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傩礼制度,在两晋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演化。综合可知,南朝的傩礼体制已全面融入腊祭礼仪,已向民俗化方向转型。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皇帝和百官从参与驱傩转型为观演驱傩的重乐人表演体系的变革,意味着从东汉傩礼的严肃规范性,开始向南北朝时傩礼的娱人弄神表演性转化。......
2023-08-11
清朝及近代傩礼,已全面失诸乡野,融为巫觋斋醮科仪的傩祭形态。
清嘉庆十三年刻本《崇安县志》载崇安县有“禳解”祭仪,“疾病难痊,即祝神占卦,召巫禳解,亲族遗以酒菜,号曰‘赠巫’,犹古者逐疫之意”[37]。这类“逐疫”的“赠巫”祭仪活动,就“赠巫”二字来看有源于“冬堂赠”或“舍萌于四方”的礼俗。这类斋醮科仪傩祭,往往与祷祝疾病的“还愿”仪式联系一体。如清乾隆四十一年刻本《临潼县志》云:“(祷祝)疾病则祷城隍、关帝、药王。妇人信神尤甚,小儿疾或出痘,则祷娘娘,许愿戏,醮挂袍幡、牲果、香烛为常。”[38]说明在清代盛世期的陕西临潼的民间有治病的斋醮祷祝相关活动,这类活动在明清时代的西南地区已作为“还傩愿”范畴。又见清乾隆间《富平县志》载:“祷祝:疾病则祷城隍、关帝、药王。妇人信神尤甚,小儿疾或出痘,则祷娘娘,许愿戏,醮挂袍幡、牲果。香烛为常;祈嗣,则送子观音,骊山老母九月九日祷祝,拔神前花,生子则还银花。养与则祷马王,生骡则献乱谈,亲支持盒酒作贺,以多为荣。出入,则祷土地。田有虫,祷虫神。疫祷五瘟,有灾祷火神。”[39]而在甘肃等境内,“还愿傩”活动又与“喇嘛”佛教等宗教仪式融为一体,如清光绪三十四年刻本《甘肃新通志》载:“(平凉县)番俗:新年至十五日,大喇嘛台坐念经,戴面具,著彩服蟒袍异色者三十二人为天王、菩萨、牛头、马面、护法诸像,于寺中坛上跳舞。”[40]可见,这类斋醮科仪特色的“还傩愿”风尚在西北地区较为广泛流行。
在西南地区,斋醮科仪的傩祭风尚更加浓厚,如《思南府续志》载:“冬时傩,亦间举,皆古方相逐疫遗意。”[41]再《贵州通志》载:“凡年终腊月庚申日,民间每庆坛神必杀豕,招巫跳舞,歌唱彻夜不停,巫装女样,如戏子旦角。”[42]可见这类傩祭与“庆坛”驱病魔的巫祭活动相关。又因为西南地区多为中部地区的移民,特别是明代军屯文化影响,则傩礼体制呈现出“屯堡”民俗文化特色,故清康熙年间《贵州通志》云:“土人所在多有,盖历代之移民。在广顺、新贵、新添者(寨)与军民通婚姻,岁时礼节皆同。男子间贸易,妇人力耕作,种植时,田歌相答,哀怨殊可听,岁首则迎山魈,逐村屯以为傩,男子妆饰如社火,击鼓以唱神歌,所至之家,皆饮食之”[43]这类“逐村屯以为傩”的体制格局,形成西南傩制的特色。
在中部地区,如湖北、湖南省境内,斋醮科仪特色的傩祭更是十分普遍,“还傩愿”民俗活动多演“孟姜女”故事。如清同治五年刻本《来凤县志》载:“每岁春夏之交,城内外醵金斋醮,地方官亦诣坛上香,为民祈福,即古者国人大傩之意”,“(五六月间)村民颇信巫觋,疾病不服药,多听命于神……一曰‘还傩愿’,延巫屠豕,设傩王男女二像,巫戴纸面具,饰孟姜女、范七郎,击鼓鸣锣,歌舞竟夕。”[44]此类“还傩愿”伴随着戏曲(歌舞)表演活动,在湖北省境内习见,如清同治六年版《通城县志》载“三春之月,迎傩神演戏,谓之“还香火”[45],在季春(春夏之交)时“迎傩神演戏”称为“还香火”(还愿)。“还傩愿”在湖南沅、湘江之间民俗礼仪中较常见,如清同治十一年刻本《巴陵县志》载:“(傩案):乡村聚族而居者轮年供奉,一岁而迁,名曰‘坐案’……春夏有游傩之戏。”[46]清嘉庆十六年刻本《宁远县志》、同治八年刻本《续修永定县志》、同治八年刻本《慈利县志》、清同治八年《直隶澧州志》、清道光元年刻本《辰溪县志》、清光绪四年刻本《龙山县志》等均有“还傩愿”相关记载。可见在清中晚期以后,湖南省境内较多出现“还傩愿”民间祭仪状况以及伴随的“演傩神戏”活动,而“傩神戏”的重要剧目就是《孟姜女》,如清道光元年刻本《辰溪县志》载“又有还傩愿者。至期,备牲牢,延巫至家,具疏代祝,鸣金鼓,作法事,扮演《桃源洞》《神梁口土地》及《孟姜女》等剧。”[47]清同治八年刻本《直隶澧州志》也载“冬月冬至,合族祭先祖于祠。……始傩,击鼓铙锣,以迎傩神,逐疠疫。舞者歌孟姜女故事,飨以牲醴,馂其余乃罢。”[48]在四川、江西境内,也有类似的斋醮科仪性质的傩祭活动形态记载,如江西《宜黄县志》清道光五年刻本载“建醮祈禳:上元前后,各于保甲内士神庙作“年规会”,建醮祈年禳灾。壮士擎纸船,锣鼓引道士沿户入门洒净,祓除不祥,男妇惟虔,如古傩礼。”[49]这类“古傩礼”活动,已成为时至今日湘、赣、川、鄂等地民间傩祭的重要形态。如清嘉庆二十二年刻本四川《汉州志》载:“二月。“春社”后,设坛建醮:作纸龙船坐瘟、火二神像,周巡四隅,众扮执役,呵导前行,一道士仗剑随之,鼓乐齐鸣以逐疫,谓“平安清醮会”,是古傩遗意。”[50]“平安清醮会”被视为傩祭仪礼,是清及近代傩制的基本内涵。
近现代傩制礼仪的另一种演化倾向,即向“社火”逐疫的民俗风尚转化。
据民国年间抄本《和政县志》载:“(正月)四五日内,邻里亲友互相拜贺,遇丰年则扮演社火,即有乡人傩之遗意。”[51]民间在“丰年”扮“社火”已成“乡人傩”的象征。这种现象在其他地区也习见,如山西、甘肃、宁夏等境内的“赛赛”即是一例。
