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及近代傩礼，已全面失诸乡野，融为巫觋斋醮科仪的傩祭形态。这类斋醮科仪傩祭，往往与祷祝疾病的“还愿”仪式联系一体。[38]说明在清代盛世期的陕西临潼的民间有治病的斋醮祷祝相关活动，这类活动在明清时代的西南地区已作为“还傩愿”范畴。在中部地区，如湖北、湖南省境内，斋醮科仪特色的傩祭更是十分普遍，“还傩愿”民俗活动多演“孟姜女”故事。......
2023-08-11
中国傩戏史：南北朝傩礼演化及转型
【摘要】：南北朝傩礼制度，在两晋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演化。综合可知，南朝的傩礼体制已全面融入腊祭礼仪，已向民俗化方向转型。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皇帝和百官从参与驱傩转型为观演驱傩的重乐人表演体系的变革，意味着从东汉傩礼的严肃规范性，开始向南北朝时傩礼的娱人弄神表演性转化。
南北朝傩礼制度，在两晋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演化。
道教斋醮与驱邪科仪已渗入到皇家礼乐体制之中，如刘宋郊天礼乐，已有“散斋”、“致斋”等内涵形式。如杨英先生说：“刘宋郊天礼的仪式……都经由散斋、致斋、夕牲、献血腥、燔燎（瘗埋）等程式而后事毕。”[86]且“厌胜”巫术仪式活动盛行，如《陈书》说陈后主宠爱的贵妃张丽华“好厌魅之术”即是一则重要例证，南北朝时的“厌胜”巫术广泛地运用于军事、后宫、治病、风水等诸多方面，成为这一时期的傩礼制度的一大特色。
1.南朝傩礼制度
南朝傩礼制度形态，见如下史料记载：
（1）南朝之宋代“大傩”即由“卫士”充当，如：“三年秋，太后体不安，左右忧惶，祷请祝辞，愿得代命，太后闻之，即谴怒窃，敕掖庭，令以下，但使谢过祈福，不得妄生不祥之言。旧事，岁终当飨遣卫士，大傩逐疫。太后以阴阳不和，军旅数兴，诏飨会勿设戏作乐，减逐疫侲子之半。”[87]可见，南朝之宋代的“卫士驱傩”特色，以“卫士”充当“侲僮”，且有“祝辞”礼乐歌形态。
（2）至南北朝时，如梁代“驱傩”，“县官（天子）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索，虎画于门，效前事也”[88]。又，据《梁书·曹景宗传》载：“（景宗）为人嗜酒好乐，腊月于宅中，使作野虖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本以为戏，而部下多剽轻，因弄人妇女，夺人财货。高祖颇知之，景宗乃止。”[89]又，《南史·曹景宗传》载：“腊月，于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本以为戏，而部下剽轻，因弄人妇女，夺人财物。”[90]又，据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称：“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乃作金刚、力士，以逐除。”[91]
“腊除夕”即为“驱傩”，“腊”与“傩”已全面融合且“辞旧迎新”的生活化理念增强，“饰桃人”、“垂苇索”、“虎画于门”等民俗化的“驱傩”礼制背后，潜隐着某种类似“颛顼三子”的神话（传说）故事。
又，则知南朝时，梁朝名将曹景宗有“腊月”“于宅中”“作邪呼逐除”的习俗，他的“部下”（兵勇）扮演“傩人”到市井“人家”“乞酒食”（驱傩），“本以为戏”等，故知梁朝的“傩礼”仍在贵族阶层的“装扮”表演，所“乞”演变为“夺人财物”，甚至“弄人妇女”，虽非傩礼本意，但可看出南朝傩礼的“轻薄”化倾向与“装扮”神圣光彩的衰退，由娱神乐人，悄然向“娱人”“弃神”化的方向转化。
综合可知，南朝的傩礼体制已全面融入腊祭礼仪，已向民俗化方向转型。
2.北朝傩礼制度
（1）《魏书·礼志》载：“高宗和平三年十二月，因岁除大傩之礼，遂耀兵示武。更为制，令步兵陈于南，骑士陈于北，各击钟鼓，以为节度。……南败北捷，以为盛观，自后踵以为常。”[92]“（北魏文成帝和平三年）十有二月乙卯，制战阵之法十有余条。因大傩耀兵，有飞龙、腾蛇、鱼丽之变，以示威武。”[93]
如《魏书》载，北魏的大傩之礼的一个特点是“耀兵示武”，以“钟鼓”为礼乐制，“大傩”的“耀兵”有阵法（军队操列），但最重要的是朝着百戏化方向演变，所谓“飞龙”、“腾蛇”、“鱼丽”之变，如任半塘先生所说即为汉代驱傩一脉相承（前文已述）。
（2）齐制傩礼，较多承续东汉旧仪，如：“河清年中令，岁十二月半讲武，至晦逐除。二军兵马，右入千秋门，左入万岁门，并永巷南下，至昭阳殿北，二军交。一军从西上閤，一军从东上閤，并从端门南，出阊阖门前桥南，戏、射并讫，送至城南郭外罢。”[94]又如齐国傩礼载：“齐制，季冬晦，选乐人子弟十岁以上、十二以下为侲子，合二百四十人。一百二十人赤帻皂褠衣，执鼗，一百二十人赤布袴褶，执鞞角。方相氏黄金四目、熊皮蒙首、玄衣朱裳、执戈扬楯。又作穷奇、祖明之类，凡十二兽，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其日戊夜三唱，开诸里门，傩者各集，被服器仗以待事。戊夜四唱，开诸城门，二卫皆严。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执事官第一品已下、从六品已上陪列预观，傩者鼓噪，入殿西门，遍于禁内，分出二上閤，作方相与十二兽儛戏，喧呼周遍，前后鼓噪，出殿南门，分为六道，出于郭外。”[95]
按中山大学黎国韬先生观点：“北齐季冬的大傩仪有明显模仿东汉禁中大傩仪的倾向。特别是方相氏和十二兽舞的出现，以及中黄门、冗从仆射等执事官的使用。当然，也存在以下数点改动：一则侲子达到二百四十人，数目为东汉禁中大傩仪的两倍。二则指挥统领者由东汉的黄门令改为鼓吹署令，这与西晋以后政府设置乐官机构鼓吹署有必然的联系。三则明确提到“儛戏”，其戏弄成分大约较东汉禁中大傩仪尤为浓厚。”[96]
总结齐制傩礼，可以看出，齐制“季冬晦”（年末）由“乐人子弟”为侲子，又有“军兵马”及百官等共同参与，人数规模已相当庞大，既有北魏体制的演兵耀武，又有东汉侲子驱傩的形态。可见齐制大傩是混融体制，它源于东汉傩礼，但在驱傩理念、乐舞体制、驱傩方法、时令内涵等诸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变革。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皇帝和百官从参与驱傩转型为观演驱傩的重乐人表演体系的变革，意味着从东汉傩礼的严肃规范性，开始向南北朝时傩礼的娱人弄神表演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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