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傩戏：殷商乡人傩礼制度沿革

2023-08-1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傩礼是国家制度的产物，就此而言，傩礼生成的理论上时间应在夏朝，而目前学界确立傩礼肇始于殷商上甲微时代。殷商上甲微时期的“乡人禓”祭礼仪式，饶宗颐先生以为是“傩礼”的肇始，他说：“傩肇于殷，本为殷礼，于宫室驱除疫气，其作始者实为上甲微。”因此，殷商祭礼“乡人禓”，是指商王、及血缘关系最亲密的子族共同参与的郊社“祭日”活动。

傩礼是国家制度的产物，就此而言，傩礼生成的理论上时间应在夏朝，而目前学界确立傩礼肇始于殷商上甲微时代。作为“傩”核心内涵来说是“疫”，而“疫”与作祟“上帝”、“占梦”等相关联，是早期人类鬼魂信仰的产物。

中国早期人类的鬼魂信仰痕迹，在山顶洞人遗址考古中发现有“撒红粉末”现象，学者吾淳先生认为即是此类信仰的象征^[1]。葛兆光先生指出：“上古人已经有了‘死后世界’的观念和‘灵魂永存’的思想。”^[2]而早期人类发现“死后世界”的“灵魂”的媒介就是“梦”，如亚里士多德说：“说到‘梦’，首要在考察它的作用属于‘灵魂’的哪一部分。”^[3]而能够考察“梦”的作用及意义的人就是“占梦”（巫），“占梦”通过梦兆释解吉凶，并对“恶梦”作巫术“赠”仪式处理，即视这类“恶梦”为“疫”的范畴，实际上是对“死后世界”的一种“驱逐”意识，这便是“傩意识”和“傩行为”的产生。法国著名学者敏霍夫说：“（人死后的灵魂）它是产生一切灾难而且非加以安抚不可的力量。”^[4]由此检视殷商甲骨卜辞中大量“卜（占）梦”的记录，均发现有杀牲“血祭”的“安抚”行为，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殷商“卜（占）梦”主宰下的“傩行为”（意识）呈现出“安抚”特质。又，殷商“卜（占）梦”体制下有“御祭”方式，宋镇豪先生说：“殷人禳除梦忧，最常见的是举行御祭。”^[5]用于禳除作祟的“上帝（祖先灵魂）”，实际上是禳除作祟“上帝”背后的巫术力量，如纽豪斯博士观点：“假如疫疠猖獗，则自然原因永远也不足以解释这些事物。这里总是有巫术在起作用。”^[6]即“赠恶梦”巫术仪式实际上是禳除作祟“上帝（祖先灵魂）”背后“起作用”的“巫术”力量。此类“赠恶梦”仪式的禳除特质，即是“卜（占）梦”体制“傩行为（意识）”的又一特质。

殷商上甲微时期的“乡人禓”祭礼仪式，饶宗颐先生以为是“傩礼”的肇始，他说：“傩肇于殷，本为殷礼，于宫室驱除疫气，其作始者实为上甲微。”^[7]就理论上而言，殷之傩礼，承续于夏，但目前所发现的史料只能溯源至殷商上甲微时代。然后，“禓”祭源于早期人类的“日祭”活动，这一点可以从“禓”字的本义考据中得到证明。

“禓”本字为“昜”，见《甲骨文编》收录12例、《续甲骨文编》收录13例，共见25例^[8]，上部为“日”形，下部结构均为“丅”形，或略微弯曲的变形状。姜亮夫先生释“丅”为大石碑，他说：“甲文作丅〒为原形，即象大石碑。”^[9]可知“昜”字下部结构的“丅”形，当作象形“大石碑”释解，“大石碑”上的“太阳”即为殷商“日祭”神坛的会意。故“禓”字本义与“日祭”有关确信无疑。殷人以“石”为“社”，见《吕氏春秋》载“殷人社用石”，姜氏说：“此等制度，推其元始意义，盖以此等石或树木为祖先灵魂托居之所。”“盖古大石之制有二：一为立二石以上至四五石骈置之，而上覆以一大平石所谓dalmen也，即吾土文字中之示字；其特立一石而上不加平石者，则曰门海（menhir），即土字是也。……此等独石，其用意亦与dalmen相近，亦为祭祀祈福之灵石。”“社之制，盖建大石立于郊野山阿，此《郊特牲》所谓‘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10]由姜氏观点可知，“丅”形象征“大石碑”，即“石社”，“为祭祀祈福之灵石”，“立于郊野之山阿”，“以达天地之气”，则商人的“禓”祭目的和意义即在此。

但殷人的“郊野”离“宫室”很近，据考古发现两者大约在150米距离。如“在郑州商城内城东北部的北城垣东段内侧，有一片平垣高地，好像是一处以立石堆为主体的社祭遗迹，其西南约150米处就是宫室区。”^[11]说明殷人“禓”的范围仅局限在皇族及最亲近血缘关系的子族之间，这是殷人国家层面的重要祭礼形态之一，而殷人所谓的“乡人”即最亲近血缘子族，这从甲骨文“乡”字本义可以得到证明。

