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电影着力于弱小者、不幸者、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关注他们的尊严、个性和价值,投注了创作者的殷殷关爱与绵绵的体恤之情,闪烁着独特的人道情怀和生命意识。文人电影总是在对弱小者的生存状态的展示中,在对个体关爱中,体现出沉郁的生命意识,流露出淡淡的感伤体验。观其不幸而又无能为力,除了能为他们洒一掬同情的泪水外,也常常因为无能为力陷入一种无奈的感伤之中。......
2023-08-10
在文人电影的谱系上,含辛茹苦的阮嫂(《神女》,1934年,吴永刚导演),流落荒岛与警察最后“同归于尽”的阿龙(《浪淘沙》,1936年,吴永刚导演),像影子一样飘来飘去、万般风情、似怨似怒的玉纹(《小城之春》,1948年,费穆导演),以及那个不谙世事的“大眼睛”小英子(《城南旧事》,1982年,吴贻弓导演),一心讨说法的陕北农村妇女秋菊(《秋菊打官司》,1992年,张艺谋导演),为了“一个不能少”而历千辛万苦,甚至有些悲壮的魏敏芝(《一个都不能少》,1998年,张艺谋导演)……他(她)们一个个浮现在观众的眼前,萦绕在观众的心头,让人无不为他(她)们的处境、命运所牵所挂、忧喜相伴。
看这些文人电影,很少像看戏人电影那样,上升到一个时代、民族、国家、阶级、战争等的“宏大主题”上。
论者在分析张艺谋电影时所做的界定,应是非常准确的中肯之语:
“张艺谋的电影始终不脱离人本,对‘人’投入了深刻的关注。”
“绝少大义凛然地上升到国家、民族、集体的高度去‘教育’观众。”[8]
《城南旧事》(1982年,吴贻弓导演)呈现的是半个世纪前老北京一段往事,但真正让影片中“我”魂牵梦绕的,却是那些一个个不知名的小人物。
在人们的心目中,秀贞不过是一个疯女人,一个整天站在大门口呆呆地看着过往行人,盼望着女儿回来的疯女人,一个会经常向别人讲起连爹妈都感到“丢人”的故事的疯女人,一个许多小孩见了都害怕的疯女人。但在小英子的心目中,秀贞却善良、平和而又容易亲近。小英子当然不明白秀贞以前的事,但她却知道这些事给秀贞带来的辛酸、痛苦和终生难以忘记的记忆,懂得这些事留给秀贞心灵深处永远的伤痕,懂得一个失去孩子后母亲的悲痛。一个风雨交加的黑夜,小英子惊喜地发现妞儿就是秀贞丢失的孩子。然而就是这个风雨交加的黑夜,秀贞、妞儿在出走的路上撞上了火车,永远地“去”了。
那个不知名的“贼”,经常躲在废弃院落的荒草丛中,经常地给小英子讲些似懂非懂的道理。“贼”为学业优秀的弟弟高兴,但常常为弟弟的学费犯愁,他似乎“鬼鬼祟祟”。当弟弟毕业获得奖励时,他是那样的开心。小英子怎么也不明白他是偷东西的“贼”吗?终于一天,贼被抓走了,小英子躲在宋妈的身后,好像是她告发了他一样。
总是为自己“分不清好人,还是坏人”的小英子陷入不尽的烦恼之中。
宋妈大概是影片中与小英子相处时间最久的人。
家境的贫寒使宋妈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孩子进城做工,宋妈总是念叨着她远在乡下的小三子和女儿。四五年间,宋妈都不曾回家看望一次她日夜思念的小三子。孩子永远是宋妈生活的支柱,靠着这种信念,宋妈似乎不停地劳动着,一次次地把工钱交给那个“不争气”的男人(丈夫)。以至于每逢小英子放学回家,每每看到来自乡下小毛驴,就知道那个男人又来跟宋妈要钱了,就顿生反感。记忆中每当乡下的男人来一次,总是惹得宋妈生一次气。一晃五年过去了,一个亮丽的一天,宋妈苦苦等了五年的小三子就要来了。宋妈抱着小英子弟弟高兴地哼着儿歌,然而等来等去小三子终究没有来:原来,小三子早已因病不治身亡,女儿也被狠心的爸爸送给了一个赶马车的,而这一切宋妈都被蒙在鼓里。
■《城南旧事》,吴贻弓导演,1982年
宋妈的心一下被掏空了。
……
一个个弱小的生灵在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重负和悲伤,人们似乎很难找出这些小人物不幸的原因:
宋妈的苦难似乎是因为嫁给了“不争气的男人”;可爱的爸爸死了,是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秀贞被火车撞死了;“贼”被抓走了……面对这一幕幕的人间不幸,影片已改变了戏人电影引导观众滑向“宏大主题”的表达,不再引导人们去寻找不幸后面的原因。
一切都是不经意,一切似乎都是偶然,一切好像又是天意。
枫叶红了,秋天来了,天气凉了,爸爸走了,影片也在一曲伤感的《送别》中结束。
童年,那么多的无奈,那么多的不懂,那么多的忧伤,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让“我”至今仍难以忘怀。
影片中数次出现小英子那一汪清水般纯洁的眼睛。那是一个不曾染上任何污浊的眼睛,一个尚未被成人社会熏染的眼睛。其实,这何尝仅仅是小英子的眼睛呢!
