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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镜头段落:一镜到底,完整呈现叙事

【摘要】:单镜头是指有一定长度,能较为完整地表达一个单元意义,通常与场面调度相结合,具有景别变化的一种镜头,也称为段落镜头。在单镜头中,静态的单镜头占有相当的比例。“单镜头”/“段落镜头”是指“一个较长时间的,连续不断的,不用分割的镜头。因此单镜头有由单个镜头构成整个段落的意思”。[45]3分50秒的单镜头/叙事段落一镜到底,不做切换,像一个默默地坐在玉纹、礼言对面,看着他们的旁观者。

单镜头是指有一定长度,能较为完整地表达一个单元意义,通常与场面调度相结合,具有景别变化的一种镜头,也称为段落镜头。静态镜头常常与较长时值的单镜头关联运用。在单镜头中,静态的单镜头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也是香港著名电影评论家林年同先生研究早期中国电影时所称的“单镜头表意体系”。

“单镜头”是林年同研究早期中国电影镜头语言时的核心概念。他认为中国电影区别于西方电影的不同之处在于“是以蒙太奇美学为基础,以单镜头美学做表现手段的电影”[41]。“单镜头”/“段落镜头”是指“一个较长时间的,连续不断的,不用分割的镜头。因此单镜头有由单个镜头构成整个段落的意思”。[42]

苏联早期电影强调镜头间的碰撞,重视蒙太奇在生成新的意义上的重要作用,“蒙太奇由于不大理会单镜头的作用,因此比较侧重于镜头的组接,利用镜头的组接产生意义”。好莱坞电影镜头注重因果关系的动作/反动作关系,运用正反打镜头,对意义进行“缝合”,而中国电影则以时值较长的单镜头见长,不强调镜头间的碰撞和意义的诞生,而是中国式的“叠加”[43]关系,表现出对段落叙事比较笼统、混沌、模糊的把握,很少使用正反打镜头。

费穆与张艺谋相距半个世纪,却对单镜头表现出共同的趋向与爱好,特别是张艺谋的早期创作与费穆后期电影,显示出文人电影在镜头语言上的一脉相承。

■《小城之春》,费穆导演,1948年

《小城之春》(1948年)对单镜头的运用近乎极致,“基本造型风格就是大多一场一镜、单镜直落,以长(单)镜头作为影片的基本结构单位”。[44]体现了文人电影最为典型的镜头风格。

《小城之春》中,戴秀给志忱送盆景段落;志忱给礼言看病段落;礼言给志忱倾吐夫妻生活的苦闷段落;志忱与玉纹互诉心曲商量“怎么办”,玉纹失口说出“除非他死”段落;志忱在城头教戴秀跳舞后,两人坐在地上倾谈段落;戴秀、志忱兴致勃勃地回家,正碰上房栏边玉纹段落;晚上玉纹服侍礼言睡段落;玉纹来到志忱房间邀志忱晚饭后到城墙上相聚段落;“可爱的玫瑰花”醉酒段落……长时值单镜头的数量如此密集,人们得以专注于男女主人公进退两难、辗转反侧的心灵天地,成为影片中一个接一个、耐人寻味的动人华章。

在这些大量的单镜头段落中,导演费穆总是以充满温情的目光,把摄影机往那儿一架,深恐打扰影片中的主人公,远远地、静静地待在那儿,偶尔随着演员的横向、纵深走位,辅以幅度很小、几乎看不出来的水平横摇和细微的纵向推拉,形成轻微变化的景别体系。观众也乐而忘返,陶醉其中。

玉纹夜晚服侍礼言吃药、休息一段:

夜,内景。

特写:一只手拉开抽屉,拿出药瓶。

上摇成近景:玉纹木然地倒出药片。

右摇成近景:礼言拿着书,呆呆地看着玉纹。

推成特写:礼言放下书,一杯水入画,同时递上药片。礼言木然地接过来,正想把药片放进嘴里,抬头望着玉纹。水杯和拿药片的手出画。

拉成双人中景:玉纹拿着水杯和药片,正要转身出画,礼言轻轻地渴望地抓住玉纹的手,玉纹毫无表情地慢慢推开,左出画。礼言呆呆地望着走开的玉纹,站起来向左走来。

左跟摇成中景:礼言坐在床边,依旧望着玉纹,玉纹默默地以背入画,弯腰拿出拖鞋,放在礼言的前面。起身要出画时,礼言再次轻轻抓住玉纹的胳膊。

礼言:坐一坐,我们谈谈。玉纹轻轻地推开礼言的手,坐了下来,冷冰冰地。

玉纹:你有什么话要说?

礼言:你觉得志忱这个人怎么样?

玉纹(内心一惊):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礼言:你觉得他如何?

玉纹(不解其意):你的朋友当然好。

礼言:他比我强多了。

玉纹(稍有不快地):你提他干什么?

