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与中原的关系：批判与讨论

不过他们积了长时期，费了大力量才“立”起来的这一个系统，我们却想费些工夫去“破”它。这不是我们喜欢找古人的错处，要来无风兴浪，乃因我们治史的态度和他们不同，该有这等差别的结论。他们的著书立说的目的在于“求美”，要使一件事情说来好听，写来好看。他们想，蜀中是天府之国，秦汉以来多么锦簇花团，如果说它在商周以前是个文化低落之区，毫无中原文化的积累，未免太煞风景。因此，他增一些，你补一点，从没有关联的地方想出关联，从没有证据的说话造出证据，结果，倒也很像个样子，他们的心头也算得到安慰了。我们则不然，生长在科学的世界里，只能遵照了科学的规律说话，我们的目的是“求真”，所以材料的真实不真实，推论的合理不合理，那是我们必须负责审查的。审查的结果，也许要把人们梦想中的美丽的境界打破，可是这不是我们有心去摧毁它，乃是它自身的不健全已走到了结束的阶段，我们只是执行这时代的使命而已！若使我们迁就了一部分人的心理，束手不敢做，反正时代的洪流终究冲塌了这该结束者的根基，迟早有人起来这样干的。所以还是让我们来作一度不容情的批评罢！

人皇、钜灵等该是神话中的人物，大概凡是稍有现代头脑的人们都已承认。谶纬诸书是始创于西汉的末年而极盛于东汉之初的，它们必然没有决定太古史事的资格，我想大家心中也是了然，现在姑且假定这种书的记载尚为可信，也该问问作者依据的版本如何。秦宓和常璩引的《春秋命历序》上面写的是“人皇出谷口，分九州”，因此秦氏说这“谷口”是斜谷的口。然而《文选·鲁灵光殿赋》的张载《注》引的《命历序》文却作：

出旸谷，分九河。^[90]

《路史》引的也同张载一样^[91]，这究竟是哪一种对呢？依我看来，张载的本子应比秦宓的对。为什么？古人想象太阳出入的地方都在一个谷里，出来的地方唤作旸谷，落下的地方叫作斜谷。^[92]人皇既是神话性的人物，该和太阳一块儿出来。《离骚》所谓“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93]，即是《命历序》的作者想象人皇“乘云车，出旸谷”的先导。九河是黄河入海处分列的港汊，在中国的极东头，从旸谷出来首先看到的是它，所以接着说“分九河”。至于分九州，那是另一回事，《命历序》中固有“分理九州为九囿”之文，不必和“出旸谷”写在一起。这个谷既是旸谷，就不必再讨论是不是斜谷了。既不是斜谷，那就和华阳的梁州无关。这个问题最易明白，所以就是那位最信伪史且善于编排伪史的罗泌，也明斥秦宓的“妄”。^[94]

钜灵这人在《遁甲开山图》里说他“与元气齐生”^[95]，“能造山川，出江河”^[96]，简直是一位开天辟地的神。为什么说他“迹多在蜀”？大约蜀中是道教的发祥地，道士们喜欢装点，在经论中写下了许多他治蜀的故事。正像他们列举名山为“二十八治”，倒有二十七个在蜀的。^[97]因此，罗泌也就起疑，说道：“岂别有一钜灵耶！”

蚕丛、鱼凫等蜀王的年代本不可知。扬雄《蜀王本纪》说：

从开明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98]

这已够长久了。罗泌为什么又把他们排到八十万年之远？他只因《丹壶书》中已把蜀山氏列在因提纪了，如果不遵照这个系统，那么十纪的编排就很困难。既把蜀山氏列入因提纪，可是蜀山氏只有空空的一个名氏，毫无事迹可举，而有事可举的蜀王又只有蚕丛一班人。因此他就把这似乎可以发生关系的两方并合在一块，说蚕丛们就是蜀山氏，蚕丛们该在因提纪了。常璩和杜佑们为什么要把蚕丛们的年代移到帝喾之后，甚至移到周失纲纪的时候？他们只因为如果把蚕丛们放得太前，显见蜀中受中原文化的陶冶太浅，而且五帝三王也不易和蜀中发生关系。现在把他们的年代移后，那么上面空着的一大段就尽是五帝三王活动的地盘了。常璩和杜佑们都在罗泌之前，罗氏为了维持他自己的系统，不能不批评他们是“误”。^[99]唉，为了顾全十纪的编排，蚕丛们便须拉到极远，为了顾全蜀和中原的联系，蚕丛们又须拉到极近，那些没有确定时代的古人，高下由人摆布，真太可怜了！

伏羲、女娲、神农的故事出于纬书，给罗泌硬定了地方。其实是飘飘无根据的。《山海经》的两段比较早些，但它称太皞而不称伏羲，称炎帝而不称神农。毕竟是一个人，说见崔述《补上古考信录》。^[100]《山海经》的话或是秦汉以前的传说，但绝不是太古时代的真相。按常璩《蜀志》说：

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未有谥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101]

这句话如果可靠，那么古代的蜀帝以五色为庙号，这个五色帝和中原神话中的五色帝有无关系，大足注意。或中原的五色帝传到蜀国发生了影响，或蜀国的五色帝传到中原也起了化合作用，都不可知。古代的智识阶级讲历史正同现在的妇孺们讲故事一样最容易牵缠混搅。所以炎黄诸帝的故事如在四川生根发芽，说不定竟是开明帝的故事的遗留。

褚少孙说蜀王是黄帝的后世，如果不是由于开明帝的传讹，大概是取法于司马迁说胡越都是禹的后裔。这些人种一元论的说法，自有它的时代的需要，我们不菲薄它，不过司马贞的《索隐》却好笑，既说“蜀无姓”，又说“黄帝二十五子，分封赐姓”，然则一有姓而一无姓，哪里可以认作一家呢？既说“男子杜宇从天而下”，又说“杜姓出唐杜氏”，然则一有父而一无父，又哪里可以算作一姓呢？又说“唐杜氏盖陆终氏之裔”，按《帝系》，陆终氏出自颛顼之孙吴回^[102]，又按《左氏》襄公二十四年《传》，唐杜氏出自陶唐氏^[103]，应为帝喾之后，唐杜氏又如何做得陆终氏之裔？寥寥数行，抵牾层出，不知他为什么会这样的马虎？