文人电影总是以其温情、忧郁的目光/镜头,怜爱地关注着影片中的一个个小人物,温柔地抚慰着遭受人世间磨难的人们。
20世纪90年代的《心香》(1991年,孙周导演)是一部经典的文人电影作品。
人生的黄昏岁月,少了冲动和张扬,复归了平淡与寂静。对于曾在年轻时作为一个京剧名角的外公李汉亭而言,晚年岁月并没有多少的不适和埋怨,他并不是一个执意地活在过去的辉煌中而不能自拔的人。住在记录着他演戏生涯辉煌一页的祠庙里,幽深、高大而宽敞,倒也和他闲淡、安逸的志趣与性格相吻合。尽管少小时手把手带大的徒弟,早已与京剧告别,开始泡在歌厅里“趁着年轻学点本领”了,但徒弟毕竟还念着师徒情谊,时时拎着一袋水果、两瓶酒来看看他,李汉亭也不打算说什么了。
影片开始不久,从一个吊在躺椅上的小收音机特写渐次拉开,左摇升起成人物近景,李汉亭正优哉游哉地半躺在上面,手摇着扇子,随着小收音机哼着京剧——晚年不也是人生的一乐吗?
偏偏不巧的是,他那个多年已无来往,但一提起来埋怨话一箩筐的女儿,一纸电报打乱李汉亭平静的生活——从没有谋面的外孙要来住一段时间。
一个被社会主流生活排斥、已赋闲在家的京剧老艺人,一个在性格上多少有点乖戾的外公,一个还没有进入成人社会空间、不谙世事的小孩,一老一少,都没事儿干,也就在这镜头很少离开过的高高大大的祠庙里“抬头不见低头见了”。
在外孙的眼中,过去从没见过面的外公是一个“大灰狼”的形象;在外公眼里,这个只在满月的时候见到一纸照片外的小孙子,其言行举止跟他那个“从来没有叫过一声爹”的爸爸也好不了哪里去。
彼此戒备,互不相信,外公外孙俩就在磕磕碰碰中开始了生活。
有心让外孙旁听课,想不到教室的门还没进,外孙已经和同学打在了一起。外公把外孙关在屋里背课文,外孙却把邻家小女孩珠珠画成一个大花脸。甚至外孙喝粥的声音也让他听起来都很不舒服。
从差异、抵触到认同、包容,得知外孙的爸妈闹离婚成为爷俩关系的转折点。爷俩关系从此开始步入温馨境界,也是爷俩日渐融合的开始。第一次外公怜爱地抱着外孙一步一步抱到楼下,外公也体会到人伦的温馨与温情。外公对外孙少了责备,多了关怀,少了埋怨,多了怜爱。夜已深了,外公仍然在灯下精心为外孙修理眼镜,第二天一早为外孙戴上。
莲姑的去世让爷孙俩磕磕碰碰的关系发生了转折,“为影片带来了一个叙事和情感都恰如其分地交织在一起的高潮”[9],奏出动人的华彩乐章。
莲姑是外公的精神寄托,在莲姑身上凝聚着外公所有的希望,“这是一个象征着慈爱的圣母一样的形象”[10],但这样一个像观音一样的好人撒手西归。临走前唯一向李汉亭提的要求,就是替她超度。
莲姑的死给外公带来沉重的打击,几天来外公都茶饭不思。在珠珠的陪伴下,外孙京京到市场为外公买药,因钱不够只好偷拿了一棵,挨了摊主一记耳光。外公为莲姑超度因钱不够,毅然要把伴随他一生的胡琴卖掉。外孙恨无门路不能为外公挣钱,在江边即兴扎起了场子——卖戏筹钱!
此时的外公也在众人的盛情邀请下,抖抖琴弓即兴一曲。
突然似乎是一种直觉,一种与外孙融于血脉的心心相通,江边外孙京京高亢、激越的唱腔似有似无地破空而来。
镜头从黄昏时分的小城上空平移而过,切入外公疾疾而行的脚步。
此时,京京正把一根竹竿舞得呼呼生风。在虚拟的京剧锣鼓的铿锵声中,外孙一腔豪迈,悲情难抑!