礼言(神情稍舒展地):妹妹今年16岁了。

玉纹(如释重负地):噢。

礼言:你明白啦?我想让妹妹等志忱两年。

玉纹(起身,似中断谈话,也似掩饰刚才心中的慌乱):你的意思是让志忱等妹妹两年?

礼言:对呀,让志忱等妹妹两年。

玉纹(似有兴趣地):妹妹愿意吗?

礼言:所以,我找你跟妹妹谈谈。我是哥哥,她总不大好意思。

玉纹:你的意思是让我做媒?

礼言:先跟她谈谈。

玉纹:志忱呢?

礼言:这个……

玉纹:也让我去说?

礼言:当然我去。

玉纹(轻轻地一笑):志忱未必肯等吧?

礼言:他现在又没有,他跟妹妹很好。

玉纹(掩饰自己早已知道的醋意):噢。

礼言:这是一门很好的亲事。

玉纹(似乎考虑如何对礼言说,应付地):你是这样想?

礼言:哎。

玉纹(找借口):妹妹年纪还小,还在念书,别把这些事情搁在她脑子里。

玉纹(很意外地对礼言表示亲近,重新坐在礼言跟前,有点反常地抓住礼言的手,求似的)我不想去说。

礼言:何妨试试呢?

■《小城之春》,费穆导演,1948年

玉纹(仍抓住礼言的手):缓缓吧!

礼言:哎,也好。

玉纹(站起):不早了,你睡吧。安眠药真的不吃了?

礼言(第三次抓住玉纹的手,似有所求的):不吃了。

玉纹(要转身出画):那么明儿见。

礼言(仍然抓着玉纹的手,渴望的眼神,玉纹绕到礼言的右侧,坐在床上):不要走。

玉纹无语地把礼言的手拿开,站起来,礼言呆呆地望着玉纹。

镜左跟摇,中景:玉纹带上门,左出画。

镜右摇回中景:礼言似有叹气地仍呆呆地望着离开的玉纹。

渐隐。[45]

3分50秒的单镜头/叙事段落一镜到底,不做切换,像一个默默地坐在玉纹、礼言对面,看着他们的旁观者。

玉纹开始伺候礼言服药的程式化动作,对礼言示好时内心毫无波澜的麻木,听到礼言谈论志忱时的慌乱、掩饰与不解,知道礼言是给志忱提亲时的释然,紧接着内心涌上的醋意,又寻找借口的婉拒,最后面对礼言爱的表示时,心里仍然冰冷地离开礼言卧室,玉纹重又回到她心如死灰的寂静状态之中……这一系列不断涌起的内心波澜,统统浓缩到这个一气呵成的单镜头中。

看似一个单调的生活段落,其实包容量很大的心理含量,观众也在这样的长镜头中,耐心品味,流连忘返。

张艺谋电影中的单镜头几乎成为其影片风格化的一个标志,特别是他早期的《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年)已达到极致状态。

张艺谋总是把镜头架在离人物较远的地方,一动不动,冰冷地看着他镜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悲苦愁怨。摄影机就是导演的眼睛,它恰如其分地表征着张艺谋的艺术态度:不善言辞,郁郁寡欢,总是远远地离开热闹的人群,冷冷而又有点寂寞地看着纷扰而热闹的人群。摄影机是冷的,客观的,不动的。

张艺谋对偷拍表现出下意识地迷恋,迄今为止,他都认为《秋菊打官司》(1992年)是他最得意的一部作品。偷拍在张艺谋的艺术辞典中,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拍摄技法,在文化含义上已成张艺谋的艺术态度:远距离的,冷冷的,不为人所知的。

■《大红灯笼高高挂》,张艺谋导演,1991年

在这样一个人格化的摄影机下,在这样冷的客观的美学风范中,张艺谋的作品总是充满着入木三分的理性力量,一种见人见事、知历史、断天文的深刻。张艺谋的电影最能体现着林年同笔下的中国电影的镜语特征:静态,较长时值的,中全远景别,内部蒙太奇倾向。

《大红高笼高高挂》的单镜头段落,堆砌成冷冷的、硬硬的影像形态,像一堵墙密不透风,让人喘不过气。虽然,这种影像风格在张艺谋此后的电影中慢慢地倒塌,但这堵墙的砖、瓦、泥、石却散落于此后一系列的影片中。

尽管张艺谋每次创作,都会与前一部不一样,但显然不能认为张艺谋就真的能够跳出自己,至少他的单镜头体系,我们总会在他其后的影片中找到这种属于张氏个人印迹的许多例证。

《幸福时光》(2000年)是张艺谋最有市民化风格的一部电影,但《幸福时光》中常常出现的单镜头仍然固执地流露出张艺谋强烈的个人印痕:

远景中的老赵与他的工友们从纵深处迎镜走来。逐渐成全景、中景。人物站住。机位固定始终不变。

老赵(不放心地):没看着,你给了没有?

老李:给了,一进门就给了。

老赵:你发现没发现她的表情?她摸出来了吗?

