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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产业的行为主体相互作用模拟

【摘要】:将上述分析的结果进行综合,我们可以得到关于创意企业、创意工人、城市政府和城市居民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本次调查显示,58.8%的创意企业获得了城市政府的政策支持。同时,这一行为也影响到城市居民的土地产权利益。为了充分发挥创意集群的优势,目前南京郊区至少已经建立了5个新的创意产业园,其面积超过了5 km2。每一个创意产业园都采用了不同的控制指标以规范土地利用性质和开发强度,这些指标主要包括用地性质和容积率等。

将上述分析的结果进行综合,我们可以得到关于创意企业、创意工人、城市政府和城市居民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图4.16)。可以看到,上述四者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循环往复的持续过程,他们的行为不仅影响到相互之间的利益,还会对其所涉及的城市地块的区位属性产生深刻影响。这些地块的区位属性的变动则反过来又会影响到创意企业的办公区位行为和创意工人的居住区位行为,同时这些区位属性的变动也会影响城市政府的土地规划和支持政策的空间安排。这一理论框架,也是第5章进行建模的基本参照。

在此理论框架中,城市政府对其他利益主体的影响概括为两个方面:政策支持与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为了吸引和培育创意产业,城市政府通过各种优惠政策,例如降低土地租金、降低税收或一定时间内免税等,以吸引创意企业的入驻和投资(图4.17)。本次调查显示,58.8%的创意企业获得了城市政府的政策支持。其中,最为常见的三个支持性政策为:较低的税收(包括免税)、较低的土地(办公空间)租金、产品交易的促进与交易文化氛围的提升(产品的市场对口服务和专门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与此相比,在被调查的所有创意工人中,没有一个人获得了城市政府的政策支持。因此,虽然南京市制定了吸引和支持顶尖人才的支持政策,但考虑到调查的情况和政策覆盖的广泛程度不足,因此在本框架中,假设城市政府没有专门的政策支持创意工人。

图4.17 创意企业获得城市政府的政策支持的分布情况

城市政府用来引导和调控创意企业的空间行为的手段是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同时,这一行为也影响到城市居民的土地产权利益。为了充分发挥创意集群的优势,目前南京郊区至少已经建立了5个新的创意产业园,其面积超过了5 km2。同时,南京还(通过城市更新、改造等手段)建立了大约30个工业园以满足创意企业(和其他类型的企业)的用地空间需求(附录5)。每一个创意产业园都采用了不同的控制指标以规范土地利用性质和开发强度,这些指标主要包括用地性质和容积率等。

建立这些创意产业园的土地来源主要概括为两个:城市更新和土地征用(如图4.16中的右边部分所示)。要实施城市更新和土地征用,城市政府根据城市总体发展规划,制定土地利用规划初步方案。制定的方案通常情况下会影响到居民的土地产权利益。要在实施方案的过程中解决这一利益矛盾,城市政府必须同居民沟通磋商,讨论利益补偿的问题。如果城市居民/农民认为城市政府提出的补偿方案合理,则会接受补偿方案并配合城市政府实施拆迁安置和土地征用,这样一来城市政府原先制定的土地利用规划方案将顺利实施。然而,如果城市居民/农民与城市政府就补偿问题不能达成一致,那么土地利用规划(包括城市更新、土地征用等内容)将会被推迟或放弃。这样,被涉及的城市居民/农民将继续留在原地,进入下一轮的补偿谈判和协商。

在城市政府与城市居民/农民就补偿问题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城市更新和土地征用便可顺利开展,这样一来,早期被界定为废弃工厂、仓库、棚户区和违章建筑等地段,将获得更新或重建;按照规划需要建设成为创意产业园和住房地产的农田或荒地将被征用。通过上述过程,将产生新的办公空间和住房空间。这些空间与已有的办公空间和住房空间共同进入满足创意企业办公需求和创意工人的住房需求的供应市场。面对这一供应市场,尚未获得办公空间的每一个创意企业将根据自身条件决定在哪一区位设立生产和办公空间;类似地,尚未获得居住空间的每一个创意工人也将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居住区位。在上文已经指出,创意企业的办公区位决策过程主要受8个区位因素的影响;而创意工人的居住区位决策则主要受6个区位因素的影响。毫无疑问,无论是创意企业还是创意工人的区位行为,将影响到其所选择的地块及其周围地块的属性(这些地块在不同区位因素上的得分将发生改变,容积率等也将发生改变)。这些属性的改变,反过来又将影响到创意企业和创意工人的空间行为。

在上述相互作用过程中,创意企业的数量和规模、创意工人的数量等也将发生复杂的变动。例如,当消费市场对创意产业的需求增加以致产品(或服务)的供给不足时,受到未来发展前景的鼓舞,将会有新的创意企业诞生,进入竞争。与此同时,现有企业也将受到这一积极的市场信号的影响,部分企业将会扩大企业规模,以期获得更大收益。在本次调查中,受目前创意产品(或服务)市场的良好发展趋势的鼓舞,88.2%的企业都表现出计划扩大企业规模的愿望。新企业的诞生和已有企业的规模的扩大,都需要依赖更多的创意工人参与生产方可进行有效经营。倘若创意劳动力市场并不能提供足够多的劳动力以满足上述需求,受创意产业行业的工资待遇上升以及就业率增高等积极市场信号的影响,新的创意工人将诞生并进入创意劳动力市场,竞争这些新增的就业岗位。然而,创意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市场也有可能发生萎缩或遭遇低迷。在这种情形下,部分企业将面临破产困境。为了避免破产,创意企业则有可能实施裁员或减薪措施。创意产业行业的就业压力将迫使被解雇的部分创意工人放弃在创意产业领域找寻工作。这样一来,创意工人的工资报酬和数量也必然发生相应变化。上述分析要说明的是:在创意企业和创意工人的区位行为影响不同地块的属性的同时,他们之间也同时发生着复杂的双向协商、互动反馈的关系。

在前两个小节中,我们已经得出结论,城市政府的政策支持主要面向创意企业,对创意工人的政策支持仅局限于顶尖和精英创意人才(调查中未发现有创意工人获得了特殊的政府政策支持),因此在本互动框架中,我们假设城市政府的支持政策仅仅面对创意企业。这些支持性政策,其核心目标是吸引和培育创意企业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转型。这些政策毫无疑问将影响到创意企业的总体数量和规模。创意企业的数量和规模的变动不可避免地将引起创意企业之间在土地利用上的相互竞争关系,从而影响到创意企业的总体用地空间结构。与此同时,创意企业数量和规模的变动,相应的将会引起创意劳动力需求的变动,进而影响到创意工人的数量、就业率以及工资水平等。创意工人数量的变动,则会进一步影响到住房市场的需求和住房价格的波动,在空间上则表现为住房空间分布的变动和调整(图4.16中的左边部分)。

上述这些新的变动,在某种程度上将会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例如部分地区开始衰败、失业率过高等。面对这些新的问题和情势,城市政府则需要对上述各种可能的情况和变动作出谨慎评估,并制定和执行新的支持政策和土地利用规划,以防止不利结果的产生。城市政府在政策上和土地利用规划上的调整,不可避免地将影响到上述各要素(创意企业、创意工人、城市居民、各个城市地块)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样一来,新一轮的互动关系将被发起,由此形成一个循环往复、具有反馈功能的复杂系统。在宏观层次上,上述各要素之间微观(或中观)层次上的复杂互动将表现为创意产业的发展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