至于黄帝统治天下，《史记·五帝本纪》仅说“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104]，《汉书·地理志》就从这“万国”二字上化出“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一件大事来，实在并没有黄帝分州的根据。

自从人皇到黄帝，他们对于巴蜀的关系大抵由于一二人的掉舌弄笔生出来的枝节，没有历史的价值。颛顼和若水蜀山的关系却比较严重。我虽不信它是真史实，却不能不信为真传说。按古人对于南方的知识颇少，而西方则较明白，看《山海经》和《禹贡》就可知道。这两部古地志里，西面可以知道到流沙和昆仑，南面就只能知道彭蠡和衡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这是一个古代交通史上的问题，在现代只有问题而没有材料的时候没法解决。勉强断一下，是古代的商路多往西而不往南的缘故。《史记·西南夷列传》说：

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105]

汉时的蜀中商人已能和印度通商，可见汉以前的康藏间的商路必已逐渐开展。又秦霸西戎，始皇筑长城，西面以临洮为界，秦的临洮县即今甘肃岷县，在西倾山的东麓，往西就是青海境，那么秦人知道一点青海的情形也在意中。所以《山海经》中屡次记载昆仑山是河水、黑水、青水、赤水、弱水几条大河的发源地，虽未必十分正确，但确有事实的根据。前年我游卓尼，在禅定寺中和宋堪布谈，他是由青海入西藏的，也曾经历过黄水、红水和黑水，只因他没有作地理的考察，不能很清楚地讲给我们听。当时的商人经历青海和西康，回到本乡，一定也曾这样地传述过，所以若水、黑水等名称记在人们的脑子里是很可能的事。《海内经》道：

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106]

古代江汉之南的地方通称为南海^[107]，黑水是雍、梁二州的界线，经许多人的研究，就是现在的怒江。怒江的蒙古名称是哈喇乌苏，哈喇是“黑”，乌苏是“水”，正即黑水。雅砻江和怒江及大渡河差不多并行，怒江在西，大渡河在东，雅砻江在中。大渡河亦名青衣水，如果《海内经》的青水即是青衣水的简称，那就恰恰相符。至于颛顼和若水的关系，那仍然是一种传说。颛顼在古人中是一个偶像，既是偶像，就会随处被拉。所以西方的人拉颛顼，请他生于若水，东方的人拉他，又说：

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108]

孺者抚养也，那么他又是生在东海之外的了。南方的人拉他，又说：

南海之外，……有国曰颛顼。^[109]

北方的人拉他，又说：

西北海外，流沙之东，有国曰中，颛顼之子。^[110]

难道这些记载一一可信，他真是一个“东西南北之人”吗？所以从这一个颛顼生于若水的记载里，至多只能知道当时人对于四川西部已经有了一些认识，或四川西部的人对于中原的偶像已想作拉拢，像今日云南的摆夷崇拜诸葛孔明而已。《山海经》这部书大概是从周末到汉的中叶酝酿了五百年而写成的。《帝系》较后，《史记》更后，它们的雅训的记载即是从这个不雅训的《山海经》里淘汰而来。《山海经》中本说颛顼是韩流的儿子、昌意的孙子，而韩流的相貌乃是“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简直是一个怪物。《帝系》和《史记》嫌它不雅训，所以就把这一代取消，把颛顼直接昌意了。

《荣县志》中举出许多青阳的古迹，并说“世有青阳族居，今裔犹繁”。关于这点，张澍的《蜀典》曾举出许多姓青阳的人来：

汉有东海太守青阳愔，东海王中尉青阳精。……前蜀枢密使唐道袭母青阳氏。……宋有青阳显伯。又赵宋咸平有青阳相，元符有青阳回，政和有青阳泰、青阳兢、青阳充，绍定有青阳师鲁、青阳燮，崇宁有青阳楷、青阳仲康，皆进士，均蜀人。《黄山谷集》有青阳简，……井研之青阳氏也。^[111]

从这许多证据里，可以知道青阳一姓确为蜀中望族；井研和荣县接界，原是一个区域。那边既多这一姓，其来历自可研究。依我现在的猜测，青阳、昌意诸名恐都先由蜀中发生，后人替他们上边拉拢黄帝，下边拉拢颛顼，再附和了江、泜、若诸水名，传到中原，就照样写上了《山海经》，再写上《帝系》时它就成了古代的信史了。推原他们所以如此拉拢的缘故，大概因为楚国出于颛顼和祝融^[112]，春秋时楚和巴的交通较密，把楚祖传了进去，而巴为姬姓^[113]，相传黄帝也是姬姓，就这样的联合了起来。不过楚为芈姓是不能改变的事实，于是造出“黄帝之子同生而异姓”的话来^[114]，《国语·晋语》道：这样一来，难题就解决了。颛顼为昌意之子，就不必同于青阳的姓。青阳姓姬，可以说和巴国是一家，也可以说和姓芈的楚国推上去还是一家。这多少圆融无疑！这是我作的假设，希望将来有证实的可能。

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为十二姓，……惟青阳与仓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115]

《帝系篇》中，玄嚣、青阳本是两人。《五帝本纪》抄录《帝系》而说：

玄嚣，是为青阳。^[116]

这是司马迁的错误。《五帝本纪》中本没有少昊。《世经》说：

《考德》曰：“少昊曰清。”清者，黄帝之子清阳也。^[117]

这又是刘歆的错误。因为有了他们两人的牵扯，所以记载蜀中古史的因青阳而及玄嚣，又因玄嚣而及帝喾，又因青阳而及少昊，纷如乱丝，实际都是瞎扯。至于常璩作《蜀志》，竟说：

