至六种职官阶衔类，节服氏虽为掌祭祀朝觐衮冕的职官，但也是在王身边执戈盾的护卫者，其职官为勇士性质的祭仪者，有二至四种职官阶衔类。而大仆以下的职官虽然也在王身边，如大仆“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却没有执戈盾的护卫身份。因此，介乎虎贲氏类勇士系列与大仆类隶杂仆从系列之间的方相氏，其装扮既有勇士执戈扬盾的护卫身份，又有与隶仆同驱傩的杂役身份等，则“方相氏”的身份便可以这样理解：出身世袭的氏族具有王的护卫职能，其身份类同于“节服氏”的武职文用的功能，以武职文用于“掌蒙熊皮”等为王做服饰仪礼类的职能，由于它“狂颠”的家族本质，因此被下派于“帅百隶时傩”的隶仆杂役类活动，便不会被认为僭越周礼规范。而“时傩”活动显然也是王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只是因为涉及“污秽”或“不祥”等恶劣工作性质或领域，需要“百隶”类最低层次的人员去工作，便选择“方相氏”这种应该与“百隶”有某种因缘的职官来作为首领。联系上一节“狂夫”的叛将身份解读，推测“方相氏”职官可能是由来自四方诸侯的叛将担当且为世袭，另一个旁证是方相氏的装扮奇异性，为王的一种警戒心理表现，也有类似巫优丑化借以诅咒与警醒四方的心理。

作为周之“怪民”，方相氏的职官阶衔问题，清惠士奇以为“狂夫掌帅百隶，当在徒上，其等未详”^[80]。仅按周礼严密分类的职官秩序来看，方相氏排秩在节服氏之后，归属于虎贲（勇猛）类的最低端，节服氏仅有下士与徒二种职官阶衔，故推测“狂夫”作为武职文用的职官应该等类同于下士或徒；又因为它“帅百隶”的将领身份，比照周礼兵制成军之法“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81]。则可以给它定个“上士”的职官阶层。然而这仅是类比，既然周礼中没有定性“狂夫”的官阶品衔，说明它不在官阶系列而仅类属于“巫医工”般的系列，或者“狂夫”为临时性的派遣而已，官阶因此而不能确定。清人惠士奇《礼说》言：“周天子制官之禄，皆以爵为差，於其内外，诸侯官亦如之。……夏官，贾八人，虎士八百人，狂夫四人，工四人，马医四人，又圉師六百一十二人，圉人二千五百九十二人。”^[82]可知，“狂夫”为“爵差”，处于“虎士”与“工”之间。然而，“狂夫”的“爵差”十分特别，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并不是官职人员如上所述，甚至不合周礼制度（因为它的僭越性），它兼有勇猛、怪扮、罔圣、通神、隶首等一系列的特性，康保成教授认为它是一个“丑角”^[83]，结合它装扮与言行及职能等来看，显然它具有“巫优”的身份特点，因此可以从逻辑上推论“方相氏”实为由“巫优”临时性装扮、具有行为表演艺术性质的通神者。陈梦家先生也有此论。

巫优身份地位低贱，活动在皇权左右，既通神罔圣，又兼预言刺美，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随便穿各种身份人的服饰进行装扮，甚至恶搞装疯卖傻，如优孟衣冠的故事中的优孟便是典型的狂夫形象。

傩戏：探寻方相氏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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