近现代傩制礼仪的又一种演化倾向,即与地方民族宗教传统相结合。如宁夏、西藏、新疆地区的傩礼,便与当地的佛教、伊斯兰教等祈祷诵经形式紧密相连。如民国十六年铅印本《朔方道志》(宁夏)载:“(蒙俗):新年至十五日,大喇嘛台坐念经,戴面具,着新服蟒袍异者者三十二人,为天王、菩萨、牛头、马面、护法诸像,于寺中坛上跳舞。”[52]这种以喇嘛念经戴面具驱逐的仪式,在西藏地区习见,可视为同源的传播形态例证。又,新疆地区的祈祷禳除祭仪形式,有结合伊斯兰“阿訇”诵经的形式,如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哈密志》(新疆)载:“祈祷:凡祈祷禳之事,皆由专门行教者任之,呼为‘海连搭尔’,如内地巫师之类。……如有邪祟者,请海连搭尔禳之,名为‘捉鬼’。无番烛、牲酒之设,但有羊皮小鼓,面径尺余,高约三寸,框里周缀铁环,摇之锵然。左手托其框,以右手拍之,每用三人并立,且击且唱,闹至半夜始散。苟有疾症,亦往往请阿浑(念訇)经祝解,以求速俞。闲暇之时,喜唱劝世文以正风化。”[53]“阿訇”是伊斯兰的称谓,其祭仪形式“捉鬼”过程中,设牲礼、摇击小羊皮鼓、三人并立说唱、闹至半夜等,基本呈现出这类傩礼的风貌特色。
近现代傩制礼仪的一个重要演变形式,是具有综合表演艺术体的傩戏体制产生,标志着傩戏研究学科的成立。
【注释】
[1][清]秦蕙田撰:《五礼通考》(卷五十七),新兴书局,1970年,第3326页。
[2]钱茀著:《傩俗史》,广西民族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50页。
[3][元]陈澔注:《礼记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5页。
[4][宋]孟元老撰,李士彪注:《东京梦华录》,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第107—108页。
[5][宋]郑居中等撰:《政和五礼新仪》,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19页。
[6][元]周密撰:《武林旧事》(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7][宋]吴自牧撰:《梦粱录》,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第76页。
[8][元]陶宗仪撰:《说郛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17页。
[9][宋]吴自牧撰:《梦粱录》,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第56—57页。
[10][宋]吴自牧撰:《梦粱录》,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第76—77页。
[11][清]张豫章:《四朝詩》(宋诗卷七十三),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转引自杨启孝编:《中国傩戏傩文化资料汇编》,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3年,第131页。
[13]转引自杨启孝编:《中国傩戏傩文化资料汇编》,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3年,第131页。
[14][元]脱脱等:《辽史》(卷五十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877页。
[15][金]元好问:《中州集》(中州己集第六),见《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
[16][明]宋濂等:《元史》(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76年,第1924—1925页。
[17]钱茀著:《傩俗史》,广西民族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9页。
[18]钱茀著:《傩俗史》,广西民族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9页。
[19][元]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见《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抄本。
[20]转引自黄世堂、晏政风:《年节风俗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30页。