老李:她摸不出来。摸出来她就不会给按摩了吗!

老赵:你给大伙儿说说咋给的?

老李(示范):要揉一揉还是很像的,你说得对。进门后要镇定,不要慌,当作是真的。像往常一样,慢慢地掏出来,搁在她手里头……(吃惊)你给了我几张?

老赵:两张!

老李(着急):完了。我把自己的钱给她了(众人大笑)……那是我孩子的奶钱,(对老赵)你得还我!

老赵(笑):我还啥?你给的,又不是我给的。

老李(转身向纵深走去):那我得给她要回来。

老赵:(忙跟过去阻拦,处全景位置,笑):哎,回来!你都享受啦,给点就给点呗!

老李(重又回到中景位置,责怪地):你们非得让我第一个去!非得让我第一个去(众人大笑)!

老赵:以后我有钱给你换回来,行不?

镜头切出。[46]

在这个叙事段落中,一镜到底,1分7秒,中间没有进行任何切换。这是一个典型的单镜头/段落镜头,它利用人物的纵深调度,形成远全景别、中景为主的景别,通过人物对话,展示他们苦涩中带着幽默的生活。

一个叙事段落通篇由一个镜头构成,这在好莱坞的影片中极为少见。《幸福时光》开头,老赵和胖女人在酒吧聊天的1分13秒的单镜头中,一个本可以是典型的常规正反打镜头模式的场景,但张艺谋采用的仍是一个单镜头。

■《幸福时光》,张艺谋导演,2000年

起幅时,镜头从窗外的人流熙熙攘攘大街远景拉近,带入中景中的两人,并一镜到底,不再有任何变化。观众随着两人饶有情趣的对话而乐此不疲,看得津津有味。这些镜头的运用都区别于一般好莱坞镜头运用模式,极具东方文化色彩。

文人电影单镜头的运用,其镜头节制,不夸张,不显摆,不张扬,表现出“返祖”式的运镜趋向,观众并不觉得烦闷、枯燥、机械,反而觉得韵味无穷。此种运镜风格与文人电影的平淡蕴藉的审美格调、心理情绪化的诗情叙事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第一,文化尚“味”,重“意”,轻“言”,强调主体的心驰神往、主客交融的审美境界,要“得兔忘蹄”“得意忘形”,任何人为的干涉都与此主旨格格不入。文人电影在电影的创作中对电影技术、新的艺术观念并不追风逐浪,相反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漠视”与“迟钝”。机器一架,一镜到底,不玩花样,不求浮华,只有朴朴素素展示一段心曲,一段心灵情感的颤动。

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与八个》(1984年,张军钊导演)、《黄土地》(1984年,陈凯歌导演)等第五代作品横空出世,让观众看所未看、闻所未闻,其震惊、新奇、新鲜令人无以言表。其实这种震惊、新奇、新鲜感,今天看来并不意味着第五代的创作真的是“第一次”原创出现。人们对第五代影像形态的新奇、震惊主要缘于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戏剧式电影统驭影坛30年,其电影观念、艺术样式的钙化与锁闭。当这种影坛坚冰被第五代打碎后,人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形态的电影,其惊奇就毫不足怪了。

第五代整体的电影面貌,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专注,简洁、小巧的叙事,对影片人物所流露出来的人道关爱,大远景别体系,大量静态镜头,单镜头为主的叙事形态等等,我们都可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人电影中找到相似的感觉。

■张艺谋在拍摄现场

张艺谋本人在各种场合下对费穆赞美有加[47],在创作上表现出自觉不自觉的顺承关系。不过,第五代影片中焦虑多于从容,紧张多于放松,决绝多于宽容等。

第二,镜头是死的,是冷的,而人/演员是活的,是热的。文人电影专注于人物心理情绪化的诗情叙事,长时值的单镜头使演员一气呵成的情绪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这里同样也显示出文人电影的人道情怀。作为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改行当导演,其革命性的转变就在于从对机器的关注到对人关注。

张艺谋曾反复谈到要尊重拍摄现场的演员,下面这段话看似非常技术化,但技术化的背后,却反映了文人电影的人性化特点:

“我喜欢简洁。如果拍一个内景,这时摄影师在地上扔了十八根电线,三个箱子,五个杆子,几个板子,这就把演员的活动空间堆满了。我就觉得动静太大,压力太大,影响表演。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完全熟视无睹地、完全放松地演,这是不可能的。再好的演员他还是有一种隆重感吧。那你喊‘预备,开始’,他怎么能说生活自然呢?离他这么近就三个灯,那么近就五个灯,地上都是电线。如果要这么复杂地调动这种设备,我是比较反对的。我喜欢用简洁的手法、简洁的设备,解放演员,不要给演员以压力。”[48]

简洁,就不复杂;简洁,就是自然;简洁,就是朴素;简洁,就是运镜风格向传统的复归,文人电影看重单镜头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