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118]

把颛顼和帝喾又搅在一起，他的错误竟和司马迁、刘歆鼎足而三！

禹的问题，依我看来，同颛顼一样，是一个真传说而不是真史实。禹是何代何地的人物，我不敢答。但我敢说，治洪水是迫切的需要，开发水利是战国时极发达的技术，整理水道是战国时极详密的计划，在这些工作进行之下，禹的偶像自有日益扩大的趋势。蜀中的富足固由土壤的肥沃，但亦由水利工程的完备。现在我们住在川西坝子，无论走到哪里，大的河流，小的沟浍，像蛛网一般地密布，真可以说“地无弃利”。这当然是几千年来逐渐完成的大工程。这个工程在什么时候开头，禹的传说就会在那个时候达到四川，也就会在那个时候在四川发扬光大起来。战国时有极可注意的一件事。《竹书纪年》道：

梁惠成王十年，瑕阳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来归。^[119]

梁惠王十年是公元前361年，尚是战国的前半期。瑕阳在河南陕县，那边的水利专家受了秦国的嘱托，从秦到蜀疏导岷山下的青衣水。这条水在哪里？《水经》说：

青衣水出青衣县西蒙山，东于沫水合也，至犍为南安县入于江。^[120]

汉的青衣县在今四川芦山县，南安县在今四川夹江县。蒙山就是岷山，蒙与岷同纽通假，今专指雅安、芦山一带的山。沫水即大渡河，江是岷江。郦《注》道：

县故古青衣，羌国也。^[121]

那么这条水是从羌人的区域里导出来，从芦山导到夹江的。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道：

来归者，谓自夷地道入华夏也。……青衣水旧出徼外，自瑕阳人道使入江，乃为中国之水矣。^[122]

青衣水本是只经羌地的，自从战国时水利工程的技师入了蜀，导它入江，从此它就通了中国。这是秦、蜀两国间的事，骨子里或有政治作用，表面上总是技术工作，而魏国的史官居然把它记在史上，可见这件工作的成功使得中原各国大吃一惊。中原且震动，何况蜀国，又何况羌人！所以这一件事或许竟是禹的偶像传入羌人区域的主要原因。那时通行的是“托古改制”，人们决不肯说：“现在时代已经进步到了那个阶段。”只肯说：“我们有力量把伟大的古人的技能重现出来。”治水的最伟大的古人是谁？这不必问，当然是禹。所以这位瑕阳人向蜀羌诸国宣传的，必是说：“禹的导水工程如何如何，我现在也来这一手。你们看了我，就可以认识禹了。”

除了这一事外，蜀王开明的开凿沱江，也许是一个更有力的启发。《水经注》道：

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郭景纯所谓“玉垒作东别之标”者也。^[123]

玉垒山在四川理番县东南，也正是羌民区域。沱江由玉垒凿起，直到泸县入长江，行了一千五百里，这个工程的道里比导青衣水还长，这个起点离禹所出生的石纽不过几十里，更有激起这传说的可能。一班人的心理总是贱近而贵远的，开明是蜀王，地点和时代相去都太近，引不起人们的遐想来；说起大禹他的神秘性就非常浓厚，他的故事就耐人咀嚼，也就容易受人崇拜了。所以禹生石纽的故事不是无因而至的，它正是疏导蜀水的大工程的反映。

正在写上段文字的时候，非常的凑巧，接到闻在宥先生（宥）从旧威州寄来的信，信上写道：

我等来此，沿途皆缘岷江东岸而行，高崖蔽日，绝壁摩天，狂风怒号，江流激吼，光景之奇，得未曾有。闻威州以上江水更急。在此自然环境之下，自宜产生若干民族英雄之传说，汶川一带夏禹故事之多正为当然之事。

旧威州是宋代的威州，位于汶川到茂县的中路。看了他这封信，便想起我们前年游积石山的情景。那边也是一条峡谷，两崖迫促，河流汹涌，虽然明知道这条峡谷是给水力冲开的，但若设想为人力凿开，似乎更适合于人们的好奇心。所以“禹导河自积石”，“禹凿龙门，僻伊阙”各种传说都起来了。汶川一带既有这样的“高崖绝壁，风号水吼”的奇景，而又加以开明凿玉垒别为沱江的大工程，禹的生在那边，不亦宜乎！

至于禹娶涂山之说，我觉得这是硬栽在四川的。东汉人所作的《越绝书》说：

涂山者，禹所取妻之山也，去县（会稽）五十里。^[124]

是涂山在浙江会稽县。《汉书·地理志》颜《注》引应劭《注》：

（九江郡当涂）禹所娶涂山，……有禹虚。^[125]

《水经注》也说：

江之北岸有涂山，……常璩、庾仲雍并言禹娶于此。余按群书咸言禹娶在寿春当涂，不于此也。^[126]

汉的当涂县在今安徽怀远县，寿春邑在今安徽寿县，两县连界，涂山在怀远县东南。汉晋时人都如此说，所以郦道元虽录了常璩们的说法，终究否认了。但我以为会稽和怀远固然有涂山，可是禹所娶的涂山并不在此。就禹的整个故事看，河南的嵩山是他的故事的核心。嵩山又名嵩高，又作崇高。^[127]王念孙说：

古无“嵩”字，以“崇”为之，故《说文》有“崇”无“嵩”。经传或作“嵩”，或作“崧”，皆是“崇”之异文。^[128]

我们看《国语》说“有崇伯鲧”^[129]，是以嵩山为禹父的国。《逸周书》说“崇禹生开”^[130]，是以嵩山为禹本身的国。《竹书纪年》和《世本》都说“禹都阳城”^[131]，汉的阳城县在今河南登封县，即嵩山的南麓。《汉书·地理志》说“阳翟，夏禹国”^[132]，汉的阳翟县即今河南禹县，在嵩山的东南。汉武帝诏书说：“至于中岳，……见夏后启母石，……翌日，亲登嵩高。”^[133]夏后启的母亲是禹所娶的涂山氏女，她生启亦在嵩山。所以嵩山的区域是禹的传说的大本营。认识了这一个区域的历史意味，就可知道涂山的所在。《左氏》昭公四年《传》：

