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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调下的审美差异:从费穆到张艺谋

【摘要】:正如文人禀性各异、情趣不一,文人电影的审美形态也不限于一尊。[12]香港电影学者林年同先生在分析文人电影杂多的审美形态时,“发掘”出了电影史上一个“未竟的贺孟斧理想”。[15]由于深厚的儒家文化背景,文人电影的审美主调被以阴柔为主导的样式浸染了。其实,中国文人电影在阴柔为主的样式下,个人风格间有一定的差别。相比之下,费穆却是老练、稳重得多。

文人文化是个性文化,文人总是以独立不羁的品格昭示着自己的价值,也决定了它丰富多彩的艺术品格。

诗有24品,这是司空图对诗歌美学特质所做的分类,其雄浑、冲淡、纤浓、沉着、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等不一而足。

正如文人禀性各异、情趣不一,文人电影的审美形态也不限于一尊。我们指出阴柔作为文人电影主要的美学特质,其实“中国文人的精神气质,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总是闲散悠然,文弱迂滞的。只要翻翻历代文人的抒怀之作,就可以感觉到,那扑面而来的,往往还有一种豪侠之气。”“那影响着后世文人的先贤遗风,除却温雅合礼的儒士风范外,还有任侠使气的豪侠襟度。”[12]

香港电影学者林年同先生在分析文人电影杂多的审美形态时,“发掘”出了电影史上一个“未竟的贺孟斧理想”。林年同从文人画谈起,他认为文人画并不是仅仅梅兰竹菊式的清淡,“文人当中崇高奇倔纵姿的艺术风格是五代北宋年间兴起的一种流派,多表现在人物画,释道人物画,鬼神画等作品里面。贯休、石恪的画,画笔豪放,出入绳检之外极尽陆离鬼怪……”[13]由此进入文人电影的分析时,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文人电影’系统中,以平淡自然的艺术风格最占优势。《小城之春》《鲁班的子孙》不设不施,无外饰造作,无纵横习气,前者简雅,后者简洁,都是精品。可惜‘文人电影’风格系统中纵姿奇倔一系自贺孟斧三十年代拍了《月下小景》之后,却一直未曾得到应有的注意,更谈不上发展了。”[14]

“贺孟斧镜头多奇峭之笔,俯仰蹲立,豪放自由,在‘文人电影’追求平淡天真之外,另辟蹊径,开创了奇倔纵姿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在第三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写实,也有类似的尝试,例如《一个和八个》笔法粗放,寓理于奇,颇得贺氏之传。”[15]

由于深厚的儒家文化背景,文人电影的审美主调被以阴柔为主导的样式浸染了。其实,中国文人电影在阴柔为主的样式下,个人风格间有一定的差别。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创作中,吴永刚、孙瑜、费穆是中国文人电影导演三大星座,他们以《大路》(1934年)、《神女》(1934年)、《浪淘沙》(1936年)、《小城之春》(1948年)等传世作品显示的独立艺术个性,其作品集中于中国电影三四十年两个重要时期,而彪炳于中国电影史的长河中,让后人钦慕不已。

他们共同保持了一份文人对传统文化和电影的热诚,作品洋溢着那份属于文人才有的执着,主题上有着相似的对小人物生存命运的关注与思考,叙事上表现着与主流情节电影的疏离,并把传统文人文化的艺术精神贯注在自己的作品中,以各自的艺术作品从不同的角度与传统文人文化实行着成功的对接,呈现出相同的美学追求。

但如果深入他们各自艺术世界探询就会发现,不同的家庭出身、童年经历、求学生涯使三人的创作出现很大的分野。不同的人生态度就像他们的面貌一样,烙印在他们的作品中,孙瑜的青春、力量,吴永刚的忧郁、凄苦,费穆的愁肠百结而又从容有致,显示着他们不同的艺术形态。

较多地接受西方教育的孙瑜,始终微笑着注视着人生,“他相信有了健全的体魄,就可以改变‘暮气沉沉的状态、思想和道德的卑弱’”[16],即便是面对着生活的重压,年轻的筑路工人的生活也是欢乐的,其作品也是快乐而活泼、天真而富于青春的力量。

中原孤独而寂寞的生活及较早的对五四民主思想的接触,吴永刚锁着眉头看待周围的一切,因而香港影评家黄爱玲认为他“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内向、敏感、直觉锐利”[17]

他在《神女》(1934年)中,发掘了既为母亲又为妓女的人生悲惨而无奈的一面,这种无奈到了《浪淘沙》(1936年)中,成了一个失手犯罪的水手,作品的主题上升到了人生终极悲剧命运的思考;及至40多年后的《巴山夜雨》(1980年),他感兴趣的是一条客船上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与辛酸苦辣。

黄爱玲认为吴永刚“对事物的本质比对象更为关注,而作品所显示出来的内省深度在中国电影里亦不寻常。”[18]应该是对吴永刚的真知灼见。吴永刚作品染就的是化不开的沉重、无奈、忧郁和悲苦。

相比之下,费穆却是老练、稳重得多。费穆优雅、富裕的家庭熏陶和良好的家庭教育背景,赋予了他知人论事、叙事言理的一种超脱、稳健和不急不躁的从容,不疾不徐、从容不迫,这种气质都充分贯注到其作品中。因而费穆比吴永刚、孙瑜任何一个人,更能生活在传统文化的优雅世界里。

费穆从早期作品《天伦》(1935年)到《小城之春》(1948年),他对于传统文化多表现出一种文人式的既认同,又有不解,但最终也逃脱不开的复杂心绪与情结,因而费穆也比任何一个人更像文人。当然也比任何一个人遭到更多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