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须先将“直接税”这一名词作一介绍。民国成立之后,无论袁世凯政府、北洋军阀,还是国民政府,持续推动以直接税理念为中心的各项税目,初步开征印花税,并且向官吏课征薪俸所得税,直接税制度开始生根。及至抗日战事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设置以“直接税”为名的专责机关,掌理战时税务,直接税制度进入全面实施的阶段。......
2023-08-10
抗战后期以来,直接税的税务由于查账作业与简化稽征的交错实施,因提高税收额而不时与商民发生冲突,加上开征过程中层出不穷的苛扰弊端,经常为舆论所批评。1947年国共内战期间,《大公报》对于国府在抗战前后实施的直接税制度改革发表评论,认为国府在抗战结束数年以来,不断进行修正税法、增办新税与改订税率,游移于增加收入、促进生产与改善分配三个目标,却始终不见效果。由于各项税收均未能及时征解,又受到物价波动的削弱,失去约束通货膨胀的能力。各项税目不断加重中下阶层的负担,阻碍产业与经济的发展。至于改善财富分配的目标,直接税的税目虽有扩增,但分析1947年的总预算,税收只占岁入的38%,其中间接税为26%,直接税只占12%,显示政府并未善用租税政策。[78]然而,税政改革显然已经不是此时国府的施政重点,在税政服膺于财政的领导之下,包征与估缴的务实措施取代了学理论辩,直至1949年10月的政权转移。
1949年之后,这些在国民政府时期列名于直接税的税目,于海峡两岸有不同的发展际遇。在台湾地区,这些税目以个别形态,即所得税、遗产税、印花税与营业税,重新推动税务,直至今日。在中国大陆,这些税目的际遇则另有一番转折。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于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继于次月召开全国税务会议,以统一税目为目标,把税法有关工商业税者,修改合并为营业税和所得税,后又以两税的纳税人都是工商业者,定名为工商业税。政务院在1950年1月31日公布三项办法,即《全国税制实施要则》《工商业税暂行办法》《货物税暂行办法》,建立开办税务的法源基础。从1950年至1955年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修改税则的方式,保留国府时期征收工商业税的做法,沿用了部分直接税的税目。[79]到了1955年10月间,由于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政策,主政者认为“新中国的财政基础已经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不但以工商业税为名的直接税已经失去地位,甚至连整个税政体系的职能,也在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间,遭到极大削弱而难以发挥作用,税政为之中断。上述的税政情势,直到进行改革开放之后,才发生转变。此时,为了寻找发展经济的税源,原先被摒弃的各种直接税项目,再度回到税政体系。[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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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须先将“直接税”这一名词作一介绍。民国成立之后,无论袁世凯政府、北洋军阀,还是国民政府,持续推动以直接税理念为中心的各项税目,初步开征印花税,并且向官吏课征薪俸所得税,直接税制度开始生根。及至抗日战事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设置以“直接税”为名的专责机关,掌理战时税务,直接税制度进入全面实施的阶段。......
2023-08-10
在众多西洋税制之中,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税目为印花税。[8]为了筹款,陈璧在奏文中提到《马关条约》对中国财政的巨大冲击,建议仿行西洋的“印税”。施行此税之法为政府下令民间购买由国家统一印制的印花票,粘贴于各项契券字据,作为纳税凭证。各国明文规定,凡契券或字据不粘印花者皆不具法律效力,官府不但有权议罚,在遇到行政诉讼时,更可不受理未贴印花的案件。......
2023-08-10
首先,中央政府要求各省调查当地的厘金现况,呈报其评估实施裁厘时可能引发的问题。中国政府在获得列强同意修订税则的表示之后,在上海成立“修改进口税则委员会”,从1918年1月5日到12月20日,与14个国家先后展开谈判。1920年2月初,财政总长李思浩提出,关税自主案交涉不易,此时可先争取裁厘加税。......
2023-08-10
直接税制度的推展,为国人带来对西洋近代租税理念的讨论。舆论认为,国府在抗战前夕致力推行直接税,固然期待其承担战时税源的使命,更应重视建立公平税制,使国民赋税得到公平分摊,同时配合实施累进课税,矫正失衡的财富分配现状。此时,直接税适足以提供战时财政所需,形成从间接税迈向直接税的新体制。李权时认为,国府推动直接税改革,人民因纳税的切身利害关系,必群起而问政,于是民权主义可以获得实现。......
2023-08-10
从晚清至国民政府时期的60年间,近代中国的各个政权曾经数度引介西洋税制,作为突破财政困局之道。过去学术界关于国民政府推行税政改革的评价,一般定见多以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不足,加上内乱外患的因素,遂至空有理想而罕有实效。从这项结果,再来观察与衡量所谓的“国民党政权”或是“国民政府时期”在税政改革中的作为,仍然具有不可抹灭的价值。......
2023-08-10
国府强调直接税制度具有开创合理税制的作用,经由广泛实施直接税,将可顺利解决传统赋税负担不公的现象,成为国府争取民众支持进行税政改革的重要依据。由于当时所得税是直接税的唯一代表,孔祥熙也据此类推,确信直接税制度具备了赋税制度所有的优点。直接税在抗战期间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虽颇有大幅成长,却受限于后方经济条件不足,以致无法取代长期备受倚重的间接税。......
2023-08-10
为此,国府决定再度召开财政会议,商议改良税务对策。[33]1934年5月21日至27日,国府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此次会议既是因地方税务问题而起,关于整理营业税及改良税制与税率的问题,成为会议的讨论重心。[38]第二次财政会议的主要诉求是废除苛杂及减轻附加,必须整理旧税与创办新税双管齐下,同时以省县并重的原则调整地方预算。......
2023-08-10
简言之,国府在抗战末期推行简化稽征做法,原是为了筹措不断暴涨战费的权宜措施,工商界人士认为,只要公会摊派认缴固定税款,即可免除税吏如狼似虎的查账麻烦,是值得额手称庆的大事。同年6月30日,直接税署邀请工商界及学术界代表参加座谈会,听取各方对于简化稽征或是查账计税的意见。学界大多认为简化稽征已迹近摊派,如果公会组织健全,执行公允,尚可推行,但许多商人没有参加公会组织,简化稽征法即无法推行。......
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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