司马侯曰：“……四岳，三涂，阳城，大室，……九州之险也。”^[134]

四岳的问题太复杂，且不管它。阳城山在登封县的东北，大室山即是嵩山的一部分。三涂一名有些歧说。孔颖达《正义》：

服虔云：“三涂：大行，辕，崤渑也。”谓“三涂”为三处道也。

杜云：“在河南陆浑县南”，则以三涂为一。^[135]

杜预为什么要改服虔之说？他是根据了昭公十七年的《传》文：

晋侯使屠蒯如周，请有事于雒与三涂。……旬吴帅师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洛。陆浑人弗知。师从之，……遂灭陆浑。^[136]

晋要灭陆浑，先请祭洛与三涂，可见洛与三涂是陆浑区域内的名山大川。汉的陆浑县在今嵩县东北，正当嵩山的西面，这三涂山大约就是熊耳山的东角。禹娶涂山，从禹传说的核心看来，应当在这一边才对，所以我以为涂山即是三涂山的简称，那会稽当涂和江州的禹娶涂山的古迹，都是秦汉以后装点出来的。

《禹贡》这一篇书，规模的阔大，记载的翔实，自为我国地理学上的宝典。但这篇书不但不是禹的著作，而且连孔子也不会见到。近二十年来研究的结果，大家已经承认它是战国时代的著作，乃是根据了那时列强开拓的疆域，又容纳了水利专家的计划，再迁就了旧有的九州观念而写成的。此事说来话长，此间也不容作详细的讨论，姑且举出一个最显明的证据。篇中说：

淮海惟扬州。^[137]

从淮水以南直到海都是扬州的境域。这一州为什么叫作扬，从前人都猜想不出所以然来。现在我们知道了，“扬”和“越”是双声字，可以通假，所以《诗经》里既有“对扬王休”，又有“对越在天”^[138]。《尔雅·释言》也说：“越，扬也。”^[139]这两个字的声音既差不多，意义又完全一样，所以称为扬州实在就是称为越州。为什么称为越州？因为这是越国的地方。正如楚的异名为荆，所以楚国的地方称为荆州；燕的双声字为幽，所以燕国的地方称为幽州。《吕氏春秋》说：

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北方为幽州，燕也。^[140]

可见这类名词的取义本是当时人共同了解的。按淮水下游原为吴地，到鲁哀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73年）越灭了吴，才是越国的地方，那时孔子已死了六年了。越灭了吴，淮水以南才可称为扬州，所以《禹贡》的著作在春秋之后是无疑问的事。现在说到梁州，梁州在古代是巴蜀等国的土地。巴通于楚，春秋时已有记载；蜀通于秦，不知在何时开的头，从史书中的记载来说，秦厉共公二年（公元前475年），“蜀人来赂”，是见于记载的第一回^[141]。秦灭巴蜀在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两事相距凡一百六十年。说它们有二百年上下的交涉史，大致不错。有了这等长时期的交通，秦人对于巴蜀的山川、种族、物产知道之多，是当然的事，把这些知识写到《禹贡》里也不算困难。至于灭了巴蜀以后，秦就大量移民前往，知道的那边情形自然更清楚了。雍州是秦的本土，梁州是秦在秦岭之南新开拓的一大片土地，这和燕的本土在冀州，而把燕国新开的一大片东胡地方唤作幽州，有同样的需要。所以《禹贡》的著作在秦灭蜀之前固亦可能，而在灭蜀以后则更为可能。这和禹有什么相干！至于蜀中的水利，是瑕阳人、开明帝、李冰、文翁一班人开发的，和禹又有什么相干！《禹贡》的梁州既和禹无关，那么和人皇、黄帝们的九州更无关自不消说。

桀伐岷山，我以为就是“桀克有缗”的误文。《左氏》昭公四年《传》：

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142]

又昭公十一年《传》：

桀克有缗以丧其国。^[143]

可见这是夏末的一件大事。为什么克了有缗反而亡了自己的国呢？《古本竹书纪年》所载的很够做这一句话的注解：

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爱）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与伊尹交，遂以闻（间）夏。^[144]

桀得了新欢而忘了旧偶，于是他的元妃忍不住这口气，就联络了敌国的重臣泄漏内情，以至亡国。所以从这两件事的性质来看，实在就是一件事。再就“缗”和“岷”这两个字来看，也有一字讹变的可能。《汉书·地理志》：

湔氐道：《禹贡》山在西徼外。^[145]

《说文》山部：

“”，山也，在蜀湔氐西徼外，从山声。^[146]

皆从昬，与缗同。古人写字偏旁常不一律，如“旸谷”亦作“谷”，亦作“汤谷”；从系从山，理无二致。所以《古本纪年》有了“桀伐岷山”，就没有“桀克有缗”了^[147]。有缗在何处，杜预无释；按《汉书》颜《注》：

（山阳郡，东缗）《春秋》僖公二十三年：“齐侯伐宋，围缗”，即谓此。音旻。^[148]

汉的东缗县在今山东金乡县。那么，所谓桀伐岷山者，并非西征，乃是东讨。又《楚辞·天问》云：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妺嬉何肆？汤何殛焉？^[149]

说的也是这件事，而作“蒙山”。“蒙”与“缗”，“岷”同“纽”通假。蒙山何在，注家未言。按《禹贡》所谓“蒙羽其艺”^[150]，《鲁颂》所谓“奄有龟蒙”^[151]，《论语》所谓“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152]，都指现在山东蒙阴县的蒙山。无论这地方在金乡或在蒙阴，反正都在山东而不在四川。