凛冽的江风中,爷孙俩对江而歌——《借赵云》。
浩荡的江风呼啸着,撕扯着外公的衣襟,京京紧紧拉着外公的衣角,回荡在空中的是外公遒劲有力的唱白: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
七雄五霸闹春秋,顷刻星化灰收。
青史几行名姓,白茫茫无数荒丘。
前人田地后人收……”
京京气贯丹田的声音接上:
“说什么龙争虎斗……”
此时,天高水阔,风劲帆满,伴随着画外激扬天地的音乐,一列列帆船徐徐驶过。
爷孙俩紧紧地依偎在一起……
外公与莲姑的关系显示出另一种人性的美。他们既不是夫妻也不是情人,几十年来在特殊的情景中始终是相濡以沫,没有掺杂任何功利的相互关爱,透示出圣洁的人性之美。
■《心香》,孙周导演,1991年
如果说,外公与外孙在相互认同中始终走得磕磕碰碰,那么,外公与莲姑却在演示一种至善至美的人间真情。
当外公与外孙心与心终于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外公与莲姑也面临着生离死别的痛苦。两条形态各异的人伦人际关系共同演绎出委婉迷人的电影乐章。
即便是影片中看似作为背景的京京与珠珠一家,也无不同样展示着良好的人伦、人际带给人的重要。不论是片头外公被珠珠爸的录音机吵闹,还是珠珠的爸爸为女儿的大花脸带来的愤怒,到最后珠珠的爸爸与外公的相互关怀,这一清晰的轨迹都与其他几对关系共同演绎出人世间最为珍贵的人生篇章。
在传统文化中,“人”首先作为一个伦理的人而存在,人首先而且唯一的是他的伦理角色,是在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子等一系列的身份上的纽结,由此才织成了社会关系的网络。
人伦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发生的一轮轮的波纹的差异。”[11]古典人文主义者始终是把人伦作为透视人的本质的切入点。
“仁本主义是中国古典人文精神的核心观念,它是由孔子所奠定。在孔子看来,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仁’,人的本质深藏于宗法伦理关系网中,这就是孔子《论语》中谈论一百多次的‘仁’的根本含义。”
“郑康成释‘仁’为‘相人偶’即两人关系,孔子一开始就是从关系、从伦理角度定义人的本质,这个‘仁’本主义定义使人们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人类走出动物界的根本标志。”[12]
人的伦理本质成为儒家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并延伸到儒家的宇宙观、政治学说。
此观点揭示了人之为人最本质的东西。当影片把此作为主题时,检视人伦人际的生态呈现时,也让人体会到“爱与理解”的内涵,透示出影片人道主义的温情与力量。
似乎凝固的时间,似乎封闭的空间中,《心香》并没有展现此类影片可能出现的什么“老年问题”“离婚对少儿成长影响”等一系列现实问题。
影片创作中,对影片题旨多次调整、定焦,这个过程其实也是由最初商业影片向文人电影的过渡。影片在最初的框架中,就是一个有着浓厚的商业味道的影片,创作者确实把老年人问题、离婚对孩子的影响等这些现实的问题作为影片的主旨。在整个剧本逐渐成形的过程中,影片也由具体而微的现实问题逐渐上升、推演、调整到一个对个体关爱这样一个文人电影的主题上来。
导演孙周在谈到这部影片的主题时认为,过去我们关怀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而平凡百姓也有着他们自己的“精神危机”“我希望构架平凡人的人生舞台,上演的是他们日常的柴米油盐,生老病死。”[13]
影片的片名——《心香》就来自于佛家用语:
“佛经中有‘一炷心香’,‘一瓣心香’之说,意即佛在心中,随时可以点燃心中的一炷心香,表示一种信念吧。我借以表达普通人对生存的一种信念。”[14]
影片也就把人伦人际这些最为普通、也是最能体现出人的生存质量的层面,加以放大,让人感受、体味人文主义的情怀。正如现代工业给生态环境的污染一样,经济的发展也一步步地吞噬着人际的坦诚和和谐。
当京京与珠珠关于“结婚后离婚是一个规律”的宏论,当徒弟拎着一袋水果、两瓶酒与李汉亭虚与应对时,那么《心香》对普通的人生存关注入手,对个体的体恤与关注的人文情怀也就流布、浸润在整个影片之中。
没有了惊天动地,没有轰轰烈烈,最为细微,最为平常,却展示了人之于空气一样的与芸芸众生休戚相关的东西,那种在人伦、人际的交流、沟通中呈现出的“爱与理解”,也显示出导演对个体入微的人道关爱。
当莲姑劝外公信佛时,外公回答道:“不管信什么,不就是有个依靠吗?”那么,人之为人的人际人伦不也是从中得到一种“依靠”吗?有了这种依靠,莲姑平静地“走”了,外孙也似乎悟出了许多的道理。
对个体的关注,但又不能为个体找到一个出路,甚至找不到一个排遣的地方,因为个体的悲剧感是与生俱来的。
人不能超越生命,不能超越宇宙,感伤成为永远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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