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启示适用范围 | 创意产业模拟

2023-08-1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前文已经指出，南京是属于中国东部最发达地区的第二梯队的大都市，因此基于南京的研究所得出的诸多政策启示，基本上来说只能适应于与南京具有类似经济水平和发展策略的第二梯队的城市。因此，在一个城市政府权力相对较弱的国家或地区，上述政策启示的可行性将受到新的考验。

根据佛罗里达（Florida，2002）和其他学者（Yigitcanlar et al，2007；Montgomery，2005）的观点，要想吸引和保有创意人才和创意企业，城市政府必须将投资重点置于改善“软件”条件上，例如创意氛围（Creative milieu）和包容度（Tolerance）等。然而，这些结论在许多东欧国家的城市中受到了挑战（Musterd et al，2010；Dainov et al，2010）。研究表明，在这些东欧城市案例中，传统的“硬件”要素和当前推崇的“软件”要素均对创意企业和创意工人的区位有重要影响。特别地，在一些城市案例中，传统的“硬件”要素（例如土地价格、基础设施和便利设施等）却发挥着比“软件”要素更关键的作用。这些结论与本书的研究案例南京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软件”要素和“硬件”要素均对创意企业和创意工人的区位行为具有影响，但“硬件”要素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根据上述案例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一般的结论，那就是：影响创意企业和创意工人区位行为的因素具有随案例不同而变化的特点，也就是说城市的发展阶段和发展历史对具体结论具有明显影响。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软件”要素的重要性越大。前文已经指出，南京是属于中国东部最发达地区的第二梯队的大都市（与上海相比），因此基于南京的研究所得出的诸多政策启示，基本上来说只能适应于与南京具有类似经济水平和发展策略的第二梯队的城市。影响创意企业和创意工人区位行为的影响因素在第三梯队的城市案例中或中西部更低层次的城市中应该表现出较大不同，其可能的情况是：在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城市“硬件”要素也许会显得更加重要；而在发达地区的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等），“软件”要素的建设才是吸引和保有创意企业、创意人才的关键。而在中国范围之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由于经济水平、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均存在巨大差别，因此影响创意企业和创意工人区位行为的因素必须做更加细致和谨慎的研究才能给出科学的结论。

本书还提出了一个政策启示：城市政府可以通过支持性政策有效引导创意企业在特定地段投资办公，进而提升此地段的活力和经济增长。这些政策能够产生预期的效果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城市政府拥有城市土地所有权（当然也包括使用权），并且在诸多城市事务中具有较大的权威。换句话说，这些政策能够卓有成效，取决于有强力政府的支持和协调。因此，在一个城市政府权力相对较弱的国家或地区，上述政策启示的可行性将受到新的考验。在中国，当城市开发过程中遭遇矛盾纠纷时，城市政府有能力也有权力召集比较具有话语权的团体或个人进行协调磋商，并且通常可以利用自身具有的行政权力实现各方妥协。同时，城市居民的交涉权相对有限，在这一过程中并不能产生较大影响（Hsing，2010；Tian，2006）。因此，城市政府一旦需要在某一段开展某一项工程（例如改善吸引创意企业或创意工人的区位因素所涉及的相关设施或环境等），通常情况下都可以实现。然而，在城市政府权力相对弱小的体制环境下，城市政府希望在特定地段实施的工程并不能得到有效保证，并持续完成。在这一情况下，通常是市场力量胜过城市政府的行政力量，如Newman和 Smith （2000）在研究伦敦泰晤士河南岸文化综合体开发中所言：伦敦市委员会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对这一开发过程进行干预和协调，一系列的重大决策及其实施都出自私人之手，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市场机制推动下，各利益主体根据自身条件各行其是，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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