老彭为蜀人，这仅是常璩的话。他所以有这句话，只因犍为武阳有彭祖冢和彭祖祠^[153]。而那边所以有彭祖的冢祠，就因那边有彭亡聚^[154]。因此他说老彭即是彭祖，为蜀产。其实老彭和彭祖甚不该并作一人^[155]，而彭祖的古迹在江苏徐州的又远较蜀中的多，实在是抢不过去的。

甲骨文中固有商王征蜀的记载，但相信这个蜀即是从武王伐纣的蜀的。陈梦家先生已说“大约在殷之西北、西南，决不若今日之远处边陲”，已有不在四川的表示。胡厚宣先生（福林）《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156]文中举出“贞蜀受年”和“贞蜀不其受年”的卜辞共有六条。“受年”就是“年成好”的意思，这一定要在商王直接管辖的地方，才会有这样关切的表示。胡先生说：

此皆武丁时所卜。他辞或言“伐蜀”，或言“至蜀有事”，知蜀者会一度叛殷，及平服之后，不特为农艺之区，且于其地举行祀典也。……陈梦家谓与羌地为邻，盖以误释“贞弗其羌龙”之“羌龙”为“羌蜀”之故也。案卜辞中羌龙之辞句甚多，……而羌蜀连称者则绝未之见。……余谓卜辞中之蜀，当即《左氏》宣公十八年《传》“楚于是乎有蜀之役”……之蜀。杜注：“蜀，鲁地，泰山博县西北有蜀亭。”……《嘉庆一统志》：“蜀亭在泰安县西”，又“汶上县西南四十里有蜀山，其下即蜀山湖”。盖自今之泰安南至汶上皆蜀之疆土。^[157]

经他一考，蜀自蜀，羌自羌，毫不生关系；既不生关系，就不必牵引到西方来。至于唐立庵先生为了一个“工”字就确定了“方”之为“邛方”，因方之有着落而确定蜀为巴蜀之蜀，那就说得太轻易。从工的地名多得很，并非单有这个“邛”字。《汉志》沛郡有“县”，蜀可省虫，则亦可省虫，岂非天然一个工字的地名？倘以为沛郡在东不妥当，该向西寻，那么汝南郡的“项”，南阳郡的“红阳”，也未始不可充数。再往西去，新丰有“鸿门”，终南山下有“武功”，也是从工得声的。何必一定说邛？而且古代国民未必即为后世地名，甲骨文中有羊方、虎方，后世郡县之名哪有叫作羊什么、虎什么的？那么虽从工，又哪会一定留下一个邛的地名？既非邛，蜀就不必是四川的蜀。《春秋》庄公三十一年《经》：“筑台于薛”，“筑台于秦”^[158]，单看字面似乎是薛国和秦国。然而鲁君怎能跑到别国的土地上去筑台，而且筑得这样远？所以这薛和秦都是鲁国境内的地名，毫无疑义。拿这两个字来比例那两个字，想唐先生也就可以把自己的结论一笑置之了。

上边辨了许多，想必有人在旁冷眼看着，心里想道：同名异地固然纷乱，谶纬杂书也该不信，蜀人拉拢也可丢开，至于《牧誓》这篇千真万确，庸、蜀八国确在西南，看你有什么方法否认？我对于这个质问早已想好了回答。古代凡战必有誓，所以齐一军心，使人勇于赴死。如韩之战，晋惠公的誓记在《晋语》^[159]，戚之战，赵简子的誓记在《左传》^[160]；不过古代的史料丧失太多，传下来的便有限。牧野之战是武王的大事，他临战作誓是必然的，不过这一次的誓词是不是就是现在这篇《牧誓》，这却是一个问题。按《诗·大雅·大明》说：

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161]

《鲁颂·闷宫》也说：

致天之届，于牧之野。“无贰无虞，上帝临女！”^[162]

《大雅》是周朝人做的，《鲁颂》是鲁国人做的，两方的话头不谋而合，都说武王的誓师词是：“殷商的军队纵然多，但上帝就站在你们的前面，你们必然会打胜他们。你们不用害怕，也不可三心两意！”这两个作者虽没有背出《牧誓》的全文，然而《牧誓》的主要意思已经给他们提纲挈领地举了出来。拿“上帝临女”来鼓励部队作战的信心，实在是一个最有力量的启示，所以这一句话也就是后来的王朝和侯国的人们所忘记不了的。可是为什么现在这篇《牧誓》偏偏把这一句最重要的话漏掉了呢？说它有脱简罢，那篇文章确是一气贯注的，毫没有脱简的痕迹。既不是脱简，而现存的这一篇和原本面目不同，神气全异，那么我们只有说，现存的《牧誓》不是原本的《牧誓》。原本的《牧誓》是周武王的话，西周的史官记下来的；现存的一篇就不是周武王的话，是西周以后的人补做出来的。西周时代神道设教，动不动就举出上帝来压倒一切。到了春秋之世，理知发达，“天道远，人道迩”的观念战胜了“皇天上帝，临下有赫”的思想，开启了战国时代的灿烂文化。到了那时，武王的人格变了，他的说话也该变了，牧野誓师之词，只消列举纣的失德以激起听者的憎恶，再训饬他们整齐步伐，也就够了。所以这一篇东西的著作时代，只能放到春秋、战国之间。如果不信我这番话，请把《费誓》和《牧誓》比较一下。《费誓》相传是鲁侯伯禽作的，无论是不是他，总该比较《牧誓》晚，然而《牧誓》文从字顺，《费誓》佶屈聱牙，在时代上显见相差数百年，如果承认《费誓》是西周的作品，就不得不说《牧誓》是春秋以后的作品了。

以上一段话，和本文无甚关系。现在要讨论的是“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这些名词是不是指四川、云南间的“夷”国，这些“夷”国是不是在周初已和中原有了联系，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先看《左传》。桓公十二年：

伐绞之役，楚师分涉于彭。^[163]

