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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傩戏史:两晋傩礼制度

【摘要】:两晋时代的谶纬之风盛行,宫廷朝野及各政治集团之间常借用这类巫术仪式作为政治手段。而这类巫术仪式又与两晋傩俗互相渗透,成为这一时期傩礼变革的重要内涵特色。或者可以说,两晋的驱傩内涵中已具有谶纬的某些因素。[85]干宝所记,是两晋时代唯一直接言及“傩”礼的史料。故从东汉至两晋时代的“驱傩”,有转为“小儿鬼”的特质倾向。东晋傩礼出现了一个重要转折,即有与方士仪式相混融的迹象。

两晋时代的谶纬之风盛行,宫廷朝野及各政治集团之间常借用这类巫术仪式作为政治手段。而这类巫术仪式又与两晋傩俗互相渗透,成为这一时期傩礼变革的重要内涵特色。或者可以说,两晋的驱傩内涵中已具有谶纬的某些因素。

1.西晋时期的傩礼

西晋时期的傩礼,学界常引用的史料有两条,如下:

其一,《宋书·礼志一》载:“旧时岁旦,常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门,以禳恶气。汉仪则仲夏之月设之,有桃卯,无磔鸡。案明帝大修禳礼,故何晏禳祭议据鸡牲供禳衅之事,磔鸡宜起于魏也。桃卯本汉所以辅卯金,又宜魏所除也,但未详改仲夏在岁旦之所起耳。宋皆省,而诸郡县此礼往往犹存。”[79]

这则史料说明几个问题:

(1)这主要记载三国时魏明帝大修禳礼的史料,如上文所述。但魏国所修的“禳礼”,至南北朝宋代时的“诸郡县此礼往往犹存”,说明曹魏时大修的禳礼在两晋时代仍在流传。

(2)岁旦,常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门,以禳恶气。这种辞旧迎新礼仪,主要在“宫门”及“百寺门”举行,已经渗入佛教“百寺”的因素。

其二,《文献通考》卷八十八载:“晋制:每岁朝,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之门,以辟恶气。太始二年,有司奏春分祀厉殃及禳祠,诏曰:‘不在祀典,除之。’”[80]

按晋制,“每岁朝”的“设苇茭桃梗”之礼,与上文《宋书·礼志一》所载同,仅将“禳”字改为“辟”字,说明两晋时代的“禳礼”沿革曹魏。又“太始二年”,即西汉武帝刘彻的年号,为公元前95年;又,十六国前凉张玄靓的年号,为公元356年;再,南朝侯景年号,即公元552年;渤海简王大明忠年号,即公元818年[81]。据后文内容提及弃除“厉殃及禳祠”文字,结合上文王肃所提及汉朝除“厉殃”的记载,可证此“太始二年”是指西汉武帝年间。则知,西汉武帝年间,弃除在春分间“祀厉殃及禳祠”的礼仪。

又有两条史料记载涉及“逐除”、“季冬大蜡”礼俗,或与傩俗有关,如下:

其一,据《荆楚岁时记》引《晋阳秋》所载:“王平子在荆州,以军围逐除,以斗故也。”[82]王平子,即王澄,西晋惠帝末,官至荆州刺史。“以军围逐除”,即以军队围猎的方式进行“逐除”活动。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逐除”活动至西晋末年已经延伸到州郡层面;二是以军队围狩的方式进行逐除,有军礼的意义,也有军队骑兵猎射的虚拟表演的形式。

其二,嵇含(262—306)撰《娱蜡赋》(并序),其中有云:“大蜡之夕,虽天下同有,至携金兰以齐声利,贵得意以遣荣势,孰我尚哉!”(《艺文类聚》五,《御览》三十三)。任半塘先生说:“晋代民间风俗已视蜡日为一佳节,至于互相庆贺。”[83]晋嵇含《娱蜡赋序》标“娱蜡”两字,则蜡祭已演变成“蜡戏”倾向,由于“傩蜡”之风混融,西晋“大蜡”的驱傩意义值得深入探讨。

2.东晋时期的傩礼

东晋时期的傩礼,相关史料如下:

(1)《荆楚岁时记》按语所引殷芸《小说》一条记载:“孙兴公常着戏头,与逐除人共至桓宣武家,宣武觉其应对不凡,推问乃验也。”[84]孙兴公,即孙绰,东晋初人,文学家,曾为庾亮参军。戏头,即胡头。“戏头”与“逐除人”共至桓宣武家,说明两者为同一类人,即“逐除人”就是“着戏头”的装扮。“应对不凡”则说明“逐除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应变能力问题,则“逐除人”可能即有类似“应对”的技能。

(2)东晋干宝《搜神记》载:“昔颛顼氏有三子,死而为疫鬼,一居江水,为疟鬼;一居若水,为魍魉鬼;一居人宫室,善惊人小儿,为小鬼。于是正岁命方相氏帅肆傩,以驱疫鬼。”[85]干宝所记,是两晋时代唯一直接言及“傩”礼的史料。此史料源于东汉蔡邕《独断》,所言驱“疫鬼”均为“未成年(小儿)”而死者,即夭折者(殇)。故从东汉至两晋时代的“驱傩”,有转为“小儿鬼”的特质倾向。东晋傩礼出现了一个重要转折,即有与方士仪式相混融的迹象。由于东晋(317—420)末刘宋(420—479)初造构灵宝经的道士创立,已产生“灵宝科仪”,其中包括斋仪和度亡仪等,这些仪礼中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驱邪”,与驱傩混融。

综上可知,两晋时代的傩礼发生了三大变化,在沿袭汉魏傩蜡之风的基础上,一是朝着娱蜡(傩)的戏曲化方向,二是朝着神话传说故事化方向,三是朝着佛道科仪化方向。这几种变化方向均有一个共同基础,即谶纬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