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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傩戏史:远古傩礼乐中的石磬特质

【摘要】:“击石拊石”说明“石磬”乐器特质,在远古时代的考古中也有发现,只是“弦瑟”乐制未见考古发现。这是尧时代的“祭上帝”音乐体制特点。远古的“祭日”仪式活动,包括“救日”巫术活动中,鼓乐是最重要的内容。

神话传说颛顼黄帝之子,因黄帝以云为图腾,故作《承云》“礼乐”祭典“上帝(天神)”,如《吕氏春秋·古乐篇》载:“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乐,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乃令 先为乐倡, 乃偃寝,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5]但这类传说性史料记载,仅作一种参考,未必确实可信。又见载:“帝尧立,乃命夔为乐。夔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 冒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瞽瞍乃拌五弦之瑟,以(作)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6]文中提及“祭上帝”所用音乐体制尧与颛顼时代略有不同,尧时代“祭上帝”作《大章》,先是夔“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然后以“麋 冒缶而鼓之”,再“击石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间”,而“瞽瞍”作“十五弦之瑟”为伴奏等,这是一套完整的“礼乐”体系,显然是后人加工整理增饰而来,但作乐的基本程式及乐器形态仍值得重视,先是仿山林自然之天籁而歌(或呼啸),反映出远古时代的“音乐”模仿生成的原生态,应该可信。以“麋 冒缶而鼓”的乐器形制,在考古发掘中已得到证明。“击石拊石”说明“石磬”乐器特质,在远古时代的考古中也有发现,只是“弦瑟”乐制未见考古发现。有一句具有关键性的句子“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上帝”是以“玉磬”为音乐表达方式以“致舞百兽”,则“百兽率舞”等舞制的目的是“祭上帝”,以达到“庶尹允谐”目标,而“击石拊石”代表着“上帝”的在施发号令。这是尧时代的“祭上帝”音乐体制特点。而颛顼时代则有所不同,“效八风”之音作《承云》以“祭上帝”,属“空桑”地方民间歌谣“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已不再是“天籁”(山川林谷)之音,而是具有社会意义的“民风”音乐体系,且伴以“鼍鼓”节奏等。倘若把尧时代“祭上帝”视为“天籁”(万物皆有灵观念的体现,自然神时代,上帝为模糊概念),则颛顼时代“祭上帝”已转型为“民风”(从自然神渐变为英雄神时代,上帝为天人合一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把颛顼时代的“祭上帝”作为“礼乐”起源,是有一定道理的。

远古的“祭日”仪式活动,包括“救日”巫术活动中,鼓乐是最重要的内容。现存较早记载“救日”巫术活动,如《左传》载在夏代时即已有之,“《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昭公十七年)’……救日击鼓的方式,《夏书》中称‘瞽奏鼓’,即由盲乐人击鼓,而《左传》则称击鼓为‘伐鼓’,如《庄公二十五年》云:‘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文公十五年》与《昭公十七年》也同记云:‘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7]在这种朴素的“日食”观念支配下,击鼓救日实际是一种鼓噪驱邪法,它的意义是“用各种声音造成一种雄壮的气势,威逼天上恶魔把太阳吐还给人间”[8]。因此,如许兆昌先生说,据此可以想见夏代实施救日巫术时,在隆隆的鼓声中,车迅弛,人疾奔,展现的正是极为壮观、热烈的鼓噪驱邪场面。[9]《春秋》一书中有数则关于古代施行救日巫术时击鼓的记载。例如,《庄公二十五年》云:“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10]用牲于社,击鼓驱祟的方法,在《周礼·夏官·太仆》中也有类似记载,如“救日月,赞王鼓”等,可见击鼓救日、月在周代已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制度。

综上所述,鼓声、人的“疾走”(应该是有节奏的“疾踏”)是驱除邪祟的重要巫术方法。后世“傩乐”朴素的音乐理论,便直接源于此。同时,也应伴有“百兽率舞”的“击石拊石”音乐体制,以象征“庶尹允谐”(人神各得其所,天人鬼神格物有致),即驱除邪祟各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