杜预《春秋释例》：

彭水出新城昌魏县东北，至南乡筑阳县入汉。^[164]

魏的昌魏县在今湖北房县，筑阳县在今湖北谷城县。桓公十三年：

楚屈瑕伐罗。……及鄢，乱次以济。……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165]

鄢，杜《注》：“鄢水在襄阳宜城县入汉。”罗，杜《注》：“在宜城县西山中。”^[166]罗与卢戎皆在汉水之西，荆山之东，所以能联合抗楚。文公十六年：

楚大饥，……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帅百濮聚于选，将伐楚。……楚人……乃出师，……百濮乃罢。自庐以往，振廪同食。……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167]

这是楚国闹饥荒的时候，附近的许多国家和部族都想来趁火打劫，带着群蛮的是庸，带着百濮的是麇。楚国出兵之后，百濮散了；秦、巴出兵协助楚师之后，群蛮降了，庸被灭了。庸在今湖北竹山县，无异说。麇，顾栋高说在陕西兴安州白河县^[168]，在汉水之南，陕西和湖北的交界地，南距竹山不远。这两国定，群蛮和百濮的地点亦可定，这些部族如不是居于襄阳以上的汉水两岸，便是住在武当山中。“自庐以往”的庐，顾栋高说即卢戎的卢，今为中庐镇，在南漳县东^[169]。在《左传》这三段记载里，庸也有了，卢也有了，彭也有了，濮也有了，都在今湖北省的西北角，楚的郢都的北面，和河南陕西都近，而和四川、云南却远。关于濮的记载《左传》里还有。昭公元年：

吴、濮有衅，楚之执事岂其顾盟。^[170]

昭公十九年：

楚子为舟师以伐濮。^[171]

总是表示濮和楚是极近的。又昭公九年：

王使詹恒伯辞于晋曰：“……武王克商，……

巴、濮、楚、邓，吾南土也，……。”^[172]

濮为周的南土，虽不必在周的畿内，总为周王政治势力所及，不得距离太远。拿现在地方说来，邓在河南，楚在湖北，巴在湖北、四川之间，都是江汉流域，濮就不会远到金沙江流域去。以上诸证，徐中舒先生的《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173]俱已提出，我不过申述而已。再有一项坚强的证据，是徐先生偶然没有想到的，原来被杜预、常璩们派到云南去的濮人，实际上并不名濮。《吕氏春秋·恃君览》云：

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多无君。

高诱《注》：

僰，读如匍匐之匐。^[174]

可知僰字音匐，亦即音濮。因为两音相通，所以两字写乱。我们打开《史记·西南夷列传》来看，里边有“僰僮”，有“僰道”^[175]，但没有一个“濮”字。再翻开《司马相如列传》，里边三处提到“西僰”^[176]，也没有一个“濮”字。看《汉书·地理志》，犍为郡有“僰道”，王莽改为“僰治”，越西郡有“僰道江”，也没有一个“濮”字。凡常璩所举的濮人区域，堂琅、谈槀、蜻蛉、句町，《汉志》都没有濮人的记载。蜻蛉县的“濮水”，《汉志》原作“仆水”。临邛县的“濮千水”，《汉志》原作“仆千水”。所以凡是晋代所称的濮，就是汉代所称的僰，根本同《牧誓》的濮一些不生关系。《牧誓》的濮应当在楚国附近，现在湖北省境内。

八国中，上文解释了四国，如今再说那剩下的。羌的大本营在今甘肃南部，看《后汉书·西羌传》便知。蜀的北境本达汉中，所以蜀王“东猎褒谷，见秦惠王”^[177]。髳，钱宾四先生（穆）《古三苗疆域考》说：

近人章炳麟《检论·序种姓》谓今之苗，古之髳也，与三苗异。然余考春秋河东有茅戎，“茅”“髳”同字，则髳亦在北方。……髳与三苗未见其必为二也。

钱先生说髳即三苗，而三苗的疆域：

盖在今河南鲁山、嵩县、卢氏一带山脉之北，今山西南部诸山，自蒲坂、安邑以至析城、王屋一带山脉之南，夹黄河为居。^[178]

假使钱先生此说确得事实的真相，则髳应在山西的南头，或河南的西角上。微，《尚书·立政篇》说：

夷、微、卢、、三亳、阪尹。^[179]

可见这种部族一定和周朝比较接近，所以周公立政建官，就先提到他们。《彭县志》因《公羊经》“筑微”，《左氏经》作“筑郿”，因而把它放到四川眉山县。现在我们若把四川这个成见打破，那么《春秋经》上的证据正好施用到陕西的郿县。这是褒斜道的北门，和汉中的蜀恰恰可以连在一起。天下的问题都够复杂，绝不是做一二篇文章就能彻底解决，我们上面说的也许不对。但楚的北部有庸、卢、彭、濮，《左传》上有很好的证据，很可能地引出我们的假设来，这四国和蜀都在汉水流域。羌、微和髳则在渭水和河水流域。我们可以说，如以秦岭和汉水做条界线，那么，三个是北方的“夷”，五个是南方的“夷”。如果武王伐纣真带着这些部队，那么，我们可以证明徐中舒先生的话：

盖周之王业，实自太王迁岐始。岐在渭水河谷，……南接褒斜，可通江、汉、巴、蜀，周人骤得此而国势始盛，因此肇立翦灭殷商之基础。^[180]

周的势力在太王时已向江汉流域发展，而这八种“夷”人大半住在那里，服属于周，所以武王可以领了他们出征。倘使武王伐纣时原没有带着这些“夷”兵，那么我们只有说，这位作者知道周的畿内及其外缘曾有这些“夷”国，因而推想到伐纣之际该有这种“蛮荆来威”和“氐羌来王”的阵容，就写进这篇补作的誓师词里，以见王化的远被和四夷的拥戴而已。无论这两种说法哪一种对，总和岷江流域的人无关，更和金沙江流域的人无关。

