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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驱动和政策驱动带来的社会问题

【摘要】:无论是市场驱动模式,还是政策驱动模式,通常都会伴随着许多社会问题,这些情况的产生,则与“社会共融”的预期背道而驰。特别是在“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演变成为“地产开发导向”的城市更新时,这一趋势尤为严重。此外,大中型创意企业的迁入,一方面造成本地原有中小型企业的外迁,从而降低本地非熟练工人的就业困难;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许多小型企业破产,进而造成下层创意工人的失业。

无论是市场驱动模式,还是政策驱动模式,通常都会伴随着许多社会问题,这些情况的产生,则与“社会共融”的预期背道而驰。最为典型的情况,就是本地居民被迫迁移,现有中小型企业被迫迁出或者破产。其基本机制是:大规模的创意企业和创意工人的涌入,加上政府的大力宣传,使得这些地段成为城市居民和各类投资者眼中的热点。随之而生的文化地标建设和文化元素的塑造,使得该地区在公众视野中更加出众(Miles,2005)。其结果是:地价开始快速上涨,由此造成本地的“低廉地价”的优势一去难返,许多本地居民被迫迁出,许多小型企业也不得不离开此地。特别是在“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演变成为“地产开发导向”的城市更新时,这一趋势尤为严重(Cameron et al,2005)。最后,只有那些表现最为出色的大中型企业以及那些足够富裕并能够负担得起这些地段的高昂地价的中产阶层可以继续留在此地(Pratt,2009)。

如上文所述,创意产业的出现和繁荣,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发掘文化的经济价值。这在本质上是“文化工具主义”(Cultural Instrumentalism)的思想的表现(Belfiore,2012)。在这一基本思维的影响下,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往往也与城市形象塑造和城市营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基本方法是:采用新自由主义思想对文化进行商业化,通过宣传、策划,强化文化认同与文化品牌,并将其作为城市的(某一地段的)名片以吸引新的投资、推高房地产价格,以及吸引国内、国际游客的光顾(Champion,2010)。因此,培育创意产业作为全球风靡的城市发展策略,被推到了城市营销的前台。这一策略虽然能够吸引新的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但其代价就是本地居民的社会隔离或被迫迁移,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忽视(Evans,2009)。为了塑造具有美好投资环境和增长潜力的宏伟城市形象,这些消极后果往往被刻意掩盖(Kalandides et al,2007)。因此,那些不符合这些宏伟愿景的城市贫民和穷困的艺术家们,无论他们是否愿意,都被迫离开原有住地(Yeoh,2005)。那些不符合宏伟蓝图的建筑也将被逐步拆除,那些质量不佳的低收入家庭聚居的小区以及廉租房也将被置换为高档商品住宅,本地社会的多样性也进一步被弱化,同时由此引起的本地居民对社会与政府的不满也进一步上升(Musterd et al,2007)。

政府对创意产业的大规模培植虽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但其却又带来新的就业问题。由于创意产业通常需要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创意技能与之匹配,因此创意产业增加的就业岗位只能满足具有较高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的劳动力的工作需求,而那些缺乏类似教育背景和技能的劳动力则被排斥在外。也就是说,随着创意产业的大幅度推进,结构性失业问题将日趋严重(Jayne,2004)。此外,大中型创意企业的迁入,一方面造成本地原有中小型企业的外迁,从而降低本地非熟练工人的就业困难;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许多小型企业破产,进而造成下层创意工人的失业(Newman et al,2000)。这些创意企业的兴衰,反映到城市空间上,就是创意企业的区位变动和随之而生的创意工人的空间移动的循环往复(Storper et al,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