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产业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与城市创新，其还有助于可持续的城市更新。② 本地市场需求对创意产业的集聚影响巨大。总体来说，在传统分析框架之下，决定创意产业在城市中的区位选择的硬件要素包括资本的可获得性、高质量的劳动力、基础设施、交通设施、研究机构、文化设施、税收减免以及办公租金的价格低廉性等。此外，要讨论创意产业的空间区位行为，则不得不关注集群理论对创意产业的影响。......
2023-08-10
创意工人区位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在早期，这一群体主要居于城市中心，以获得良好的交通、生活便利性以及市场。然而，城市中心地区地价的日益上涨，使得住房、办公等区位租金随之攀升。其中，“硬件”条件包括在城市中心区所能享受的各种便利以及相对较低的住房成本。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佛罗里达所提出的关于“创意阶层”的结论难以描述创意工人的实际状态。此外，个体的内心需求以及情感归宿对创意人群居住区位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本书中，创意工人是指那些从事创意产业的劳动力。根据这一基本假定，佐金（Zukin，1982）在1980年代早期所提出的“城市先锋”则属于创意工人范畴。佐金认为，城市先锋主要包括艺术家、设计师、手工艺者以及音乐创作人等。在早期，这一群体主要居于城市中心，以获得良好的交通、生活便利性以及市场。然而，城市中心地区地价的日益上涨，使得住房、办公等区位租金随之攀升。这一城市先锋人群，为了保留原有的便利性，但又受制于较低的收入水平，不得不住进城市阁楼或者废弃的旧厂房。然而，这一原本窘迫的生活方式，随后却演变成了中产阶级所青睐的一种生活时髦。这一趋势到目前为止，依然广泛存在，特别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更是方兴未艾。例如在中国的长三角地区，曾经风靡一时的SOHO居住模式日渐退出舞台，取而代之的则是房产市场中阁楼（LOFT）情趣的高涨（Xu et al，2007）。由此，那些废弃的旧工厂、衰败的仓储空间等，则慢慢成为部分创意人群日趋欣赏的居住空间。
上述这一居住区位行为模式，是综合考虑 “硬件”条件（Hard Condition）与“软件”条件（Soft Condition）的结果。其中，“硬件”条件包括在城市中心区所能享受的各种便利（购物、交通、休闲等）以及相对较低的住房成本。“软件”条件则指对这些地区所持有的历史文化以及空间审美的重视。受古尔德（Goulder，1979）在1970年代末提出的“新阶层”（New Class）的启示，佛罗里达（Florida，2002）提出了“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的概念。他将创意阶层分成两部分：超级创意核心（Super-Creative Core）和一般创意人才（Creative Professionals）。其中，超级创意核心包括科学家、工程师、演员、设计师、诗人、小说家、艺术家和建筑师等；而一般创意人才包括金融人才、科研人才等。可以看出，佛罗里达所界定的超级创意核心与上文所言的创意工人具有一致性。佛罗里达认为，对创意阶层而言，决定其居住区位选择的主要是“软件”条件而非“硬件”条件。这些 “软件”条件主要指生活质量、对新思想的接受与认可程度、文化氛围（Cultural Milieu）、地方创意鸣（Local Buzz）、包容度水平（Level of Tolerance）、人口多样性等。这一观点也受到许多其他学者的支持，例如Montgomery（2005）以及Yigitcanlar和Baum 等（2007）。
佛罗里达（Florida，2005；2002）进一步指出，这些创意人才通常表现出独特的波西米亚式生活方式（Bohemian Life Style），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并且具有强烈的空间流动性（Highly Foot-Loose）。因此，他们多倾向于在城市中心聚居，以期获得良好的生活品质和文化多样性。然而，基于上述观点的推论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Okeda和Koike（2010）在研究日本的动画产业发展过程中发现，从事动画设计与创作的工人的工作与生活环境相当艰苦，他们的收入水平也非常有限。为了获得更多的工资报酬，他们不得不加班工作。在英国，也有类似情况。研究显示，英国的创意产业领域所呈现的不公平性、不安全性以及劳动剥削等屡见不鲜（Banks et al，2009）。
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佛罗里达所提出的关于“创意阶层”的结论难以描述创意工人的实际状态。他们认为，创意工人的居住区位选择是一个复杂过程，其包括“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任何仅仅强调某一方面的理论都将遭遇结论与现实相矛盾的困境（Dainov et al，2010）。有些时候，在内城区的居住小区虽然享有文化设施之便利，但对一些创意工人来说，其吸引力却远不如郊区的高质量物理环境。有些时候，虽然市区具有良好的环境和基础设施，但是其高昂的住房价格使得许多创意工人不得不放弃“软件”条件而转向房价相对便宜的郊区（Kotkin，2007）。还有些时候，创意工人的居住区位选择却与个体的环境感受和心理状态紧密关联（Helbrecht，2004）。正如Chapain 和Comunian（2009）所揭示的那样，每个个体在选择在何地定居的时候，其自身所负载的社会网络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这些社会网络关系除了家庭因素外，通常也包括职业因素、朋友因素等。此外，个体的内心需求以及情感归宿对创意人群居住区位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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