至于《世俘》里面新荒所伐的蜀，我以为和卜辞里面的蜀倒是一处地方。它是商的都邑，或是属国，所以克商后一个月就遣将伐它。再看出兵的日子是庚子，得胜班师的日子是乙巳，来往仅仅六天。倘使打仗只费一天工夫，那么由商到蜀不过两天路程，相去约二百里左右。这尚不能到泰安，如何可以到四川！

武王伐纣时随从了巴国之师，巴国之师以歌舞胜敌，这个故事的由来，常璩自己就说明了。他在《巴志》里说：

阆中有渝水，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善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天下既定，高帝乃分巴置广汉郡。^[181]

这可见汉高祖争取天下的时候，他的部队之中有民，仗着他们的勇敢和高兴，得到了胜利。高帝夸奖他们，同时也夸扬自己，说他们唱的是武王伐纣之歌，显见得自己带的是王者之师；再把他们的舞蹈保存在乐府，而这件故事愈益有名。反映到古史上，就真成了巴人助周伐商了。一经拆穿，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巴为姬姓，见于《左氏》昭公十三年《传》的“巴姬埋璧”，当然可信。不过是不是同常璩所说为周武王所封，这却是问题。试看骊戎也姓姬，鲜虞也姓姬^[182]，而骊是戎，鲜虞是白狄，正和申、吕、齐、许是华夏的姜姓而姜戎和莱夷却是夷狄的姜姓一样。本来华夏和夷狄并非种族的不同而是文化的差异。姬、姜两姓关系最密切，傅孟真先生（斯年）在《姜原》^[183]里认为“姬周当是姜姓的一个支族，或者是一更大之族之两支”^[184]。而姜和羌实是一字，傅先生说：“鬼方之鬼在殷墟文字中或从人，或从女。照这个例，……地望从人为羌字，女子从女为姜字。”^[185]姬姓大概本是羌族的一部分，后来自由分合，自由发展。太王兴于岐周，武王做了天子，随着他们的部族就成了华夏。那些不在这范围内的，他们没有受周天子的封，也没有受中原文化的熏陶，仍是夷狄，但其姓则是一样的姬。巴君到底是哪一类的姬姓呢？这是不能随便断定的。

常璩所记春秋时代巴国的事迹，都据《左传》，毫无可议。至于他把蚕丛等蜀王移到春秋，原是有作用的，上面也已说过。

最滑稽的莫过于《春秋》学家廖季平先生的妙想。鲁宣公末年，鲁、卫联晋抗齐，把齐兵打得大败。齐虽对晋屈服，但它的与国楚便联合了郑、蔡、许诸国去侵伐鲁、卫。鲁、卫敌不过楚，只得与楚讲和，这是会蜀的由来。楚国声势浩大，晋国也怕和它冲突，鲁、宋、卫、曹等国明白这种情形，所以都敢加入这一次的同盟。倘使他们怕晋国生气，实际盟于四川的蜀而表面上说是盟于山东的蜀，难道晋国这位霸主竟会这样的糊涂，甘受他们的欺骗？而且十一个国的代表，再加上一位鲁成公，成群结队，仆仆远征，难道竟会一点消息都不走漏到晋国人的耳朵里？楚国也是盟主，也有他的身份，举一个盛大的同盟，光荣而正大，为什么要迁就鲁、卫诸国惧怕晋国的心理，鬼鬼祟祟躲到西南的蜀国去结盟，无乃太不成体统，失掉了霸主的尊严？常璩感到《春秋经》上没有写过巴蜀参加中原盟会，替他们找理由，所以《巴志》说道：

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186]

又于《蜀志》说道：

限以秦、巴，……不得与春秋盟会。^[187]

如今楚人率领了十一国的君臣，特地到蜀国来订盟，有了这样好的机会，而巴蜀还不去参加，这是什么道理？况且《春秋》上鲁君到别国去，往来都有记载，为什么独有这一次不记，难道也是怕晋人来查看他们的史册？把鲁君出行的记载看来，如僖公三十三年：

冬，十月，公如齐。十有二月，公至自齐。^[188]

齐、鲁是邻国，只隔了一座泰山，所以往还只有两个月。襄公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晋。夏，公至自晋。^[189]

晋在山西，道路远了，来回便需一季。昭公七年：

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190]

楚在湖北，路更远了，往返就需半年。这次的盟如在四川，鲁成公岂不要隔了一年才归来？何以成公二年十一月，他刚会楚公子婴齐于山东的蜀，那一月的“丙申”，依顾栋高的长历是十一月十三日^[191]，他就到了四川的蜀去结盟了呢？而且成公三年《经》：

春，王正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伐郑。^[192]

难道他已在上年腊月底回家度岁？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鲁君到晋到楚，何以都迟迟其行，同乘牛车似的，只有四川的往返，却像飞机一般的快？廖先生说：“自殽以后，秦师东道不通，未尝至山东，则匮盟之蜀有秦，必为梁州无疑。”这句话粗看似乎很对，细按之却全不是这回事。说“东道不通”的是“秦师”固然可以，因为有晋师把崤函的天险扼住。但不通的只是军队而已，至于一介使者，一车两马，哪有不能通过的道理。否则殽之战是鲁僖公三十三年的事，为什么文公九年的《春秋经》上就写：

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193]

孤单的使者不必说可以出来，就是大批的人马也未尝不可通行。试看昭公元年秦景公的弟出奔晋，《左传》上说他：

其车千乘。……造舟于河，十里舍车。自雍及绛归取酬币，终事八反。^[194]

道路的畅通有如是者！再进一步说，就真是秦国的军队也何尝不可大踏步向东方来？文公六年《经》书：

楚人、秦人、巴人灭庸。^[195]

他们怎能达到湖北省的境内？定公五年《左传》记吴入郢后，申包胥入秦乞师：

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196]