[21][元]释圆至:《牧潜集》(卷七),清武林往哲遗著本,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元]方回:《桐江续集》(卷二十五),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元]龚璛:《存悔斋稿》(元至正五年抄本),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元]刘诜:《桂隐诗集》(卷三),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元]吴当:《学言稿》(卷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26][元]吴莱:《渊颖集》(卷二),见《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本。
[27][元]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五),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元]许有壬:《至正集》(卷十三),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29][元]张之翰:《西崖集》(卷八),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邱睿:《大学衍义补》(卷六十四),转引自《中国傩戏傩文化资料汇编》,第126—127页。
[31]钱茀著:《傩俗史》,广西民族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52页。
[32][明]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07页。
[33][明]蒋之翘:《明宫词》(天启宫词),转引自《中国傩戏傩文化资料汇编》,第133页。
[34][明]贝琼:《云间集》,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明]解缙:《文毅集》(卷四),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6][明]黄佐:《泰泉乡礼》(卷五),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清嘉庆十三年刻本《崇安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1247页。
[38]清乾隆四十一年刻本《临潼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50页。
[39]清乾隆四十三年刻本《富平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50页。
[40]清光绪三十四年刻本《甘肃新通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169页。
[41]1965年贵州省图书馆油印本《思南府续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459页。
[42]转引自:邓光华著:《傩与艺术宗教》,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第23页、第25页。
[43]清康熙十四年刻本《贵州通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423页。
[44]清同治五年刻本《来凤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448—449页。
[45]清同治六年活字本《通城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337页。
[46]清同治十一年刻本《巴陵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487页。
[47]道光元年刻本《辰溪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618页。
[48]清同治八年刻本《直隶澧州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658页。
[49]清道光五年刻本《宜黄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1127页。
[50]清嘉庆二十二年刻本《汉州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67页。
[51]民国年间抄本《和政县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216页。
[52]民国十六年天津华泰书局铅印本《朔方道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236—238页。
[53]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哈密志》,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第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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