殷商甲骨文“乡”字，见《甲骨文编》前1·36·3载，作两人相向跪坐享用祭品貌，为会意字，释“卿”。《古文字诂林》释：“卜辞郷（乡）卿一字，重见卿下。”^[12]《续甲骨文编》中载2例“乡”字，为会意字，释“飨”。罗振玉为此析出甲骨文“乡”字形的六种类型，“皆象飨食时宾主相向之状，即飨字也。古公卿之卿，乡党之乡，飨食之飨，皆为一字，后世析而为三”。故罗氏说：“乡字的命名其源在此，乡老乡公乃是主襄祭祀的，所谓射礼，饮酒礼其重要的意义也在祭献，射箭饮酒是附合的意义，与‘猎’相同。……乡与卿本无所别，后人以襄助祭祷者为卿，而以祭祷之处为乡。”^[13]可见，殷商时期的“乡”概念，表达殷商子族在郊祀礼仪中享受同等“飨神”权利与助祭身份的双重意义。就“乡”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按罗氏所说“祭祷之处为乡”，则“乡”就在殷商王室的近郊处，即“大石社”为“祭祷之处”，如上引文郑州商王“社”在宫室150米距离处，因殷人重血缘亲疏关系的分层次聚居，可知殷商的“乡人（当时无此词语）”，实际上是商王子族中与王族血缘最亲近、分享王族祭祀权利最多的“子族”。因此，殷商祭礼“乡人禓”，是指商王、及血缘关系最亲密的子族共同参与的郊社“祭日”活动。

“乡人”一词，较早见诸《论语》、《春秋左传》等文献记载，多与“乡党”一词关联，已是春秋战国时期习见词语，可视为西周以来实行‘乡遂“制度的产物。西周时代的“乡人”概念与殷商略有所不同，由于社会进步和人口的发展因素，西周的“都城（王室）”与近郊居住的是王室、贵族及手工业奴隶，而近郊分为若干“乡”，称为“国人”，“国人”是国家政治与军事的支柱，参与讨论国家大事与充当军事主力，并要交纳军赋。“乡”之外称野、鄙、遂，人群统称为“野人”或“庶人”。因此，殷商称“乡人”，在西周称“国人”，故“乡人禓”在西周就是“国人禓”，“乡人傩”即“国人傩”，或简称“国傩”。但有一个问题需提出，“乡人傩”是作为殷人后裔的孔夫子在《论语》中提出来的，它是殷旧民后裔承续殷礼一部分，不一定属周礼或被周礼采纳，《周礼》中无“乡人傩”而只言“方相氏（时傩）”、“占梦（始傩）”等即是一证，而后世《仪礼》、《春秋左传》称“国人傩”、“天子傩”、“大傩”三种，其中“国傩”也可视为一证。

商亡后的旧族在西周时期被分封于鲁国、宋国等，每年固定时间仍有“禓祭”活动，如《左传·襄公九年》载：“宋灾，乐喜为司城以为政……二师令四乡正敬享，祝宗用马于四墉，祀盘庚于西门之外。”^[14]动用“二师（军队）”“令四乡正敬享”，即在“四乡”（指王室的四郊）的“四墉（城门）”杀“马牲”祝祷活动，而在“西门之外”特有“祀盘庚”（祖先魂灵）礼仪活动。说明西周时代的殷旧族“乡人禓”祭仪活动的规模仍很大，故有孔子朝服立阼阶（东阶）之语。殷民旧族以血缘亲疏构建社会组织体系，故“乡人”一词在孔夫子言语中多少有些“血亲”意义，这也是“乡人禓”深层的社会文化内涵之一。西周代商，实行井田制为经济基础的乡遂制度，宗法体制是其特有的社会文化内涵，则西周时代礼仪制度中有无“乡人禓”礼仪，值得商榷，笔者以为这是殷商血缘体系的产物。再则，西周的宗法体制所崇尚的“天”已发生了显著变化，如于民先生言：“率人以事神变为民为神之主和以德配天命。”^[15]近代考古也证明，西周的天命观发生重大变化，北京大学褚斌杰先生说：“经过殷周之际的巨大社会变动，西周奴隶主阶级在继承殷商奴隶主思想的同时，对传统的宗教崇拜作了某些重要的修正，从而使旧有的宗教思想，具有了新的面貌。”^[16]这种具有新的面貌的天命观，在西周初年确立，意味着对“天”祭礼的变革，则“乡人禓”祭礼必然受其影响。

综上所述，“乡人禓”在西周仅保存于殷旧族礼仪之中，并没有被周礼所接受，且从战国时期开始全面衰落，因为殷商旧族的“天跟上帝合二为一”的“有意志的宗教的天”，到战国时期“基本上已经是自然的天了”^[17]。后世文献言“大傩”、“国傩”、“天子傩”等，或部分保存了殷商旧礼俗元素，如“有司大傩”在四门磔攘，或为殷旧族“四乡正敬享”与“用马于四墉”的祭礼变革传衍。

中国傩戏：殷商乡人傩礼制度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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