这些兵车又是怎样出来的？可见秦师要出东道，就使崤函给晋国挡住，还有武关和荆紫关可走。秦师既可到楚，为什么秦使就不该到鲁？或许有人问：照你所说，何以一部《春秋》中，秦人很少参加盟会的？答道：崤战以后，秦和晋是世仇，而中原是晋的天下，秦既不能把晋打倒，又如何肯俯首参加中原的盟会？楚是秦的与国，所以楚有了急难，秦就肯派兵出来援救。如今楚为蜀盟，可以摇动晋的霸权，秦自然乐于参加。这原是很容易解释的一件事，何必牵扯到四川的蜀国以增加其葛藤！

《吕氏春秋》说吴王阖庐胜楚之后，西伐至于巴蜀。按此事《春秋》《左传》《国语》《史记》《吴越春秋》一概未说。《春秋经》定公四年十一月吴入郢，五年夏越就入吴。《左传》定公五年七月，秦师败吴师，其时又有夫概归吴自立的事，阖庐只得偃旗息鼓退回老家。《史记》同《左传》。《吴越春秋》入郢之后，添出了“引军击郑”一件事^[197]。不知道《吕氏春秋》的作者何所依据？我想《吕氏春秋》是在秦国作的，秦灭了巴蜀而益臻富强，此事为秦人所不能忘，他们以为秦国如此，吴国亦当然，破楚以后，乐得西向巴蜀发展，自该打过去了。他们心中这样想，笔下就会这样写，这叫作“信口开河”，没有什么别的理由。

苌弘的事可算奇突。周人要杀苌弘，就在周的境内把他处决好了，否则送到晋国，让赵鞅去处置更好，何必把他解回蜀国，再施以刳肠之刑？把《吕氏春秋》一看，就打破了它的神秘。《必己篇》的开头一段完全抄自《庄子·外物》，一字不差，单单苌弘这句出了毛病，写的是：

苌弘死，藏其血，三年而为碧。^[198]

原来并没有“于蜀”两字！我们现在看见的《庄子》是晋郭象《注》本，而《吕氏春秋》的作者所见的乃是战国本。我们既从《吕氏书》中见到了这部古本的面目，就知道这两个字是后人妄加上去的。苌弘既不死于蜀，他的生处就不必费心再到蜀国去找。

商瞿，《史记》明说是“鲁人”，杨慎只因这“瞿”字和瞿上的地名相同，说他是蜀人。他引了三个证据，《世本》和《文翁石室图》作“商瞿上”，宋祁《成都先贤赞》以为蜀人。张澍驳了他两个，《蜀典》说：

《世本》今虽不传，然诸书所引俱在，并无“商瞿上”之文。《文翁石室图》亦未尝作“商瞿上”。近人引《石室图》作“商瞿上”者，误从杨氏，非原文也。^[199]

他剩下的一个，我要补充一下。宋祁的《景文集》今有二本，一是日本天瀑山人据宋刻残本复刻的，在《佚存丛书》^[200]，一是清四库馆从《永乐大典》辑录的，在《武英殿聚珍版丛书》^[201]。这两本都是不全本，里边没有《成都先贤赞》，情有可原。杨慎是看到这篇赞的，《全蜀艺文志》是他亲手编纂的，志中收录蜀中掌故文字多至六十四卷，材料可谓丰富。然而《赞》的一部分却没有宋氏这一篇，那就奇怪。宋氏所作的赞文，《艺文志》里也有，然而乃是《学府文翁祠画像十赞》，赞的是文翁、司马相如、王褒、庄遵，何武、扬雄……而不是商瞿上！他看见了这篇文章而不编入，引据了这篇文章而不摘录其辞，这是什么道理？杨慎本是伪作《岣蝼碑》和《杂事秘辛》的人，他的话不可据为典要，商瞿这一个问题也不值得讨论了。

以上逐条批判完讫。我们做完了这个工作，可以知道：有甲骨文里的蜀，其地在商王畿内。有《逸周书》里的蜀，大约和甲骨文的蜀是同一块地方。有《春秋经》里的蜀，是鲁国的都邑，在今山东泰安县附近。这三个蜀全在东方，和四川的蜀国无涉。有《牧誓》的蜀，固然和蜀国有关，但秦岭之南即是蜀境，依然是汉水流域的蜀人而不是岷江流域的蜀人，何况《牧誓》这篇的著作时代还有问题。梁州固然指的是四川的大部，陕西、湖北的一部，但这是秦灭巴蜀的前后所作的，不足以说明在这个时期以前四川和中原发生过怎样的关系。

综合以上的辨驳，又可见那些古代巴蜀史事的记载可信的实在太有限了。最害事的是常璩的根据谶纬以叙述巴蜀的古史，罗泌的根据谶纬和道教经典以建立全部的古史。杨慎的有意作伪，司马贞的胡乱拉扯，这种态度最要不得。其次拾着了汉高帝的一句话就巴师从武王伐纣，看了秦有巴蜀就把这个功业套在阖庐头上，古帝王个个拉到，微、卢八国也个个拉来，听到涂山就算禹娶，看到蜀字就说西川，虽由无意的错误，或出于虚荣的歆慕，也误事不少。其真有传说的背景的，如青阳降居江水，颛顼生于若水，禹生于石纽，实亦无几，其起源亦甚迟。至于真的历史的事实，则只有蚕丛等为蜀王，巴与楚有国际关系的两点而已。扫除尘雾，露出本相，原来不过如此。

从前人搭架得很像样的一个历史系统，现在给我们一分析之后，真是个“七宝楼台，拆卸下来，不成片段”。古蜀国的文化究竟是独立发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这是在“求真”的目的之下所必有的收获，大家不必替它惋惜。历史是一个破罐头，罐已破了，无论用什么好的泥土补上去，总是补的而不是原来的。破处让它破着，这就是孔子的“多闻阙疑”的精神。孔子不曾说吗，“吾犹及见史之阙文，……今亡矣夫！”孔子固亦叹息痛恨于这辈不安于阙文而妄为补缀的俗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