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等生物是无所谓生命感伤的,不存在生命感体验与意识。当高等生物意识到生命,意识到生命最后将要终结,将要以“悲剧”结束的时候,这时候感伤就产生了。感伤源于人类对死亡悲剧性的心理反应。生命意识的出现以及由此带来的感伤,一般都是出现在孩童时代。这种伤感出于对人类自身存在的询问和死后不能把握的空洞。对“彼岸”的探询,人类发射出的想象之箭一次次在不能到达的彼岸途中,无可奈何地摔落下来。......
2023-08-10
生命的有限带给人类的悲剧感受,总会使生活增添一层悲苦和哀愁的色彩,而这种生命的苦涩、无奈和穷愁随着现实境遇程度而加深。“所谓生命问题,常常与其他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忧生不仅是忧虑自然生命的短暂,还常常是忧惧恶劣的现实环境中生命的种种危机。”[57]
有论者在分析汉末文人诗的生命主题时指出:
“汉末文人在表现生命主题上的最大成就,还不是对自身生命价值观的表现,而是在其表现的一切生活境界中都渗透着的生命意识,将生活境界升华为生命境界。爱情、友情、别情、离思是汉末文人诗的几项重要的主题,可是这些主题的表现都与感伤生命意识相结合。所以从根本上说,古诗艺术是人生艺术,人生是其最大的主题;它表现的不是具体的、个别的情和事,而是普遍的人情和人性。”[58]
文人电影的感伤形式又何尝不是如此。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由于电影作为一种叙事艺术、大众传媒、文化工业,其生命的咏叹很少以单纯的样式出现,相反这种生命的感伤体验往往随着现实的境况而升温、引燃。
也就是说,生命感伤往往是在人生的穷愁难解、困境难消、郁闷难除的人生境地中出现。换言之,类似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欢乐情境中很少会出现生命的意识。
20世纪的百年中国里,政权交替,时局动荡,延续了千余年封建王朝逐步寿终正寝,资本主义渐次走上社会的舞台,但很快又被社会主义的新生政权取代。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由传统文化向近现代文化转换的大变革时期,是一个中西文化不断碰撞、融合的艰难过程。在这样一个反复不定的世纪里,每当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里,往往是来不及坐下来品味生活的安逸与清闲时,来不及憧憬未来的美好时,很快又迅速地坠入一个动荡的时代里。
一个筛糠般动荡的世纪里,人们总是对未来充满着不安和迷惘,充满着惴惴不安的惶恐与焦虑。许多影片的出现都与一定的现实境况相关。
《浪淘沙》(1936年)出现于抗日战争的前夜,一场血腥的民族灾难即将出现的前夕,影片流露出来的是对暴力、屠杀的下意识的恐惧。
《小城之春》(1948年)其实是在1948年这样一个新旧交替大动荡的前夜里,一个文人式的对未来不可预测的忧郁与无奈。
《青春祭》(1985年)是对一个噩梦一样动乱岁月苦涩的咀嚼。
来自恶劣的现实境况,多激于不平的社会现实和沉重的苦难。面对苦难,创作者们往往不能排解,也找不到可以解决的办法,这也正是文人意识与一些革命意识相区别的根本所在。在中国电影中,一些激进的现实主义者面对现实,会着力抗争、拼杀,而文人却会沉湎怨叹。
在文人电影中,人物无法逃脱时间之网、死亡之神的无助,清醒地意识与有意识地忘却,构成了人物的精神状态。
在文人电影中,“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如若飙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式的纯粹生命感伤体验很少,更多的是把这种体验与时空叙事中的感物、应事结合起来。《小城之春》展现的是一位愁肠百结、自怨自艾的寂寞少妇的两难选择。在文人们看来,对个体的关爱而又不能,由此就生出许多伤感来。
新中国成立17年的电影创作中,“革命历史题材影片”雄踞影坛,为影坛染上了浓烈高亢、兴奋激烈的整体情绪基调。《林家铺子》(1959年)、《早春二月》(1963年)似乎是这个总色谱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意外,是在一片大江东去、雄健豪迈中难得的清风、溪流。这是因为两部影片都极为适宜地诞生于温和意识形态的局部小气候中。
两部影片都“故意”地避开了喧嚣的时代,避开了一个个似乎宏大的叙事和主题,选取了一个似乎游离于时代之外的事件、环境、人物,其实也表明了创作者内心深处对伤感文化的认同。
水华、谢铁骊两人都是很早就投身革命的“战士”,应该说对于革命胜利的向往是他们年轻时就确立的人生目标,对革命战争胜利喜悦的表达应该成为他们内心创作的一个自觉行为。在他们早期作品中,他们对新中国的自豪感往往轻易地显现出来。
水华在导演《白毛女》(1950年)时的自由轻松,在影片处处如神来之笔中可时见端倪。但这种轻松、坦然,随着在新中国成立仅仅10年间的数次政治运动而越来越谨小慎微,种种疑惑、不解时时从心头浮起,其不时出现的感伤也就一天比一天沉重起来。此种心态往往不自觉地进入到作品中来。
《林家铺子》(1959年)、《早春二月》(1963年)两部影片有着如此惊人的相似,都是对一个疲倦心灵护佑的精神抚慰!
世纪初一个早春时节,游历过大半中国,身心俱损,像一头受伤大雁(影片中肖涧秋把自己比作一只“孤雁”)跌跌撞撞地来到这个看似“世外桃源”的小镇。其实在这个温柔小镇后面,他越来越感到一种孤独和不能排遣的寂寞。肖涧秋在孙道临出神入化的演绎下,一个时时寻找、但永远也找不到精神家园的“纤弱文人”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林家铺子》(1959年)中的林老板,按照当时流行的人物解释,林老板不过一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式的人物,一个身份、职业与文人相去很远的角色,但在林老板身上同样投注了创作者走投无路的迷茫,与他想有所作为而不能的挣扎,体现着创作者倦怠无力的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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