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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与数据分析在创意产业时空模拟中的重要性

【摘要】:为了收集到不同行为主体的相关信息和行为规则,在本书中采用了问卷调查与半结构化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其中被调查的有效案例数目为:68个创意企业、310个创意工人和492个城市居民。而开发商和工业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也愿意与城市政府达成一致。在南京的社会调查显示,创意企业获得最多的政府政策支持包括3个,分别为:① 较低的税收;② 较低的土地租金;③ 产品交易的促进与交易文化氛围的提升。

为了收集到不同行为主体的相关信息和行为规则,在本书中采用了问卷调查与半结构化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具体来说,对创意企业、创意工人和城市居民分别设计了3种问卷(具体问卷请参见附录6、附录7和附录8)。其中被调查的有效案例数目为:68个创意企业、310个创意工人和492个城市居民。此外,还通过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访问了两个城市规划部门的工作人员。根据这些数据主要解决如下两个问题:① 影响创意企业和创意工人区位选择的因素;② 创意企业、创意工人与城市政府的角色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即是第5章模型构建的基本依据。

1)影响创意企业和创意工人区位选择的因素

通过GIS分析和问卷调查结果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得到影响创意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主要包括8个,按照影响力由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分别为:① 政府政策的引导与支持;② 城市内部交通;③ 快速公共交通(地铁线路);④ 文化氛围与商业作风;⑤ 企业的地理空间邻近性;⑥ 较低的办公租金;⑦ 高质量人才库;⑧ 物理环境质量。

采用类似的方法,得到影响创意工人区位选择的因素主要包括6个,按照影响力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分别为:① 城市公共交通(包括快速公共交通地铁与城市公汽服务);② 日常购物的便利性(接近购物中心、大型超市等);③ 房价(租金)相对低廉度;④ 物理环境质量(公园、绿地等);⑤ 继承父母(亲戚)或接受单位安排;⑥ 文化休闲设施(咖啡馆、电影院等)。

2)创意企业、创意工人与城市政府的角色

在中国,由于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因此任何组织和个人在没有获得政府运行的情况下无权开发任何地块。这一土地制度决定了城市政府在土地资源的管控上具有巨大的权利和优势(相对于居民而言)。1990年代以来的税务制度改革,房地产市场的相继放开以及中央向地方政府的逐步放权,使得城市政府更加有兴趣也有权力对城市土地资源的运营投入大量精力。这一方面有利于促进GDP的增长,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Zhu,1999)。在这一环境下,城市政府与开发商(以及工业企业)就建立了一种相互合作的机制。为了吸引更多投资,城市政府通常通过各种优惠政策,特别是土地优惠政策吸引各种工业企业的入驻。而开发商和工业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也愿意与城市政府达成一致。这一合作形式在创意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也表现明显。在南京的社会调查显示,创意企业获得最多的政府政策支持包括3个,分别为:① 较低的税收(包括免税);② 较低的土地(办公空间)租金;③ 产品交易的促进与交易文化氛围的提升(产品的市场对口服务和专门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虽然城市政府和创意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合作机制和利益关联,但是这并不表示城市政府对创意企业的行为,特别是用地行为不进行合理约束。通常情况下,上述3个支持性政策被城市政府用来引导和约束创意企业在特定地段的发展。换句话说,也就是城市政府将这些支持性政策配发到特定的地段(例如工业园等),只有进入该地段的创意企业才能获得相应的支持。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城市政府也对不同地块的用地性质和容积率有相关规定,以规范创意企业的合理分布和避免用地的过度开发。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政府不仅是创意产业的倡导者,还是城市用地的调控者。

创意企业要想运营,必须找到合适的办公区位,在此过程中其区位行为主要受到上文所述的8个因素的影响。然而,创意企业并不直接参与城市用地的获取过程,在实践中城市政府负责土地空间的整理和获取,通常来说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理(往往伴随着拆迁工程),表现为对旧的居住小区、工业厂房的再利用;第二种方法就是土地征用,这一方法多发生在城市郊区。

与创意企业不同,创意工人同城市政府之间并没有形成直接的利益关联关系,也没有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因此,创意工人(除了极少数尖端人才外)并没有获得城市政府的普遍支持。这些创意工人无论是在寻找工作还是在选择住房的过程中都与一般城市居民类似,也即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决定他们的住房区位选择的因素为上文所述的6个因素。在寻找工作过程中,虽然创意工人对企业的名声和工作氛围比较看重,但是工资报酬水平依然被认为是决定其工作取向的最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