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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费穆到张艺谋:文人电影的演变

【摘要】:社会派之外,文人电影为中国电影及观众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昭示个别理论与创作文本的独创性。人文电影是什么?人文电影,通过审美为我们提供的无疑是一种独特的认知与存在方式。本书以香港学者黄继持、古苍梧、林年同教授所指称的“文人电影”概念为基础,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它是完成于往昔的一项电影史研究成果,对于当下亦极有启示与对照意义。如此这般,蔚成风气,文人电影于是消弭殆尽。

丁亚平

从郑正秋、蔡楚生、郑君里到谢晋,他们的创作,形成了中国电影中的戏人电影,这种戏人电影,在我看来,也可以说是社会派电影的传统。戏人电影——社会派从20世纪20年代追求影戏与社会运动以及社会改良理想结合的明显功利性,到30年代中国电影文化运动兴起,电影创作及理性思辨和理论思索走向活跃,成为左翼电影运动的中坚力量。从电影史发展看,30年代和“十七年电影”、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戏人电影——社会派发展的三个黄金时期,这与时代变革息息相关。30年代著名的“软硬之争”透出政治规训的强大力量,在全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话语中,在底层苦难的挣扎中,左翼电影理论应时而动,在论争中胜出是时代使然,社会派一直占据中国电影理论话语的中心,时时砥砺并启发电影编导演创作的灵感。社会派之外,文人电影为中国电影及观众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昭示个别理论与创作文本的独创性。

文人电影,也可以称之为人文派,在早期电影史上,“文人电影”集中出现在30年代,与左翼电影运动相伴相随,此后,它以战后“文华”“昆仑”这两家电影公司的创作为代表,其重要影人包括费穆、史东山、桑弧、黄佐临、曹禺、张爱玲、柯灵等,他们重视电影的文学性,既发独语的“声音”,又与彼时历史脉搏互动互应。同时,在影像风格等方面,这类电影创作,追求纯熟流畅的镜头运动,在形形色色的人物原型表现与剧情展演中努力体会人情世态,“注意诗情诗性、融画入影”,积极探索符合本民族审美观艺术表现形式,费穆提出的“空气说”以及沈浮提出的“开麦拉是一支笔”电影理论,是此时期文人电影在西方现代性与传统文化之间寻找平衡支点的典型代表。从费穆、孙瑜、吴永刚、水华到吴贻弓、张艺谋、陈凯歌,在后来政治抹杀个性与个性挣扎求存的博弈与交融的过程中,以其激情的创作实践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电影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表达了他们积极进步的人文关怀的思想。

从费穆到张艺谋、陈凯歌,这些文人导演,曾经站在国产电影的巅峰之上,为中国电影贡献过从《城市之夜》《人生》《天伦》《狼山喋血记》《神女》《浪淘沙》《大路》《孔夫子》《世界儿女》《小城之春》,到《早春二月》《林家铺子》《城南旧事》《青春祭》《巴山夜雨》,再到《红高粱》《黄土地》《霸王别姬》《活着》《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千里走单骑》《山楂树之恋》等片,影响深远。他们的许多作品一经推出,往往引起业内人士对他们电影创作采取的延伸与扩展有不少期待。从个人化的视觉表达、电影文学性的融入到观众意识的把握,证明他们确实是公认的有开拓精神的导演。他们的多样性的不同的影片创作,其实都包含了他们的认真思索,确认了他们作为一个电影导演自体的存在属性。他们用个人化的表达、细腻的手法、精湛的摄影聚焦大时代小人物的影片探索,和电影中的政治表达与狭义的商业化诉求形成强烈对比。

说到底,文人电影即人文电影。人文电影是什么?

导演桑弧完成影片《人海双珠》创作后,他说拍此片自己受到美学家朱光潜的影响。桑弧道:“朱光潜先生曾经提出一个剧作者对于人生世相应持的态度的问题。他说,写戏有两种态度,一个剧作家究竟应该很冷静、很残酷地把人生世相本来面目揭开给人看呢,还是送一点‘打鼓骂曹’式的义气,在人生世相中显出一点报应昭彰的道理来,自己心里痛快一场,叫观众也痛快一场呢?朱先生自己喜欢第一种,他厌恶所谓打鼓骂曹式的义气,我百分之百同意他的见解。几年前看了爱得门、戈亭导演的《人海冤魂》和山伍德导演的《花好月圆》,我深深地爱上了他们那种抒情的、清丽的笔触。他们所传写的全是一些日常的琐事,故事里绝对没有传奇式的英雄或美人,但通过他们的精湛的手腕,观众却尝到了一种人生的隽永的情趣,我希望自己能做一个拙劣的学徒。”(桑弧《〈人海双珠〉题记》,《光化日报》1945年4月18-19日)朱光潜和桑弧于此其实是做了类似戏人电影和文人电影的一种比较和选择,体现了一种“欣赏的趣味”。如果导演作风与观赏的趣味确有戏人、文人之分的话,那么,在我心中,这种被称为人文电影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们对生活的感受: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将相互疏离的人、社会、自然,将现实世界的种种景观变成真正富有文化意味的精神家园。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既深切而丰富地感受到事物,同时又径直闯入人类心灵,获致一种普泛意义上的真实。

人文电影,通过审美为我们提供的无疑是一种独特的认知与存在方式。从本质上说,它是以电影接受自由讯息,表达比较普遍化的情感思想内涵,让创作者和观众自由思想,成为真正的人。还有什么比这更激动人心,更具吸引人魅力的呢!

宪励兄的大著,以此为聚焦对象,贯通历史,分析中国文人电影导演各自鲜明而千姿百态的艺术创造,着力揭示文人电影的精神旋律,凸显个性和风格意识,视野开阔,思路清晰,颇值得研读。

本书以香港学者黄继持、古苍梧、林年同教授所指称的“文人电影”概念为基础,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它是完成于往昔的一项电影史研究成果,对于当下亦极有启示与对照意义。

宪励一直在新闻媒体工作,能写出此种扎实而又新见迭出的电影史著作,大为不易。阅读此书,能看出作者对研究与写作态度的诚实、真挚。时下电影,视创作为“赚钱”,为“应景”,为游戏,功利成为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如此这般,蔚成风气,文人电影于是消弭殆尽。本书不是人云亦云、人写亦写之作,不以雷同、无味的写作公式来搪塞读者,是学术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